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湘西世界里爱与美悲凉的成因
2014-09-28 12:11阅读：
摘要：对沈从文而言，文学是表现人生理想的工具，是”情绪的体操“，讴歌理想与人性，赞美青春与力量，赞美爱与美，发掘生活的诗意，尤其是在描写湘西生活的小说中，无论是写景状物还是写人记事，大都凝聚着生活的诗意。他笔下描绘的湘西民族地域生活，无论是自然山水，还是风土人情，都带有一种”世外桃源“般的色彩。
而透过这一切，给予时代深沉的凝眸与关怀，在很大程度上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旨归。
关键词： 沈从文 湘西世界
爱与美 悲凉成因
正文：
沈从文先生的一生艰辛坎坷，但创作丰收，他一生共出版了《阿黑小史》《月下小景》等30多种短篇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他带给了我们淳朴温爱的湘西世界，也讲述了扑朔迷离的、令人厌倦的所谓“文明大都市”。他的笔下有精致瑰丽的神话传奇和民间故事，也有凡间惊人的贫困与无限的愚昧堕落。他文体花样翻新，他的结尾意味深长，他的文字行云流水。但这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方式所有的表述，都充满了对人生和生命哲学思考，要么是饱含深情地表现着理想中的完美人性，要么是对完美人性的追寻。他认为“美在于生命”，以至于他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在围绕生命与人性的爱与美构筑神庙，但是，沈从文先生真的只想单纯表达这些爱与美的表象吗？在那清新脱俗的光影背后，究竟还藏着什么呢？
那么今天，我想重点探讨的是沈从文先生创作的乡土小说中，在湘西世界里那无限的几近完美的爱与美背后所折射的东西，那是无限的悲凉。不错，沈从文湘西世界里的爱与美是广阔无极限的，哪里都是风景，哪里都是温爱。然而这风景与温爱却是相互依存、水乳交融的。正是这些牧歌般的爱与美，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但到处却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
一、沈从文湘西世界里的爱与美
沈从文湘西世界里的爱不是某个个体，不是单一的某一类人，而是一个群体，甚至是整个民族。青年男女之间那热烈的情爱，亲人之间那血浓于水的亲爱，街坊邻居之间那真诚温暖的关爱，人对动物无限的悲悯与慈爱，对大自然天然交融的依赖。诸多爱的故事存在于几乎就是整个民族
的上上下下，弥漫在所有能触及的地方，每一寸空气里都能嗅出那有温度的醇厚。
当然，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除了那漫山遍野暖暖的爱意，更是人间一片干净纯美的天堂。各色的美丽让人痴迷，比如画样的风景，沈从文的笔下的风景是极有镜头感的，所有的光线、色彩、层次都恰到好处、浑然天成，比照片更有味道，比音乐更触动心弦。或色彩明丽、或气味芬芳、或纯朴古香。
人们常说：好山水会养人的！真是如此，在那么美丽的风景浸润下，湘西世界里产出的也几乎全是俊男美女，比如龙朱、比如翠翠、比如夭夭，还有阿黑等。也许你会发现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黑，可是那份黑竟一点也不会让人不悦，相反却让我们更加爱上他们饱满的健美、热血、善良与温婉。
那么除了美景之外，还有哪些是让人心头发热的场面呢？当然要数那滚烫、淳朴的民风民俗，比方那赛龙舟、比方那敬神除邪、热火朝天的场面，所有人都去看，简单的热闹、绝对的兴奋，真是对湘西人们率真、爽朗、纯真个性的最淋漓表达，哪怕有一些在”现代“观念中，它哪怕就是完全的迷信，可与他们而言，却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有那些，他们的生命才完整，不是吗？
那么，在沈从文笔下，当你阅近那无限的温暖与美丽之后，心底是否也会产生淡淡的忧伤和哀愁？是否总有那么一丝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揪着你的心呢？
二、爱与美背后的悲凉
(一)从作品角度来看
1.宿命悲哀
首先，从哲学范畴，当一个事物的某一面几乎达到极致时，那么它的另一面也就不攻自破了，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绝对的东西。李健吾曾评论沈从文的《边城》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①
就拿《边城》来作例吧！这个风景如画、人情美好的世界，必然也有它的悲哀之处。这个悲哀从故事本身来讲，可以从人事上说，也可以从自然上说，说到最后，人事上的悲哀和自然上的悲哀可以归一。茶峒的景色很美，翠翠很美，爷爷很善良，偏偏翠翠的父母老船夫的女儿为爱殉了情，丢下了一老一小，故事这样开始，也就从一开始便给罩上了无可逃避的宿命感。
翠翠与二佬滩送彼此喜欢，如果一开始就直接表达出来了，好像没有谁会反对，偏偏是，俩人的心思要经过许多的环节和曲折才流露出来。这中间，牵进了太多的人与事，老船夫最为操心，反被认为为人弯弯曲曲，大佬因为跟二佬用唱歌的方式竞争无望，就离家跟船去了，名字取老天保佑的意思的他却失事而死，哥哥死了，二佬的歌也不唱了，翠翠只在梦里朦朦胧胧听过一回，第二天要真真实实的听，却再也没有等来。因不凑巧而误会，结疙瘩，结果只好是悲剧。而这一切，似乎每个人都没有错，相反是每个人都特别的善良，都在为别人着想，努力地成全别人牺牲自己，最终的结局却总是天意弄人。
湘西的船夫、水手与吊脚楼的妓女都是沈从文着墨较多的群体，他们可以看做是作者湘西世界中两相对应的意象群。就船夫与水手而言，”他塑造了一群粗狂而真诚，硬朗而乐观的湘西水手形象，他们在急流险滩中勇敢地拼搏着自己整个的一生。他们在往返奔波的闲暇之余，真诚而朴素地追求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感情，这一切都突显了他们在悲剧命运中对生命本真的感悟以及淳美人性的景仰。因此，他们以独特的人生特质而成为沈从文理想家园中的重要角色。
“天”这个概念，在沈从文的许多作品中似乎非常重要，“天”不是自然，在沈从文的思想里，自然和人事是并列在同一个层面的两种现象，人可以在自然中“长养”，接受自然的“教育”，也可以在人事中历练，接受人事的“教育”。“天”都是笼罩自然和人事的东西，它有意志，有力量安排人事、干预人间。更重要的是，“天”的意志并不在乎人的意愿，即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
宿命式悲哀的，实际上也是湘西世界整个民族悲哀的宿命，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频繁战乱是密切相关，在那样的环境、时代里，许多事情许多时候人们的力量是毫无办法、显得异常单薄和苍白。
2. 民族自身的缺陷
提到民族的缺陷，很自然会想到了鲁迅。
但沈从文和鲁迅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作家，但是，在他们之间，在他们的文学深处，对待民族忧思和对人性悲哀的一面，却能够发现埋藏着某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致性。如果我们能够重视青年鲁迅提出的“百心”的概念，那么几乎就可以说，沈从文正是一个保持和维护着“白心”思想和感受的作家。仅就“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迷信”，其中包含着与精神“本根”相联系的“白心”，而这一点，在《长河》第一章的末尾，就有生动、亲切、自然的描述，它是这样写的：
当地大多数女子在体力与情感两方面，都可成为健康淳良的农家妇，需要的不是认识几百字来讨论妇女问题，倒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系的常识和信仰，如种牛痘，治痢疾，以及与家事有关收成有关的种种。对于儿女的寿夭，尚完全付之于自然淘汰。对于橘柚，虽从经验上已知接种选种，情感上却还相信每在岁暮年末，用糖汁灌溉橘树根株，一面用童男童女在树下回答“甜了吗？”“甜了！”下年结果即可望味道转甜。一切生活都混合经验与迷信，因此单独凭经验可望得到的进步，无迷信掺杂其间，便不容易接受。但同类迷信，在这种农家妇女也有一点好处，即是把生活装点的不十分枯燥，青春期女性神经病即较少。不论他们过的日子如何平凡而单纯，在生命中依然有一种幻异情感，或凭传说故事，引导到一个美丽而温柔仙境里去，或信天委命，来抵抗这种不幸。迷信另外一种形式，表现与行为，如敬神演戏，朝山拜佛，对于大多数女子，更可排泄她们蕴蓄被压抑的情感，转换一年到头的疲劳，尤其见得重要而必需。‚
这渗透在湘西世界里世世代代的“迷信”，如果设想将其铲除，可以说湘西人民生活的完整性必然遭到严重的破坏，他们的感情、信仰和精神就会失去正常循环的流通渠道，他们的日常起居，生产劳动和生命状态就会变得“枯燥”，从而引发种种的问题。
然而，就因为这样，愈说明迷信色彩在湘西人们的眼中，心中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血液的一部分，是要用来解放欢乐和严肃的心境的。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些“迷信”与习俗，尚是阻碍现代进程的，需要改造，需要革新，需要扫除，需要破坏。“现代”的野心，是要占领和覆盖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然而，三十年代湘西的情形，不过是“现代”过程刚刚开始的情形。生活的完整性必然会处在“常”与“变”的痛苦里。那么，他们生活的悲哀也是必然的了。
3. 异族的侵扰
凤凰，它的来历确实有些不同寻常，只由于几百年前满人治理中国土地时，为了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民，派遣了一队戍卒屯丁驻扎，方有了城堡与居民。“凤凰地处黔北、川东、湘西间极偏僻的角隅上。清朝顺治三年，清朝为了镇压苗民，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和政治的的的措施，在五寨司设镇竿协副将。清康熙三年，为辰沅永靖道治。康熙三十九年，又将沅州镇总兵官移驻五寨司城，将镇竿副将换防驻沅州。康熙四十三年，苗人向化，裁去土司，置凤凰营于今县城，在凤凰山的原凤凰营地设置通判。通判本应管理地方行政，但当时土司大权在握，形成土流并存的局面。雍正七年，设
辰沅永靖兵备道。
乾隆元年，改沅州为府属兵备，十六年改凤凰营为凤凰厅，通判升为同知。嘉庆二年，凤凰厅升为直隶厅，属湖南布政使司。湘西苗族流传的史诗《休巴休玛》，记录了苗族先民不断迁徙的历史。当他们还定居在“占楚占菩”（楚国江汉江淮流域）的年代，“繁衍如鱼如虾，收获堆积如山；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坚；生活越来越好，树屋盖瓦砌砖；女的戴银戴金，男的穿绸穿缎；牛马满坡满岭，猪羊满栏满圈”。后来遭到恶鬼“枷嘎”“枷狞”的破坏，被迫离开富饶的平原，迁往“高戎霸凑”（武陵山区边缘地带），在泸溪峒重新建设新的家园，“男的又来立家立业，女的又来积麻纺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炊烟绕过九十九岭，歌声响彻万里长天”，不料恶鬼追赶而来，“祸害遍及九十九岭，世上人间住不成家”。苗族七宗七房反抗失败，只得像“河里的鱼逆水而上”，从大河边被赶到小河边，从小河边被赶到小溪边。一次又一次的创业，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向更贫瘠的地区迁徙。比如像《长河》里的老水手。
到了明末清初，中原汉族人口激增，为解决人口与土地矛盾，不断侵占苗疆，而苗人已经退无可退守无可守，致使汉苗两族为争夺生存空间时时兵戎相见。苗族被一步步逼入西南山区的高寒地带，生存环境更趋恶劣。如今已经很难想象苗族的先人当年是如何扶老携幼，恋恋不舍告别昔日的家园，一步步深入猛兽出入无常林深不见天日的湘西腹地的。苗人爱唱山歌，但即使是在今天的一些十分欢愉的场合，苗歌出口仍然会让人听来凄凉哀伤。故谚曰‘苗疆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此非苗人生性好乱，实因地狭人稠，为生计所迫。”
ƒ
这个小城，从存在的因缘上讲，与大部分因交通、物产、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等因缘而存在的城市之间的不同，就非常明显了。”试将那个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地孤城，约有四千到五千左右的碉堡，五百以上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头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的极有秩序。这些东西在一百七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坐蠢动的边苗叛变的。两实际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赤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如此颠沛流离、频繁战乱，居无定所的血泪历史背景，湘西世界里的人们的生活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也可以说这是他们悲哀生活的最大灾难。
（二）从作者创作的历程来看
1. 作者个人的成长经历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作为30年代文坛独树一帜的声音，作为几经社会历史风雨愈见其文学价值的艺术存在。他看世界、写生活的独特的视角，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学魅力了，更是一种人格魅力的价值体现。他当时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统治空前黑暗的时代，社会制度日益腐败，革命的浪潮此起彼伏，历史正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这特定的历史氛围中，沈从文作为一个“乡下人”与“知识者”的双重身份，他的凝眸是痛苦的，他的思索是沉重的。
当兵与从文的截然不同，走遍湘西与走向北平的人生转折，湘西文化与都市文化的激烈冲撞，这一切都在促成沈从文一部部不同作品的诞生。他说：“在一般城里知识分子面前，我常自以为是个“乡下人”，习惯性情都属于内地乡村型，不易改变。”他决心一辈子“努力做个硬朗的人，保持湘西人的长处，不敢堕落丢地方人的丑。”就是文坛把他除名，他仍要做个不卑不亢的“乡下人”。自幼生活在湘西，1917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颠沛流离的沈从文，开始阅读湘西这本大书，浪迹于千里阮水，因此在船夫乡民、村妇小姑、贩夫士兵的底层人民的生活中，沈从文“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而这一切为日后沈从文的创作、当教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对他的文学生涯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20岁走出湘西，沈从文奔往北平，沈从文“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从童年时代的生命融入故乡山水，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到从军流浪，目睹了黑暗社会带给自然与生命的不幸，这一切驱使沈从文到湘西之外的广阔世界寻求人生答案，也促成了他从乡村世界到都市世界的跨越，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跨越。在北平，沈从文出入于京师图书馆，旁听与北大课堂，辗转于知识分子之间，并以创作的辉煌成就而进入大学任教。这种知识分子生涯，一方面使他痛苦地感受到“五四”运动之后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另一方面，帮助他站到“五四”文化革命高度关照中的传统文化。于是“乡下人”与“知识者”的双重身份便为认识社会、反映人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参照系。他不得不在逐利忘义、人性沦丧的都市里生存、生活和发展，但精神向往和情感记忆又沉浸在朴素的乡村世界；无法忘怀乡村的旧梦，仍要执著与民众灵魂与人性的新生；既用乡村保留的传统文化批判否定都市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又以“五四”革命文化观念重塑名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心声“（朱光潜语）
沈从文在人生、创作与文化态度上看似矛盾的种种表现，正是他有着双重角色的文化人格的具象反映，表现在具体的作品中，那纯粹的爱与美背后，即是无尽的悲凉。这个阶段也是作者一段痛苦的思索着的阶段。
二、寻求个人与民族的希望
纵观沈从文的创作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学阶段。基本上是到三十年代中期，或者说《边城》这样的作品完成之后就差不多了，如果要一个明显的标志，可以以一九三六年《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划出一条边缘模糊的界限，而此作的出版，等于是十年创作的一个总结了。
第二个阶段：是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结束的时候，这是一个从文学到思想的阶段，越是往后去，思想的成分越重。第二个阶段就是思想者的形象。这个思想者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思想者，你没法说他思想得很通透，他的思想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和现实粘连纠缠的厉害，不能圆通。但也就是这个痛苦，粘连纠缠和不能圆通，特别有意义、有价值。
第三个阶段：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他去世。这个阶段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学者的阶段，或者说是一个知识分子实践的阶段，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在一个变动的时代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安身立命。他要找到那个位置，要在那样一个位置上安身立命，那是付出了很多代价的。这种代价，不是被动的承受，而是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去追求意义和价值，苦难和整个创造事业的主动追求是紧密相连的。
从这样的区分里，来看沈从文一生的创作历程，他几乎是始终在不知疲倦的写着关于一条河的故事，一条历史长河的故事。原因只有一个：他爱家乡。当然，如果仅仅是把沈从文的创作停留在一种疗伤与极尽可能的构筑属于他个人故乡的乌托邦，那是把沈从文的文学世界看小了。他真正想做的是用自己供奉的希腊神庙，给在全个民族在空间和时间下所有的好处和坏处“的人去看。
从某种层面，甚至可以说鲁迅和沈从文在对待国民性的忧虑，对人性拷问的思索上是一致的，只是他们的经历、性格、志趣、思想等等方面不同。或者说鲁迅和沈从文在与生活世界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们的对待方式是非常不同的：鲁迅是能够且善于从平常中看出不平常的极端敏感的天才，而沈从文是把不平常也当做平常来接受的那么一个人，比如他写的《看杀人》。他看到的直接是杀人，而非鲁迅通过“象征”性事件看到的是令他忧愤的“国民性”及其现状。鲁迅是质疑的，沈从文是容纳的。在沈从文看来：生活世界的真实就是这样，而鲁迅则要拷问：这样就对么？”从来如此，便对么？“这，便是鲁迅。当然沈从文也不因为生活世界如此便对，只是他在质疑对错之前，先接受生活世界本身的”教育“。比如看杀人，沈从文并非冷漠麻木的看客，他正是因为看众多杀人的真实经历，深刻地“教育”了自己，成为建构自己的人事现象中重要的因素参数。他在叙述怀化镇的生活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切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把头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使我对于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的生活里长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来，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的忧郁强悍不像一个”人“的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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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沈从文在《边城》题记里这样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实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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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便是沈从文创作的真正动机，源于爱，却也为这份沉甸甸的爱怀着深深的悲哀！
1.
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传》，《李健吾批评文集》，郭宏安编，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2. 沈从文：《长河
。人与地》，《沈从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3.
沈从文：《从文自传。我所生长的地方》，《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页，244页。
4.
沈从文：《从文自传。怀化镇》，《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页。
5.《沈从文小说 。鉴赏版》陕西出版社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3年4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第3页
6.《沈从文精读》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年7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