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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年，母亲又患疾病，服用我处的方药而获全愈。因此，我就回想起先父的内伤，伯父的瞀闷，叔父的鼻衄，幼弟的腿痛，亡妻的痰积，他们都因误服药物而死亡。每忆及此，心胆摧裂，痛苦的难以回忆。但是我仍然疑虑自己学习《素问》还不够详明。到四十岁，又拿来研读，考虑到自己素质愚钝，所要我朝夕钻研。对疑不能明之处则暂时搁下，对那些可以通晓之处则必求其精通。这样又过了四年，而得到罗太无（讳知悌）做我的老师，又读了刘河涧、张子和、李东垣、王海藏等人的医书，开始领悟到由湿热相火而产生的疾病最多。又从中知道了医生读书，没有《素问》就不能立论，没有《本草》就不能处方。有方剂而无理论，就没有办法认识病情；有理论而无方剂，又凭什么去模仿效法呢？张仲景之书，详于外感方面有论述，并且对药物的性味论述详明；李东垣之书，则详于内伤方面的论述。医学之书，至此开始完备；医学之道，至此开始明确。因此，我就不能不对《和济局方》产生某些疑问。“局方”的流行，从宋朝到位现在，无论东西南北，已经蔚然成风，这难道没有它的缘故吗？细细地想来，由湿热相火产生的疾病，自王冰注释《素问》以来，这个道理已逐渐湮没不明，到了张子和、李东垣诸老前辈，才开始有所阐发。至于人的一身阴常不足而阳常有余这个道理，虽然在《素问》中记载得很详备，但是，上述诸老前辈仍然未能加以阐发而使之彰明，这就是“局方”盛行的缘故。我不隐瞒自己的荒疏和浅陋，把自己的认识写在书上，并且记述了《金匮》的一些治法，以此论证“局方”的不够完备，偶尔还加入一些我个人的意见，附在后面。古人把医学作为学者研究事物的道理从而获得新知的手段，所以我把自已所写的书题名为《格致余论》，不知最后是否真能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后之君子，幸而予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