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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铜红釉瓷器起源问题 的思考

2012-09-09 20:09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746826877

关于铜红釉瓷器起源问题 的思考

(原载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二十一辑）

摘要：本文认为，唐代邛窑“铜红釉”瓷器的产生是邛窑前朝高温“釉下彩”瓷器发展的必然； 邛窑所在地区具有烧制“铜红釉”瓷器的原材料条件；邛窑先进的施釉技术和烧制工艺为“铜红釉
”瓷器的烧制创造了工艺技术前提；从比较学上看，元代景德镇窑“釉里红”瓷器与邛窑“铜红釉”瓷器共性突出，体现了承继关系。在此基础上，重申：“邛窑最早烧制成功了铜红釉”的观点，并结合实物概括了邛窑“铜红釉”的特点。

关键词：“铜红釉” 邛窑 起源及其依据


“铜红釉”瓷器是我国的传统的彩色装饰瓷器之一，它是以铜作着色剂，用含有适当比例的铜元素色料在坯体上描绘所需的各种纹样，然后经高温还原气氛一次烧成的鲜艳的红釉瓷器。如果，这种以适当的铜份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红色明显地存在于透明釉的下面，在釉里显现出悦目的红色，故也可称“釉里红”或叫“釉下红”。这是我国古代瓷业的重要成就之一。
中国传统习惯以红色代表吉祥与富贵，因为纯正铜红釉的呈色稳重，敦厚，既壮丽，又朴实，烧成后的特点是：沉着，热情，从而成为人们喜悦乐用的瓷器装饰颜色。
高温铜红釉瓷器是在生坯上挂上含铜元素的釉料后，入窑经1250-1280C的温度一次性烧成的。在高温状态下，铜离子的发色对于温度和气氛都非常敏感，要想烧制出美丽的红色，必须即要掌握好恰当的温度，又要控制好窑炉的还原气氛，否则，便功亏一篑。所以，历朝历代烧制铜红釉瓷器的成品率都很低，产量也稀少。据史料记载和传世品看，明代宣德以后，景德镇红釉瓷器即少有烧制，成功的釉里红瓷器十分罕见。除含铜元素的矿物质原料告罄外，主要原因就是技术上难以达到。据成书于万历十九年黄一正所著《事物绀珠》载：“嘉靖窑回青盛作，鲜红土断绝，烧法亦不如以前，惟可烧矾红色。”难怪明代隆庆、万历及其以后，传世品中已不见纯洁的高温铜红釉瓷器。直到清代康雍时期方才恢复烧制，将高温铜红釉工艺继承和发扬开来。
资料统计表明，元代传世和出土的铜红釉瓷数量屈指可数，唐代的“铜红釉”瓷器更是少得几乎无人知晓 。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都一致认为：“釉里红”瓷器或成熟的“铜红釉”瓷器产生于元代中晚期。
在过去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笔者曾就四川邛窑与湖南长沙窑的关系问题同湖南的同仁们有过激烈而友好的学术探讨，其中涉及“铜红釉”瓷器起源问题。
2005年9月，我在浙江省博物馆编辑的学术刊物《东方博物》（第十四辑）上，发表了《关于“邛窑和长沙窑关系”争论的若干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针对周世荣先生所说的“唯独‘铜红釉’是长沙窑所独创”的观点，表达了以下不同的看法：
“笔者的观点是：邛窑最早烧制成功了铜红釉，但在当时或许是偶然的，或许是掌握了此工艺的优秀工匠水平还不很高，或许是有烧制铜红釉技术的优秀工匠还极少，而邛窑的工匠到了长沙后，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继续努力，将铜红釉工艺又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见图一、二）
“从比较学的角度看，邛窑制瓷粘土和釉料所具有的多样性是当时全国各个瓷窑所不及的，这就决定了邛窑产品的多样性和产品色彩的多样性。不同粘土和釉料的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质不同，特别是所含的金属元素不一样；即使是同一金属元素，其存在于粘土中的具体形态也不一样，可能是化合物，也可能是单质。各种金属元素的离子或粒子都有发色的本能，陶瓷颜色釉就是利用某种金属元素的粒子或化合物作为着色剂来呈色的。例如，在氧化气氛和还原气氛下，铁的呈色就是绿、蓝和红，铜的呈色就是赤、黄、褐、茶和青、黑，等等。”
“邛窑的工匠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了解和掌握了不同粘土和不同釉料的不同特点，运用不同的工艺，扬其所长，配制出不同的釉色，烧制出了各式各样的、色彩斑斓的陶瓷器，其中包括釉下铜红在内。”（见图三）
笔者还在这篇文章中，写到：“不赞同周先生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否定长沙窑的辉煌成就”。作者认为：长沙窑和邛窑一样，其瓷器的彩绘工艺（釉下褐彩、釉下绿彩、釉下红彩、釉下红绿彩、釉下蓝彩和“釉里红”等），不仅丰富了唐代瓷器的装饰艺术，而且，对后世釉下彩绘的继续发展和青花瓷器、成熟“釉里红”瓷器的产生，开了先河，在工艺上为后世奠定了基础。
笔者高兴地看到，在今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民间赛宝大会上，笔者关于“釉里红”瓷器的出现邛窑早于长沙窑的观点和邛窑研究的新发现将改写《中国陶瓷史》的观点，得到赛宝会专家组的认同。
遗憾的是：由于信息资源的缺失，来自景德镇的一位专家误认为，被评为铜奖的“釉里红”瓷器是迄今为止邛窑发现的唯一一件“釉里红”瓷器。这对于长期关注和致力于邛窑瓷器研究的笔者来说是不能够接受的。
笔者认为，有必要专门行文，并公布相关实物资料，就邛窑最早烧制成功“釉里红”瓷器的问题公开笔者的全部研究成果和观点：
关于铜红釉瓷器起源问题 <wbr>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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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邛窑“铜红釉”瓷器的产生是邛窑前朝高温“釉下彩”
瓷器发展的必然。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张福康先生在《邛崃窑和长沙窑烧造工艺》一文中说：“釉下彩最常用的着色剂有铁、铜、钴三种，这些着色剂，特别是铁和铜的氧化物，很容易受到酸、碱、盐及各种腐蚀性气体的侵蚀。但由于彩料层上面罩着一层化学性质非常稳定的厚厚的透明釉，故彩料层得到保护而不受侵蚀，即使埋在地下或侵泡在海水中经历千百年而其色不变。”因此，长期以来，在古陶瓷研究领域，人们都一致公认：这种釉下彩的技术是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瓷的技术基础。从工艺上讲，只要用钴料或铜料做着色剂，在坯体上涂抹或绘画，再罩上透明釉，入窑烧制，青花或釉里红瓷器就产生了。
在中国陶瓷史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釉下彩瓷是1983年南京雨花台长岗村出土的一件三国青釉釉下彩壶和三国晚期江西洪州窑出土的青釉褐色点彩瓷器。此外，六朝时期浙江瓯窑、越窑青瓷中也有许多釉下褐色点彩作品。然而，四川的出土的釉下彩绘瓷器也并不比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晚多少，出土于四川忠县西晋崖墓的黑彩斑纹青瓷钵和德阳黄浒镇西晋太康元年墓的黑彩斑纹青瓷钵，就是考古证据。如果认为这两件彩绘瓷器尚不能确定其生产窑口，因而，不足以为据的话，那么，出土于东晋时期成都青羊宫窑、邛崃固驿窑、灌县金马窑的大量“点黑彩纹”的实物标本，便是不可否定的证据。陈丽琼先生在邛崃十方堂采集到的南朝笔绘黑彩花草纹盘口四系壶，上用黑彩书有“永”、“元”二字，“永元”系南齐东昏侯萧宝卷（公元499--500年）的年号。
陈先生对成都青羊宫窑、邛崃十方堂窑、灌县金马窑、双流牧马山窑、邛崃固驿窑进行过多次调查，在这些窑址发现了隋朝时期“较多的釉下彩绘纹瓷器”。陈先生在《四川古代陶瓷》一书中写到：“这些窑址都有相同的釉下彩绘纹饰出土，如不标明出土地址，便很难区分它们的窑口”。陈先生在书中概括了四川邛窑隋代釉下彩的特点，即“多在灰白釉、白釉或米黄釉底色上彩绘纹饰，也有在青釉和褐釉底上施以白彩的，多装饰在敛口钵上或碗的内外壁。其纹样有联珠纹，是用小彩点联缀成圆圈形，多以四至七个不等的圆圈组成纹饰，也有大圈套小圈的；早期则多单圈。后期出现双圈及线圈纹组合纹样”。现藏于重庆博物馆的釉下彩斑点纹青瓷高足盘，有用黑彩书写的“仁寿四年”（604年）年款，表明其产生于隋代。
据此，笔者认为：即使四川邛窑出现的釉下褐色点彩不算最早的，但是，釉下斑彩和黑、褐、绿三色高温彩绘瓷的出现是最早的。与全国其它出土过釉下彩瓷器的窑址和地区相比较，邛窑出土的釉下褐色点彩瓷器、釉下黑、褐、绿三色高温彩绘瓷器、黄、绿、褐、蓝等数种颜色为基调的高温彩绘瓷器和低温彩绘瓷器以及三彩瓷器品种多，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是连贯不断的，持续的时间也最长，有一个清晰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毫无疑问，陶瓷工艺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只有邛窑在工艺和时间上，具有“釉里红”产生的高温“釉下彩”基础 。

二、邛窑所在地区具有烧制“铜红釉”瓷器的原材料条件

在景德镇，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元代工匠赵全能无意将铜钱掉进窑炉的瓷坯上，使瓷碗烧出两个圆圆的红颜色，从而，认识到铜可以做画瓷的颜料…… ，进而，通过多次试验，终于烧制出“釉里红”来。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事实是：邛窑最早烧制成功以铜、铁着色的多色彩釉，到唐、五代时期，釉色计有青绿、青黄、青灰、绿、深绿、浅绿、油绿灰白、乳白、蓝色、酱褐、黑、黄、米黄、茶黄、菜子黄，深浅不同的色彩近三十几种。据史料记载：“黄者如金，黑者如漆，绿者如玉，青绿苍翠可爱最为贵重，棕釉而有花纹，或釉彩如窑变者最难得，其釉水无美不备”。
在中国陶瓷史上，用铜着色的高温釉彩品种中，最少见的是乳浊绿釉。中国古代掌握乳浊绿釉生产技术的只有邛窑和长沙窑。
最早用铜元素作为着色剂来装饰陶瓷，始于汉代的铅绿釉，这是一种在低温铅釉和氧化气氛中呈现的绿色。到了唐代，邛窑以铜元素作为着色剂来美化陶瓷，当其使高温石灰碱釉在氧化气氛中变化时，则生成美丽的绿色；而当其使高温石灰碱釉在还原气氛中变化时，则生成美丽的红色。大量的邛窑瓷器及其残件表明：邛窑烧制出的各种绿色的瓷器是比较多的，但烧制出的各种红色瓷器也绝不只是一件、两件，仅笔者掌握的实物证据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见图：1--18）
据成书于南朝的《本草经集注》记载：“生益州峪及越西山有铜处，铜蒸熏即生空青。”何谓“空青”？“空青”就是铜青石即蓝铜矿，亦称石青。
笔者以为唐代邛窑高温绿釉和釉下红彩瓷器所使用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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