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生命观及其对当代教育的意义
2010-06-03 14:38阅读：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活，在时间延绵中的积淀和演变，便形成为独特的文化。文化浸润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生生不已的生命。在儒家哲学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文化中，“生”一直是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易传》说“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儒家是把生命放在生生不息、与时偕行的时间之流中进行认识和诠释的。“生”既有生命的意思，又有生存和生活的意思，这三层意义是融合在完整的生命意义当中的。生命是砥砺人格的精神之道，这不仅包括对个人和他人生命的尊重和爱惜，更重要的是体悟生命之德性，成就乐天知命达观的人文生命精神。生命是人生的精神内涵，而生存和生活则是生命的外在形式，表现为日常的工作和各种群体关系。生命内在的精神之体，是通过外在形式之用而体现的。
儒家的整体生命观是把生命贯穿于生存和生活之中的，这对于当代教育中存在的道德教育和知识技能教育相分离的状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拟以《论语》和《大学》为主要文本基础，对儒家的生命观进行论述，并对当代生命教育进行探讨。
一、生命涵养与人格砥砺
儒家的生命观，在以孔子和《论语》为代表的先秦儒家那里，即是仁与礼。仁是儒家的生命根柢，是自我生命涵养之道，是砥砺个体精神生命之道。而礼则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是通过日常生活和生存体现生命之仁道。仁和礼构成了儒家的整体生命观，在《大学》中则展开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仁”在《论语》中共出现109次，是孔子儒学的核心思想。仁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内涵，涉及为仁的基础、为仁的方法以及仁道的生命境界，三个方面统合在一起，展现出儒家哲学生命成长的历程和境界。
生命的涵养起始于自觉地认知内在生命中真诚的一面，这是为仁的基础。
“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
“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孔子用一正一反规定“仁”的内涵。“刚毅木讷”代表的是人自然生命本性中
“直”的一面，精神培养首先是发现为仁的基础，亦即仁之端。人必须有真性情，这种真性情来自于自然生命的本真，这种本真虽然还未达到人文生命的内省自觉，但孔子认为这近乎仁，是为仁的基础，而人文生命的内省就发端于这种“直”。和“直”相对的是“伪”，那些巧言令色的人以外在的伪装掩饰自己，表面上装作善良但内心充满诡诈，这种“伪”是远离仁之端的。
《论语》中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直”和“伪”。在《子路》篇中，一个人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儿子不愿意自己父亲所作的坏事被人知道，就帮他隐瞒了。孔子认为隐瞒父亲的过错这是作为儿子的真性本然，这是“直”。同样的事情，叶公认为儿子站出来指证自己父亲偷羊是直，孔子认为那是“伪”，是“罔”。虽然从今天的法律规范来看，儿子为父隐瞒偷羊这件事是不符合法的，但孔子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指证是出自非本性的，而隐瞒是出自于本性的。
另一个故事是在《公冶长》篇，有人向微生高借东西，微生高家里没有，他向邻人借来又转借给别人，孔子认为这也是“伪”。微生高自己没有，本可以直接告诉借者自己没有，这是“直”。没有却向人借，这里就有“伪”的成分在里面，这样做事就不是出于自性本真。孔子在这里强调，为仁之端需要从本真的一面寻找，从“伪”的那里是找不到的。
同样的道理，“樊迟问仁”，孔子回答：“爱人”（《论语·颜渊》）。这种爱也是出自人伦关系中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自然生命本真之爱，由这种爱推广出去，才能成就人文生命之博爱，爱的培养是由身边开始的。
后来曾参在《大学》中把孔子所说的自然生命之本真称之为“明德”，“明德”是自然显明的生命本真，发扬和扩展此生命本真即称为“明明德”。孟子进一步把此“明德”细化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四端是人之为人的本真规定性，缺乏这些“明德”的规定性，人就不能区别于动物。不断地在生活和生存中显扬这些“明德”就是成就人文生命的“至善”，知道了何谓“明德”，何谓“至善”，就知道了生命内省之所“止”。
知道了所“止”是人文生命之发端，而追求“至善”则需要在生命成长中不断地砥砺人格至于完善。“至善”之道即是为仁之方法，孔子把它凝练为“忠恕”二字。孔子告诉他的学生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其他学生问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何谓忠恕？《论语》中的两段话可以看作是对忠恕的解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
也》）
对于“为仁”的方法，孔子也是从正反两方面规定的。自己不想要的，不想别人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从自身的角度换位思考，就不要施加与别人身上了；自己期望得到的需求，在满足自己的同时，要想方法使得别人也能够满足同样的需求。这是从自身出发换位思考，拓展“明德”的方法。《大学》对此进一步解释说：
“所恶于上，毋以事下。所恶于下，毋于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
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
之谓絜矩之道。”（《大学·传之十章》）
自己不愿意上级对我的方式，就不要以这种方式对付自己的下级了。不愿意下级对自己欺瞒，就不要以此欺瞒对付上级。前后左右处事无不如此，即是夫子所说的“一以贯之”。朱熹进一步把“一”解释为尽己和推己，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从生命的体用方面来说，尽己是内省仁道生命之体，而推己是通过生活中的具体事项体现仁道生命之用，以用显体达到“止于至善”。
在为仁之方的精神砥砺过程中，孔子强调中庸之道。中庸是为人处事的方法，是经由智慧对于事物的一种权衡，是仁道在具体事物中的体现。首先，儒家讲的中庸并非是好好先生那种毫无原则的，不分是非的“乡愿”之爱，而是依从大众的普遍道德而建立好恶。“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中庸之道必须明确善恶，只有“泛爱”而没有恶就不是仁爱，中庸是扬善抑恶。
其次，中庸强调处理事物的权衡。衡犹如一把秤的横杆，权如同秤锤，要保持秤的平衡，锤的重量必须根据所秤之物的重量而变化，这是中庸处理事务的辩证性。
“可以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论语·子罕》）
有些志于学，但所学未必是仁道。有些人学习仁道，但未必能在礼中实践仁道。有些人实践仁道，但把礼当作死规矩，用死办法应付一切事情，这就是“未可与权”。中庸不是一个不变的原则，而是根据具体事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孔子所说的‘“允执其中”、“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是“时中”，是通过知人、知事权衡后得出的对事物的判断，是一个动态的分析认识过程，而非对不同意见静态地折中。
再者，对中庸的评价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中庸章句》）过和不及都不是处理事物的最佳方式，而最佳的方式是“高明”。“高明”不是主观的自我评价，评价必须是出自民众。对于事务处理评价的高低，最终决定于民众的评价，这是处事“民本”的中庸，而非个人独断的中庸。
《论语》中并没有详述中庸之道的精神修养次第，《大学》则在这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次第说明。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经文章》）
知道精神修养之道所应止，心中就有了确定的志向，志向清晰就不会被其他的说法所干扰，内心自然清静；以清净心处事自然泰然安稳，安稳才能行事思虑周详，经过周详思虑才能权衡事物，才能有得。明白事物的本末，了解事物发生的起始原因和结果，分析事物发生发展的先后次序，掌握了这三个环节，中庸之道自然显现。《大学》所论述的精神修养之道，即使在今天，依然是极具价值的处事之道。
二、人文生命的精神境界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文生命的内省是“由己”的，通过砥砺人格达到的结果是“成人”，即道德生命的“至善”。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
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
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在孔子看来，“成人”的理想标准是兼具臧武仲的智慧、公绰的寡欲、卞庄子的勇猛、冉求的才艺。兼此四子之长，则能穷理尽性，寡欲养心，勇猛力行，应事才艺，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这样就能德成于内而文见于外。人文生命仁道体用结合，成就道德的“至善”。退而求其次，也应该见利而考虑合理与否，见危难而肯挺身而出乃至付出生命，久贫而不忘记平生的承诺，能够做到如此，在孔子看来，就是君子了。
从利与义、危难与命、贫与志的关系来看，孔子儒学始终是把人的德性生命放在自然生命之上，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坚守德性生命的原则。在利与义，首先考虑的是义。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
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富贵是人之所欲，然而君子是不会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得到它的。贫困是人之所不欲，然而君子是不会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极力摆脱困境的。是否把德性生命之义放在首位，是孔子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君子即使是吃饭的功夫也不会离于仁，即使是仓促匆忙、颠沛流离之际也不会离于仁。在食与道、贫与道之间，君子是“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食”。（《论语·卫灵公》）对于那些有心志于道而又耻恶衣恶食者，孔子认为这类人是不足与论道的。
仁道是内在的生命之体，贯穿于自然生命之中成为人文德性生命。“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论语·子罕》）对于德性生命的这种志向，君子是不会动摇的，即便是身陷困境，依然矢志不渝。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
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孔子在陈国粮食都吃光了，随从也病了，子路不满地问：君子也要如此受穷么？孔子告诉子路：君子即便身处困境，仁道不失。孔子被囚于匡地，孔子自信天道流行德行在身，匡人又怎么能耐何他呢！这是孔子对仁道的自任和自负。另一次孔子路过宋国时，桓魋误认为孔子是阳虎就把他抓起来了，并声称要杀了他，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这里表现的是德性生命在困顿中显现出的乐观的生命境界，这种境界来自于仁道的自觉、自任和践行仁道的坚定志向。德性生命是对于自然生命的超越，当自然生命受到威胁时，即便是“杀身成仁”，也必须维护德性生命的尊严。
德性生命的这种超越还体现在颜回穷居陋巷的自得其乐之中。
“贤哉回也！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