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三国志演义》
《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所谓“历史演义”，就是用通俗的语言，将战争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
第一节《三国志演义》的成书、作者与版本
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是一个分裂的时代，足智多谋之士，能征惯战之将，荟萃于一时，不必添枝加叶，自有许多热闹的故事，这便成为民间艺人和演义家绝好的题目。三国故事在隋代已广泛流传，据杜宝的《大业拾遗记》记载，隋炀帝观水上杂戏，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节目。唐初时有些三国故事已“得之于道路，传之于众口”（刘知几《史通·采撰》）。李商隐《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足见三国故事已喧腾众口。至北宋时，“说话”艺术中已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如霍四究）。苏轼《东坡志林》载：“王彭尝云：深巷中小儿薄劣，其家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说明三国故事不但艺术效果好，而且已有明显的“拥刘反曹”的倾向性。宋代的这些话本没有流传下来，现存早期的三国讲史话本有元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印的《三国志平话》和内容大致相同的《三分事略》（是近年在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其故事已粗具《三国志演义》的轮廓。张耒《明道杂志》载：“京师有富家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金元时期三国戏大量涌现，现知元代及元明之际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杂剧剧目就有60多种。
由上约略可知，《三国志演义》的素材主要来自三大系统：正史系统；讲史系统；杂剧系统。罗贯中在此基础上，“据正史，采小说，征文科，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创作出这部历史演义的典范之作。
作者罗贯中生平材料很少。元末明初贾仲明（1342—1423）的《录鬼簿续编》（或谓无名氏作）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1364年）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至正甲辰”与罗见时贾22岁，估计罗应在五六十岁，据此推测罗生卒年可为1315—1385年间。明王圻《稗史汇编》云：“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清顾苓《塔影园集》卷四《跋水浒图》、徐谓仁《徐炳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等，说他曾客于张士诚幕中。这些都不知是否可靠。罗有多方面艺术才能，小说除《三国演义》外，还是《水浒传》的编写者之一。今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皆署罗贯中名，怀疑为后人伪作。杂剧剧作存目三种，今传《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现存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元年（1522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该本共24卷，分240则，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题“晋平阳候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以后的新刊本多从此出。至《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评语系明万历、天启年间无锡人叶昼所为，假借李卓吾之名以行，故亦释“伪李评本”），将240则合并为120回，回目也由单句变为双句。今存嘉靖至天启年间有不少书名为“三国志传”的刊本，如《新刻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相批评三国志传》等。此和“演义”系统的本子孰前孰后，谁接近罗贯中的原本，目前尚存在不同看法。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以李卓吾批评本为基础，参考了“三国志传”本，对回目和正文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增删，并作了详细的评点。这种简称为《三国演义》的一百二十回本就是后来通行的本子
《三国志演义》的思想倾向
《三国志演义》主要是写魏、蜀、吴三国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记事起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终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全书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1——33回），主要写汉末动乱、群雄并起以及曹操平定北方、势力壮大的过程。第二部分（34—85回）写刘备集团的崛起以及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三国鼎立、互相争雄的历史。第三部分（86—120）写三国归晋的过程。
统观全书，作者显然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
一、《三国志演义》倡导“仁政”的政治观念，意主“忠义”的人格观念，推尚“智勇”的人才观念
刘备是作者全力歌颂的仁君典范。理政新野安抚百姓，百姓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所以“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当新野遭败，带领十万百姓向江陵转移，诸葛亮劝其暂弃百姓先行，他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诸如此类的情节，与其说是敷演史实，毋宁说是写出了百姓的希望。
与刘备相对照的是曹操。刘备入川时，曾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他所遵奉的人生信条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曹操处事以取人心为准则，如（1）黄奎妻弟苗泽为夺黄奎之妾，向曹告密，使曹破获董承、马腾等人的谋反案，事后却杀了苗泽，言：“你为一妇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义之人何用？（2）杨松接受曹操贿赂，为曹做内奸破张鲁，夺南郑，后曹骂杨松卖主求荣，杀之。（3）削发代首，以收人心。（4）“挟天子以令诸侯”，高举匡扶汉室，统一天下的旗帜，取得政治主动权，孙权上书劝他称帝，他一针见血指出：“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等等。
《三国志演义》在人格建构上的价值取向，是以恪守“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全书写人论事，都鲜明地以此来区分善恶，评定高下，而不问其身处什么集团，也不论其出身贵贱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一律加以赞美。特别对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作者更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他们塑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关羽的“义”在本质上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回报与温情，与江湖上流行的道德精神是息息相通的。关羽这个形象在民间越来越被神化，反映了广大人民对他的崇敬，而不仅仅是由于历代的统治阶级不断地予以尊崇、追封的结果。
小说对智与勇的歌颂，关乎到人才的延揽与使用，“三顾茅庐”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小说之所以对此情节不惜虚构，大肆渲染，盖在于以此树立一个“礼贤下士”的典范，并借以抬高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地位。小说还进一步写道：
却说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关张二人不悦，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待之太过！又未见他真实效验！”玄德曰：“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两弟勿复多言。”关、张见说，不言而退。（第39回）
这种鱼水相谐的关系，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理想的君臣关系：在政统中是“君臣”，而在道统上则是“师友”。
曹操更懂得人才的重要性。当他为王修冒死哭祭袁谭的精神所折服后，感叹道：“河北义士，何其如次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用，则吾敢正眼觑此地哉！”（第33回）在同一回中还写到，他在袁绍墓前总结彼败己胜之原因时说道：
昔日吾与本初共起兵时，本初问吾曰：“若事不辑，方面何所可据？”吾问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丧，吾不能不为流涕也！
二、“拥刘反曹”倾向的实质
1、历史回顾：在历史上，曹、刘孰为正统的问题，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
（1）西晋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2）东晋人习凿齿《汉晋春秋》首次以蜀汉为正统；（3）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4）南宋朱熹著《通鉴纲目》又以蜀为正统。
对此，《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三国志》云：
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
罗贯中接受朱熹《通鉴纲目》的观点，以蜀汉为正统，与他所处的元末“人心思汉”的时代精神相一致。
南北朝至宋元，民间则一致持“拥刘反曹”态度。其形成原因有二：
一是从曹丕篡汉后，曹魏统治四十五年，始终战争不断：西晋凡51年，而八王之乱达16年，东晋103年，中原十六国纷争，南北朝对峙169年，直到隋中国才统一。北宋至元末，历时约300年，汉族又受契丹、女真、西夏、蒙古少数民族的战乱，人心思汉，远非一日，故把蜀汉作为“汉家”政权的象征，曹比北方金蒙统治。二是刘备以“仁义”治国，与曹操的“奸诈”形成对立。人民群众总希望当政者为“明君贤相”。因此，在刘备，诸葛亮身上寄托了他们的政治理想。
3、“拥刘反曹”思想产生的深层内因是中国人的文化心态更认同刘备而否定曹操。A、曹操用人“以权术相驭”，而刘备用人“以性情相契”（赵翼语）。曹性多猜忌，刘则以诚信为本；曹氏弟兄同母相煎，刘关张异姓似骨肉。B、中国文化向来重视伦理关系，刘备集团恰好符合“忠义”的最高准则。
三、深沉的道德悲剧色彩
《三国志演义》把刘备、诸葛亮、关羽等君臣作为理想中的政治观念的化身，仁君、贤相、良将的典范而大加称扬，然而历史的发展恰恰事与愿违，暴政战胜了仁政，奸邪压倒了忠义，竟连超凡入圣的诸葛亮也无力回天，不得不发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浩叹，无可奈何地将一切归之于“天命”或“天数”，流露出作者对于理想的幻灭、道德的失落、价值的颠倒所感到的一种困惑与痛苦。杨慎的一首《临江仙》词之所以被后来用于篇首词，正乃添加者对罗贯中内心困惑与迷惘的窥探与展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诸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三国志演义》是一部悲剧，也是一部呼唤传统文化精神的史诗。
四、人物形象
刘备是“仁君”典型。他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处友以诚，待人以宽，爱民如子，推
行仁政，胸有大志，躬行仁义，以至“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但是，现实与理想是矛盾的，刘备为实现王业，就必须采取手段：如（1）为防曹操警觉，以后园种菜为韬晦之计。（2）挑拨曹杀对已有恩的吕布。（3）夺荆州、攻四川的行动，并不符合他所鼓吹的“仁义宽让的原则”等等。以至造成“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的客观效果。
诸葛亮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以此更显示这一人物形象的高大。他是古代“贤相”的典范，又是忠贞与智慧的化身，他是作者根据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愿望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尽管以悲剧结局，却更显示其崇高的地位。《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小说却一反其说，把他的谋略写得出神入化，如鲁迅先生所言：“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诸葛亮惊人的智慧和绝世的才能，实际上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的总结。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热忱，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宗教承当精神，他的理政才干和军事智慧，使他已成为一个集贤相、军师、知识分子等多重角色于一体的符号式人物。
关羽是“义”与“勇”的理想化身，过五关斩六将为“义”，“义释曹操”亦为“义”。他一生英勇，蔑视敌人，气吞山河，但又骄傲自大，刚愎自用。这些优点和缺陷集于其身，导致其悲剧发生，引起人们的同情与崇敬。正是其“缺陷美”，与赵云的“完美”相比，似乎更具艺术的魅力。
曹操是“奸雄”的典型。小说一方面写他雄才大略，智谋超人；另一方面又渲染其阴险狡诈，多疑猜忌，嗜杀成性。一方面尊重大才，爱护人才，另一方面又忌才妒能，虐杀人才。他是事业的成功者，但又是道德的失败者，成为民众道德法庭上的被告，当了“白面奸臣”。
第三节《三国志演义》的艺术特色
一、虚实结合的创作原则
清章学诚说《三国志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丙辰札记》）此话尽管带有史学家的偏见，但也说明了《三国志演义》的创作原则。由于它是“演义”小说，不是历史教科书，所以艺术虚构必不可少，套用黑格尔的话说：“我们固然要求大体上的正确，但是不应剥夺艺术家徘徊于虚构与真实间的权利”。（《美学》第1卷353—354页）
作为“历史演义”，全实则死，全虚则诞。罗贯中较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辨证关系：（1）按照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和对生活的认识，将历史材料加以重铸，而并非照搬历史和图解历史。（2）根据艺术创作规律，对人物进行典型化概括，使其性格更加鲜明集中。具体做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1．对历史事件采取移花接木之法：如斩华雄史为孙坚，改为关羽；“草船借箭”本孙权所为，改为孔明；“怒鞭督邮”本为刘备，改为张飞。
2．借历史的影子来想象铺排：如“三顾茅庐”，《三国志·诸葛亮传》只有十二字记载：“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罗却将此敷演得曲折生动，形象逼真。另如《三国志·吕布传》载：“布与卓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共14字，罗将其敷衍成“王司徒巧设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的大段故事，想象丰富，活灵活现。
3．采录民间故事：如“桃园三结义”，“关张古城会”，“蒋干中计”，“华容道释曹操”，“五丈原禳星”等皆是。
4．改动史实，重新构思：如张辽本为主动降曹，却改为刘、关劝降；传奇性的“单刀赴会”，本是鲁肃、关羽两军相遇以后所发生的，并非一个人叫周仓拿了单刀去赴会，而是双方将领的阵前会谈，就连周仓这个人恐怕也是虚构的，历史上有无这个人，只有作者自己知道。另如马谡是否被斩，陈寿提供了三种互不相同的说法，这是无法说清的一个例子，罗贯中不仅让诸葛亮挥泪斩了马谡，而且还插入一个“空城计”，真实的情况是对方不曾来追击，大将也并不是司马懿，而是张郃。但这些改动和重构，却对人物塑造起了重要作用。
二、人物形象塑造
全书出场人物为1183人，具有鲜明个性的有四五十人。其写人物，与它的截然分明的道德评判相关联，有一种“类型化”的倾向。其特点是突出甚至夸大了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舍弃了次要的方面，从而创造出一批具有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如奸诈雄豪的曹操，忠义勇武的关羽，仁厚宽宏的刘备，谋略超人的孔明，浑身是胆的赵云，心地狭窄的周瑜，忠厚老实的鲁肃，老奸巨猾的司马懿……这种单纯鲜明的性格，有点像戏曲中的脸谱化，容易为读者所把握。（按：却遮蔽了人物复杂的性格构成和内心活动）
其采用的手法主要有：
1、出场定型。如曹操少时即奸诈成性，刘备从儿时游戏中即显出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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