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创造的过程的角度谈林语堂《京华烟云》的创作
2011-10-31 13:55阅读：
（一）林语堂其人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林语堂是一个经历非凡的，很有个性，也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在20世纪中后期，曾有人这样评价林语堂：“全世界大多数的外国人只知道中国有两大文人：一位是德配天地的孔夫子，一位是学贯中西的林语堂。而事实上‘夫子之道’也多半是经过这位林语堂先生的彩笔介绍给外国人的。”（见1965年7月28日《联合报》大陆社纽约航讯）。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为了了解中国而读了林语堂的书，他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个美国人都仍然有用。”可以说，林语堂其人，其文，在中国，尤其是在西方世界，拥有令人难以企及的影响力。
<一>早期的生活经历
林语堂出生在福建龙溪（即今漳州市）的一个农民家庭，和其他家庭不同的是，他的父亲是一个教会的牧师，因此林语堂从小就受到了基督教义的熏陶，可以说他是一个地道的乡下人。他曾是基督教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最初的梦想是成为和父亲一样的牧师，但在对科学的学习中他对基督的教义产生了怀疑，这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他在毕业后到清华大学英文系任教。在这里他真正接触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深深地被它的魅力吸引，他终于认识到自己以前接触到的基督教义是多么的渺小。在清华执教三年后，他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同年，他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并在一年后获得博士学位归国。林语堂在这段时间内的生活和学习的经历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
<二>思想——两脚踏中西文化
他的思想包罗甚广，有西方的基督教义的痕迹，也有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他对这些不同的文化有了一个很好的融合，使得这些思想在他的生活，乃至作品中能够和谐有机的融汇在一起。他在作品的创作中接受并融合了东西方的宗教文化，宗教文化对于林语堂是有着极其独特的意义的，是贯穿他一生的重要问题。他的文化思想﹑人生信仰及创作道路的发展变化，都与宗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9年，林语堂在创作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的同时，写过一篇长文《我的信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大体上我可以说：在
我们的脑筋里上帝是愈来愈伟大，人是变得愈渺小，而人的躯壳即变得愈纯洁，灵魂不灭的观念却亦愈模糊了。因此与信仰宗教有关的重要概念，如上帝、人类、罪恶，及永生（或得救）均得重新加以检讨。”“真诚的基督徒惶惑不安了。新的真理总是使人不安的，正如突如其来的亮光总使我们的眼睛觉得不舒服一样。……旧的宗教的外形是变迁至模糊了，然宗教本身还在，即将来也还是永远存在的，此处所谓宗教，是指游于感情的信仰，基本的对于生命之虔诚心，人对于正义纯洁的确信之总和。……人的灵性亦并未受到影响。道德的境界乃非物理定律的势力所能及的。”他强调自己“是一个天性甚喜研究宗教的人”，自己的人生哲学是“对于人生，对于生活，对于人类社会，以及对于宇宙和上帝，一直在竭力采取一种合理的，并在可能的范围内，调和的态度。”“人类社会和人类本性的不完善，正使我感到人生的兴奋。”。这些可以看做是林语堂的人生观。它们说明：林语堂的人生观与其对宗教文化的体认有着直接的联系。把握林语堂接受宗教文化的思想轨迹，也是我们认识理解林语堂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基点。
（二）关于《京华烟云》
1938年，林语堂在国外开始以英文创作小说。虽然他以后的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并曾经自许“我的雄心是要我写的小说可以传世”，但真正能显示并代表林语堂思想和艺术特质的作品主要还是他自称为“语堂三部曲”的《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和《朱门》，其中尤以《京华烟云》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大。
<一>京华烟云的创作动机——个人与时代
该书是林语堂旅居巴黎时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间创作完成的长篇英文小说，并题献给“英勇的中国士兵”，原书名《Moment
in Peking》。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军民奋勇抵抗，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此开始。林语堂的创作与当时国内的政治背景不无关系，他人虽在国外，但国内战争和政治局势的变动对林语堂的影响是切实存在的。书名的并题“献给英勇的中国士兵”即是对此的一个说明。这是其一。
其二，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翻译。林语堂原打算将《红楼梦》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但因故并未能译成，（具体因何故则未被明显提及，或许提过，但我目前还未查到），于是决定模仿《红楼梦》的结构来写一篇长篇小说，即是《京华烟云》。这是被放在最明处的一个动机，在《京华烟云》的多个版本的序言中被反复的提及，以至成为阅读过该书的人无人不晓的事情，但这个毕竟只是一个非主导的动机。
<二>材料的储备——冠盖满京华
如果说哪座城市最能代表中国现代文化，无疑是上海；但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城市，在四大古都中，则是非北京莫属的。因为它不仅是金元明清四朝古都，还是历代的军事重镇，更因为它具有丰富的文化积淀，是一座古老的文化之城，是中国文化的象征。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与北京文化毫无关系的人可以说是几乎不存在的，因为这座城市与中国近千年来的文化息息相关，文化底蕴悠远深厚。林语堂作为一位现代作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比较而言，他对北京文化显然更为关注，几可用“萦于魂梦”来概括。除了家乡，吸引他最多的就是北京。
他最早踏入这座城市的时候只有21岁，到清华大学教书。据林太乙说，林语堂在北京，“游北海﹑中南海，其中包括光绪皇帝被囚禁的瀛台。他到紫禁城观望，到中央公园，其中苍松翠柏，都是百年老树。卧佛睡在西山，玉泉喷出晶莹的泉水。还有长城﹑明冢，这一切都是他向往已久的古迹，住在北京，就等于和中国历史溶为一片。”在北京他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这种无知非普通意义上的无知，而是一种文化的缺失。生长于一个教会家庭的他，对西方文化有着远超过同时代人的了解，甚或是熟识的，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他是近乎无知的，甚至不知道孟姜女哭长城的典故。他开始读红楼，学习北京口语。逛琉璃厂，向旧书店的老板求教，与他们探讨中国古书的出版问题。从上海到北京，对林语堂而言，不仅是一次地域的转变，也是一次文化的位移，从现代进入传统，有基督教文化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
正是在北京生活的这一段经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创作中多有体现。北京成为林语堂创作的一个母体，无数的作品都与此关联。冠盖满京华，是林语堂永远无法忘却的梦境，那是对中国文化的根脉的一种寻找和坚守。
这一经历在京华烟云中多有提及，其中的很多的情节多得益于这一时期的经历。正式因为这个原因，其中的很多描写都能给人一种真实自然的感觉，仿佛身在其中一般。谁又能说木兰﹑莫愁和立夫游西山的那段言论不是他自己游山时心中所想。
阅读《红楼梦》，对他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不是对《红楼梦》有着足够的了解和把握，也是无法写出如今的《京华烟云》的。红楼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简直可以称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对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系统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
对中国古代经典的学习，特别是儒释道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更是对他的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基督教义对他的影响也多有体现。
<三>创造过程——造化神奇在乎红楼一梦
在《京华烟云》的构思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那本被国人奉为经典之作的《红楼梦》。作者自己也说是在写一本模仿红楼的书，因此在全书的架构上都以红楼为蓝本，其中所变动的不过是一些浮于外的东西，内里的本质，我们可以这样说，它就是一部《红楼梦》。不论是京城中的曾姚牛三大家族，还是其中人物形象的设置，都能明显地找到红楼的痕迹，这种痕迹并非浅浅的一划，而是极为深刻的。这种深刻或许是作家自己都未能预料的。
作家对情节的设定状似随意，实际已循了旧路。他将三大家族放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洪流中，正如红楼中的四大家族在一个大厦将倾的时代里挣扎一般。从庚子之变到抗日全面爆发，这三大家族的命运起落。一步步的设定，在最后都指向了相同的结局——大家族的倾覆，似乎是时代使然，其实也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必然。就像姚思安说的，没有永远不衰败的。若富人之子永远争气，也是不可实现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亦五世而斩。这世间的兴亡起落都是如此。他在最后写到木兰的儿子去从军，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了。他对中国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大家族的覆亡，新时代的到来，一切都是崭新而明亮的。
<四>创作中一些技巧的运用
在具体的创作中，他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来描写人物的性格和外貌特征。木兰和莫愁的对比在文中就曾多次出现。两姐妹的外貌，命相，为人处事等等都是在对比中进行的。在这种对比中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二人的特征，使她们的形象更加地鲜明具体。
人物思想的对比更是明显的。曾老爷的思想与姚思安的思想，与年轻一代的思想的激烈对比，更是从某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旧时代必然消亡的某些原因，对全书思想的表达有重要的作用。姚太太对待儿子和女儿的不同教育方法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一些方面的合理之处和弊端。
(三)对《京华烟云》的一点看法
《红楼梦》中的“家庭－文化”叙事给了他一个不可替代的参照系统，并在景物描写﹑心理描写和其他方面也多有借鉴。但也正是对红楼的过分关注而使他被它掣肘，成为了他创作中难以逾越的高峰，在它的面前，自己无形中就矮了下去，更别提去想什么超越了。
但京华烟云能自成经典，也有自己的个性。姚木兰的形象就不是前人作品中可以找到的，他将故事的背景放到了一个全新的背景之下，也足见其功力。
《京华烟云》之所以经典，主要并不在于继承了红楼梦的种种传统，而在于它自身的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评其为“小红楼”，是基于对它客观方面的总体分析。但我们必须独立地欣赏它，否则它将淹没在红楼梦的巨大光环之下，失去自身的价值。
参考书目：
《林语堂与中国文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7月
《林语堂大传》 王兆胜著
《Moment in Peking》林语堂英文原著林太乙前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