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周济是最早注意并讨论“应社词”问题的人。他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之“应歌应社词”条中说：
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然美成《兰陵王》、东坡《贺新凉》，当筵命笔，冠绝一时。碧山《齐天乐》之咏蝉，玉潜《水龙吟》之咏白莲，又岂非社中作乎？故知雷雨郁蒸，是生之菌，荆榛蔽芾，亦产蕙兰。
周济认为，“应歌”、“应社”的作品，虽大多是没有意义的“无谓”之作，但也产生过一些名篇。作为著名的词学理论家，周济是说影响很大。只是周济的辩证思想往往被有意无意地阉割了。薛砺若先生著《宋词通论》，持论大多公允，但在“应歌应社词”问题上却有失偏颇。他在《北宋与南宋词风的一般比较和观察》一章中特设《应歌与应社两大主流》一节，几乎是全盘否定“应歌应社词”的“内容”和“含义”。他说：
周介存说道：“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论词杂著》)。这“应歌”、“应社”之说，最能说出两宋词风变易的主要原因。北宋词多半作过即付乐工或妓女以资歌唱，故只求声调之谐美，往往忽于文辞的内容，此即周氏所谓“有无谓之词以应歌”者是也。南宋词(指中末期而言)多系文人一种团体——词社——的聚欢酬唱之作，纯为文人雅士的消遣资料，其下等的作品仅系一种“应社”的“无谓”作品了。他们因为有此应歌应社两大动机与事实上的不同，所以他们的观点与趋向，亦向两条路上发展了。故就大体论之：北宋词在能得声调之谐美，以自然入胜；南宋词则立求体制之雅正，以技巧工丽见长。
……自此以后，词的地位，虽然日益升高，而其歌诗的含义，反逐渐丧失了。它离开了民众，离开了一般人的欣赏，只供文人于结社集会时，一种唱和与消遣的资料了。
薛先生不但认为“词社”之兴盛已成为改变宋词发展方向、
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然美成《兰陵王》、东坡《贺新凉》，当筵命笔，冠绝一时。碧山《齐天乐》之咏蝉，玉潜《水龙吟》之咏白莲，又岂非社中作乎？故知雷雨郁蒸，是生之菌，荆榛蔽芾，亦产蕙兰。
周济认为，“应歌”、“应社”的作品，虽大多是没有意义的“无谓”之作，但也产生过一些名篇。作为著名的词学理论家，周济是说影响很大。只是周济的辩证思想往往被有意无意地阉割了。薛砺若先生著《宋词通论》，持论大多公允，但在“应歌应社词”问题上却有失偏颇。他在《北宋与南宋词风的一般比较和观察》一章中特设《应歌与应社两大主流》一节，几乎是全盘否定“应歌应社词”的“内容”和“含义”。他说：
周介存说道：“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论词杂著》)。这“应歌”、“应社”之说，最能说出两宋词风变易的主要原因。北宋词多半作过即付乐工或妓女以资歌唱，故只求声调之谐美，往往忽于文辞的内容，此即周氏所谓“有无谓之词以应歌”者是也。南宋词(指中末期而言)多系文人一种团体——词社——的聚欢酬唱之作，纯为文人雅士的消遣资料，其下等的作品仅系一种“应社”的“无谓”作品了。他们因为有此应歌应社两大动机与事实上的不同，所以他们的观点与趋向，亦向两条路上发展了。故就大体论之：北宋词在能得声调之谐美，以自然入胜；南宋词则立求体制之雅正，以技巧工丽见长。
……自此以后，词的地位，虽然日益升高，而其歌诗的含义，反逐渐丧失了。它离开了民众，离开了一般人的欣赏，只供文人于结社集会时，一种唱和与消遣的资料了。
薛先生不但认为“词社”之兴盛已成为改变宋词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