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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读书笔记（二）国学泰斗王国维

2012-02-16 17:2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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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泰斗王国维
彭华
《南渡北归》书中提到的“头戴瓜皮帽，拖着小辫子，颓丧萎靡的清朝遗老”讲的就是国学泰斗王国维。1877年，浙江海宁上空，一颗硕大的文星闪烁，旷世奇才王国维横空出世。其貌不扬，身材廋小，脸庞黑黄。这个被鲁迅说成“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被胡适说是“人很丑，小辫子，样子很难看的”清朝遗老，外形虽丑小，可“肚子里的学问，可谓是江河湖海，浩瀚无涯，并世罕有其匹。”“正应了那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古训。”
治学三境界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王国维治学有其独特的感悟，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到：“古今之成大事
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即（一）学海无涯，首先要勇于登高远望，确立自己高远的奋斗目标；（二）路漫漫兮而求索，披荆斩棘，废寝忘食，坚持不懈；（三）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正值困惑难以解脱之际，还要咬牙坚持，成功就在恍然间。这就是成功者的心情与境界。
王国维是一位通才。“早年立志研究哲学，美学，继而词曲，通过自己的天才加勤奋，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及后世的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的思想理论，有独特的研究和深刻洞见。凭借“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求学治学精神，王氏经过多年的钻研，终成利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达到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奇境界”。
王国维“首先提出‘美育’一词，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教育理论，明确提出教育之宗旨为培养‘完全之人物’为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王国维“在历代古器物，甲骨钟鼎，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以及殷周秦汉古史的考释研究领域取得惊人的成就”。
王国维“更为惊世骇俗和令人敬佩的是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成果。他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研究这一视若生命的一生追求，最终以不足50公斤的廋弱之躯，轰然撞开了迷蒙隐遁几千年的殷商大门。中国有文字的历史，一下子向前延伸了近一千年。王国维也因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学术贡献一举成为甲骨学的鼻祖和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语）。
“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学术和标高论，自史学之祖司马迁之后，历经二千多年，王国维横空出世，他‘不仅‘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吴宓语）其学问博大精深，是继写出《三国志》的大史学家陈寿死后一千六百年来，历代史学家不能匹敌的。正是有了如此伟大的创举，后人遂有‘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不知高山之高’的名言警句”。
受聘清华导师轶事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了末代皇帝溥仪，王国维这个“帝师”自然就当不成了。恰逢清华学校为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筹备创办国学研究院。因仰慕国学泰斗王国维等人的国学气势，曹云祥校长特聘王国维为研究院的导师（教授）。才有了胡适等名流三请王国维的轶事。
胡适一请王国维：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托胡适向王国维转交聘书，并让胡适对其就研究院性质与教授程序进行了一番解释，对于清华抛出的别人望知欲滴的橄榄枝，王国维开始还居然不接受，后经胡适说和，又用自己的汽车拉着他到清华园转了一圈，他始有进清华的念头。
吴宓二请王国维：清华研究院院长吴宓再次登门，专门针对这位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气制订了一套方案，入乡随俗，先行三拜大礼，然后再提聘请之事。王国维深受感动，觉得这个吃过洋面包的年轻人很尊重自己，“乃决就聘”。
三请却是王国维请示逊帝溥仪：作为满清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的王国维，对于清华的聘任，他觉得应得到皇上的“恩准”才行。他“在家中吭吭哧哧地憋了几天，硬着头皮偷偷地跑到天津“张园”，在‘面奉御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后”，才放心就任清华国学院导师之职。
王国维到校后，又出现一花絮——鉴于王国维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曹云祥校长请他出任国学研究院院长，他却以“校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曹云祥校长复请吴宓任之，吴宓乃就主任之职”。至此，王国维与梁启超，及年轻的“海龟”——赵元任，陈寅恪等四人正式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共同担负起清华园培育英才的重任。
王国维神秘离去疑云种种
王国维在清华执教两年，学问越发精进，但仍时时以“津园”为念，每年春节都要去觐见皇上，常为“有君无臣”而忧虑。1927年5月，北伐军挥师北上，听闻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等一代名儒被杀，王甚为恐惧，“常与陈寅恪，吴宓等朋友密谋应变之策。有人劝他避居国外，但他踌躇不定，只是深夜枯坐居室流泪”。6月1日，王参加了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及下午的“师生叙别会”。师生畅谈别情，席中，王国维举止雍容淡雅，谈吐甚畅。最后“王国维与众师生作别如平常”。而后与陈寅恪畅谈至傍晚。晚上“在家中会见学生，依旧是谈笑和怡”。6月2日王国维早餐后，8点去研究院办公，还与同仁谈及下学期招生事宜，随后离奇地向事务员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纵身一跃，沉入湖底”。从其遗体衣袋中寻出一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等字样的简短遗书。“一代国学大师由此告别了凡尘滚滚，充满血腥，苦痛悲伤的世界，时年51岁”。悲哉！哀哉！

王国维离奇自尽的原因，众说纷纭，至今仍争论不休，有所谓的：“殉清说”、“自殉文化说”，“逼债说”、“妻妾出轨受辱说”。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其认为王国维“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怆结局而死。其一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世风日下的现实作出的近似‘尸谏’的抗争。”大师虽死，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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