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南疆—南越国历史专题陈列，是2021年建院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有“百越之地”“秦定岭南”“守疆营土”“万里同风”四个单元。秦汉南疆—南越国历史专题陈列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南越文王赵眜墓的出土文物为核心，按器物的材质、类型、功用等予以展示，但对西汉南越国整体历史面貌的叙述相对不足。共有200余件（套）精品文物，其中一级文物1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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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南疆—南越国历史专题陈列，是2021年建院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有“百越之地”“秦定岭南”“守疆营土”“万里同风”四个单元。秦汉南疆—南越国历史专题陈列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南越文王赵眜墓的出土文物为核心，按器物的材质、类型、功用等予以展示，但对西汉南越国整体历史面貌的叙述相对不足。共有200余件（套）精品文物，其中一级文物13件。
朱雀鎏金铜顶饰。此为漆木屏风构件之一。朱雀昂首展翅，伫立在一个方座之上，原通体鎏金，出土时仅存斑点，自颈以下及双翅遍刻鳞片状羽饰。方座四面饰有火焰形纹饰。
人操蛇鎏金铜托座出土于南越文王墓，通高31.5厘米，横长15.8厘米，是屏风下面转角位的构件，青铜铸造，通体鎏金，共两件。托座中一个越人身穿短袖右衽上衣，下着露膝短裤，赤着双脚，口中衔着一条两头蛇，双手抓蛇，双腿夹蛇，四蛇相互缠绕，向左右延伸。
泰子金印（复制件）方形、龟钮，印台长 2.6 厘米、宽 2.4 厘米，通钮高 1.5 厘米，含金量 98%强，重 74.7 克。印文阴刻小篆“泰子”二字，有边框和竖界。印系铸制，又经局部凿刻而成。印面光平如镜，铸制工艺比 “文帝行玺”印更为精致。在传世玺印中没有印文作“泰子”的印章，此次出土系首次发现。据研究，泰子即是太子。墓主赵眛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之孙，不应封称太子，所以推测这枚“泰子”印应是赵佗之子，赵眛之父的遗物。这位当年的太子竟活不过他的父亲，未及嗣位就死了，将“泰子”印留 给了他的儿子赵眛。眛死，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将它们（另有一枚玉质“泰子”印）一起放入墓中。
鎏金铜铺首。棺椁位置的周边分布6个大型铜铺首，前后两头各1个，两侧各2个，位置是对应的。这6个大铜铺首原分别钉嵌在髹漆的外椁壁板上。铺首的大小造型及纹样都相同，双目圆睁，粗眉上扬。口大张与面颊同宽，上髭及两嘴角髭是上卷。上齿毕露，缺两个犬齿。两耳作卷云形，末端向内卷曲，鼻梁呈三截凸起，额顶中凹，其上加一卷云纹饰。顶的两侧发式显绞索形，未端向内卷曲。大鼻衔环，环径14.5厘米。圆环铸出3组带饰。带的木端成穗状下垂，其上饰浮雕式卷云纹。在每组带饰上还残留有裹扎着的宽幅丝带。铺首通体鎏金，眉间和上下眼脸用黑漆勾画线纹，两睛亦涂黑漆，尚留斑点可认。铺首背面横一方柱形插榫，长8.5厘米(可知原椁板厚度在10厘米以上)，插榫贴近铺首背处宽广4.4、末端宽广3.5厘米。呈前宽后敛的锥柱形。插榫表面有朽木痕。以D131的为例，通高30、宽29.2厘米，重6.95公斤。
南越王赵眜之墓中随葬了大量的铜铁兵器，是南越国当时武备发展的一个缩影。其中的部分器物还有明显的秦文化特征，如张仪戈、弩机、铁甲等。此外，因墓室面积较小，墓中并没有随葬车马实物，而是以模型代替，可惜模型漆木已毁，仅留下鎏金车饰件和马器饰件。秦统一岭南后，特别是南越国时期，铁工具才广泛运用到生产中。南越王墓出土了120多件（套）铁制生产工具，农、渔、工各门类俱全，为南越国时期出土铁器最多的墓葬，反映了南越国时期渔农并举和手工业迅速发展的历史状况。
“华音宫”铭款器盖残片，“华音宫”未见于史籍记载，应是南越国自主设置的宫殿。其宫殿名或与陆贾出使南越、修复汉越关系、为南越王赵佗带来了中原故事——“华夏之音”有关。其命名寄托了南越王赵佗对中原故土的思念之情。
文帝九年铜勾鑃，在这些勾鑃的表面，都阴刻着两行平行的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说明它们是在南越文帝赵眜在位第九年（即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的时候由乐府制成的，同时也反映出南越国内也设有乐府这一音乐机构（因为汉朝的“文帝”是谥号，生前不用，这里只可能指南越文帝）。在这八字铭文的正下方，还分刻有“第一”到“第八”的序号，与其大小正好对应。铭文为“物勒工名”制度的体现，即实行责任问责，保证生产质量。这是岭南地区第一次发现青铜勾鑃。
镏金铜壶，南越王墓出土了大量青铜酒器，反映了当时的饮酒之风。这里展示了一组酒器，有铜壶，铜瓿、铜钫等。其中铜壶、铜瓿、铜钫、铜壶都用来盛酒。铜除盛酒，还可用于温酒。南越王出土的酒器数量巨大，说明当时饮酒之盛。
“蕃禺”汉式铜鼎于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南越王墓出土4件汉式铜鼎和3个越式铜鼎的器身有“蕃禺”或“蕃”的铭文。番禺就是今天的广州，它在秦朝时是南海郡的郡治，南越国时为都城。这件“蕃禺”铜鼎说明广州建城至少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是广州城市建设史的重要物证。
印熊饰空心砖残件，之前在宫殿遗址区也看到过。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苍梧”铭款陶器残片。“苍梧”是郡国名，在今广西及湖南零陵交界处。《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南越王赵佗曾封赵光为苍梧秦王。根据湖南里耶秦简和湖北张家山汉简《奏讞书》所录秦代文书中有关苍梧郡的记载，结合广西贺州铺门西汉早期城址和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在秦和西汉南越国时期，苍梧就已存在相当于郡、国一级的行政建制。
“左夫人印”鎏金铜印，墓中东侧室出土。
铜框玉盖杯，杯体呈八棱筒形，座足呈喇叭形，杯身是一个鎏金铜框架。有上下两截，上截嵌入8块竹片状的玉片，下半截嵌入5块心形的玉片。玉盖杯的盖子外沿也是一个鎏金铜框，盖顶嵌入一块青玉。出土的时候，铜框玉盖杯用多层丝织物包裹。
主棺室头箱出土玉壁。大玉璧直径33.4厘米，内径9厘米，厚0.7-1.1厘米，青玉质地，深绿色中带有白斑。璧面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区，内区和外区各刻有3个和7个双身龙纹，中区为篱格涡纹，三区纹饰及内沿之间均用陶纹作隔带，外沿则为单线弦纹。大玉璧表面有四道丝带缠绕的痕迹，边缘微损。南越王墓共出土5件三区玉璧，大玉璧是其中最大，也是目前所见西汉时期最大的完整玉璧，堪称“璧王”，它对西汉玉器的研究极具价值，也是南越王时期的玉器使用和丧葬文化研究的重要实例。
「景巷令印」鱼钮铜印，在墓前室出土。据发掘报告考证，景通影，与永同音通假，故「景巷令」即「永巷令」。永巷令通常以宦官充任，其职掌据《汉官仪》记载，为「掌宫婢侍使」。鱼钮印章在秦时已经存在，目前已知的铜质鱼钮官印共13枚，总的来说，鱼钮官印具有时代上的阶段性与明显的区域性，甚至可判定为南越国官印的特征，说明南越国官印体系沿用秦制。而在这一体系中，鱼钮官印为最低一级钮式等级。
蒜头纹银盒。波斯风格，为“舶来品”。
错金铭文铜虎节。
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专题陈列。瓷枕始烧于隋，流行于唐，繁荣于宋金元，之后逐渐衰落。其产地遍及大江南北，釉色纷呈，造型多样。蕴含丰富文化元素的瓷枕不仅反映出胎釉、烧制等工艺技法，而且体现了审美与实用的和谐统一。作为古代常见的日用器具，瓷枕以独特的艺术趣味与人文精神备受人们青睐。
晚唐河南巩县窑烧制三彩印花扁方形枕，黄釉纹胎扁方形枕。
晚唐河南巩县窑烧制绿釉素面椭圆形兔座枕。
北宋江西景德镇烧制青白釉如意形狮座枕。
清代广东石湾窑烧制的蓝釉开光堆塑八仙花卉纹长方形枕。
南越文王墓发现40周年特展。该展览以“惊世发现”“万年永保”“推陈出新”和“薪火相传”四大主题，展示了出土文物、资料图片以及多种工具用品，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南越文王墓发现以来走过的40年岁月。
前室石门铜铺首。南越王墓的两道石门上，各有两件铜铺首，其造型与南越王棺椁的椁板上所钉嵌的六件鎏金铜铺首相类似，尤其兽面造型，几乎一致，均为饕餮纹，区别之处在于所衔的铜环。墓门上的铺首所衔铜环为圆形无纹饰，而棺椁上的铺首所衔铜环上饰有与兽面相类似的局部纹饰，整体装饰效果更强。下面为玉剑饰，南越王墓共出土了58件玉剑饰，按剑首、剑格、剑珌、剑璲四件一套组成,其中有完整的剑饰8套。南越王墓出土玉剑饰数量之多、构图之奇巧、工艺之高超，堪称汉代剑饰之冠。
鱼形陶响器，乐舞作拍节用器，鱼形中空，内装砂粒，摇之发响声。两面饰篦点或圆圈纹，象征鳞片。共出九件,大小相近，胎质坚硬，火候较高。
鸮足铜烤炉，为西汉青铜器，长27.5厘米，宽27厘米，高11厘米。1983出土于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墓，此器造型别致，四足为鸮形，鸮两足着地，脊背顶负炉盘。炉壁上各铸有两对小猪，猪嘴朝天。根据研究，烤炉上的两对小猪造型为最早的烤乳猪实物形象，与史籍记载相互验证，在当时已经开始流行吃烤乳猪。
各种考古勘测检测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