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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续)   柏桦

2010-05-24 10:22阅读:

“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出自《恶之花》中《乌云密布的天空》一诗)
接下来波德莱尔这种影响并未消退,如在海子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一种“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他甚至将此欢乐推向极端。
在他逝世前,他曾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在文章中,他说“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荷尔德林,早期的诗,是沉醉的,没有尽头的,因为后来生命经历的痛苦——痛苦一刀砍下来——,诗就短了……像大沙漠中废墟和断头台的火砖……”这些文字虽是谈论荷尔德林的,我却读出了波德莱尔式的冰和铁,让我见到他更象一个争分夺秒燃烧的波德莱尔。在燃烧中,他为中国文学引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西式闪电速度和血红色彩,这速度和色彩在他内心是如此光华逼人,以致于他的一切生活甚至生命都被这火焰焚烧了。心灵升向天空,肉体则搁浅大地。海子这种冒着烈火出入于天堂地狱的英勇决心也与波德莱尔一样,有一种弗洛伊德所说的死本能(death instinct)冲动,为此他们都达到了一种自虐式的极乐(beatitude)状态。说到死本能,弗洛伊德就是一个日日被死亡缠绕的人。40岁后,他便几乎天天想到死。按弗洛伊德的一般之表述,人对于死是毫无办法的,因此面对死亡这个母题,才觉得有许多话要说,而倾诉这些话语的最佳去处,莫过于文学,尤其是诗歌。因此,呕心沥血演唱苦难与死亡之歌的诗人不在少数。而死本能是一种趋向毁灭和侵略的本能冲动,这个冲动一开始都是朝向自己的。弗洛伊德认为死本能就是要驱策一个人直奔死亡,因为死才能使他真正平静。只有死亡,这个最后的休息地,才能使他完全解除紧张和焦虑。而海子也正是由于这一死本能的偏执与冲力,最后亲身赴死,以他年轻的生命完成了波德莱尔“某种积极的至福状态存在的可能性。”(艾略特语)为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可能性或这一特征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是非常引人瞩目的,它断断续续已持续了接近百年(如早期的李金发等),看来波德莱尔的“精神繁殖力”依然盛大不衰。
奥西普·艾米里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是俄罗斯白银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著名诗人、散文家、诗歌理论家。
<无题>神的名字像一只大鸟,/从我的掌中飞跑。/前方移动的,是浓密的雾,/后面,是空空的鸟笼,无鸟。1912年
<敏锐的声音鼓紧了船帆>我像自然一样贫穷,/我像天空一样单纯,/我的自由虚无飘渺,/犹如深夜里鸟的声音。
<我不知道……>以便找到枯草的鸣啼,/透过草房、梦境和世纪,/寻回已被窃走的/与玫瑰血液的联系。

艾布拉姆斯曾将两个关于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镜”,是外界事物的客观反映者;一个把心灵比作“灯”,是一种发光体,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艾氏将之用以描画西方思想史流脉,可谓妙矣,而若将这对譬喻运用于翻译史上的译者角色的定位,似乎同样不失其神韵。
中世纪之交,“诗人翻译家”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拉丁文《圣经》译者辈出。而文艺复兴一到,诗人文人纷纷钻研古典,哪一个不是用新兴的民族语言译出心仪的古典佳作,从而使得古人的诗行得以风华再现?这一传统一路绵延,引发了上个世纪中期的“寒山热”。寒山的诗作在中国本土默默无闻,经过翻译后,却在美国和日本大热,地位超过杜甫、李白等被中国本土奉为上尊的诗人,甚至成为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间“垮掉的一代”青年人的精神食粮。庞德也因其对唐诗的“不忠实”新译,引发了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唐诗因被赋予的新的文化内涵而有了一个在美国出生的新生命。
有关诗人的能耐,有的人夸张形容得不象话。「有一次,哲学家尼釆问,上帝已经死了,取而代之的是谁?/『诗人』,水仙花的鬼魂,王尔德忙不叠的介绍说。」(摘自周梦蝶的诗く诗与创造>)你看,诗人居然顶替了上帝的位置。法国诗人保尔·克洛代尔在所著【诗歌是艺术】一文中说:「诗人这个词的本身对拉丁人来说,意味着『先知』。」至于诗的伟大更是令诗人飘飘然。锺嵘在「诗品序」中形容诗可「烛照三才,辉丽万有」。西方有位现代诗人说,读了他的诗老年人不再去教堂,小孩子不看狄斯奈卡通。诗人应该是和那些揑泥巴的小孩一样,想揑成什么就是什么,所谓的诗简言之即「创造」。罗马尼亚诗人鲁·布拉卡说得好﹕「所有的科学家加在一起才能开辟一个世界;一个哲学家足能开辟一个世界;而一个诗人却能开辟许多世界。」
人是在雾中前行的人。但是当他向后望去,判断过去的人们的时候,他看不见道路上任何雾。他的现在,曾是那些人的未来,他们的道路在他看来完全明朗,它的全部范围清晰可见。朝后看,人看见道路,看见人们向前行走,看见他们的错误,但是雾已不在那里。——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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