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湘翻译柯勒律治的《老舟子行》看民国诗歌翻译
2013-09-22 15:12阅读:
本节要重点讨论朱湘翻译的柯勒律治的《老舟子行》(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版)并顺便谈谈民国时期诗人的诗歌翻译。
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_1834),英国浪漫派诗人,兼文艺理论家,批评家。1798年他在著名的《抒情歌谣集》(与华兹华斯合作)上发表了他的代表作,长达六百二十五行的著名长诗《老舟子行》(朱湘译名,旧也曾译为《古舟子咏》,现译《老水手谣》,为方便讨论,用朱译名)。
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译本的译者是民国时期中国最著名的浪漫派诗人之一:朱湘。
朱湘是最适合翻译柯勒律治作品的人
原因如下:
1.朱湘和柯勒律治都是当时最著名的浪漫派诗人,与其他流派相比,中西浪漫派的诗歌原则最为近似。
浪漫主义(Romanticism)强调个人主观经验与情感自然流露,崇尚自由想象力和生活语言,反抗强调理性、秩序、节制、均衡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
柯勒律治的诗歌具有神奇瑰丽的想象和神秘莫测的气氛。它运用形象,全凭幻想写作,表现超自然的内容。《老舟子行》是这样,另一部代表作《忽必烈汗》也是这样。
而朱湘(1904—1933)则是上世纪著名的浪漫派诗歌团体——新月派代表人物之一。写过大量的诗歌散文随笔,也写过文艺批评,翻译过许多西方诗歌作品。朱湘的诗,“重格律形式,诗句精炼有力,庄肃严峻,富有人生哲学的观点,字少意远”。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
2.朱湘的外文水平“永远是超等上等”。
3.朱湘有创作两部长诗的经历(《猫诰》和《王娇》)。
4.《老舟子行》用的是歌谣体,语言力求简单朴素。每小节大多四行,一三行四音部,无韵。二四行三音步,押
宽韵。而朱湘很注意融汇中国古代词曲及民间鼓书弹词的长处,同时也对西方各种诗体进行尝试。他本人创作的诗歌很追求音韵格律的整饬。
——综合来看,从诗歌追求、诗歌创作风格、诗歌创作特色、诗歌创作经验、中西语言水准、形式格律的要求,民国时期,唯朱湘为翻译柯勒律治之最佳人选。(我特别强调的是,所有的译者,只有在他找到与原作、与原诗作者相投的气息,才能译出佳作。一个译者,可能只能译好某一类诗人的诗歌,但却很难译好所有诗人的诗歌。)
民国四大才子诗人的其他三位(郭沫若、徐志摩和闻一多),只是具备了与柯勒律治的其中的某些同质因素,若全面考量,则无一能出其右。郭沫若失之不粗放,徐志摩失之散漫,闻一多相对近似(如讲究格律,意象),但想象力稍逊,抒情意味过于浓烈,而且缺乏长诗创作的经验。
那么,朱湘翻译的《老舟子行》效果如何?
《老舟子行》写的是一个老水手在航行中杀死了一只海鸟(Albatross),因而受到热爱此鸟的南极精灵的报复,不但同船二百名水手全部丧生,老水手本人也几乎死去,只是因为“死亡”(Desth)和“死中生”(Life_in_Death)两个幽灵打赌,“死中生”赌赢,才使他免于一死,但却要忍受二百尸体仇恨眼光的折磨,直到他祝福另一个小生物(水蛇water
snake)之后,精灵才原谅了他。后来老水手虽侥幸回到故乡,但是必须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痛苦经历,才能减轻痛苦生活下去,不啻生活于死亡之中。这个离奇的故事,通过罪与罚的因果,宣传了一切生物皆上帝创造、应该互相爱护的说教。(参见王佐良选编的《英国诗歌选集》(上),上海译文出版社,p.355)。
翻译像《老舟子行》这样的煌煌诗篇,即使对于对中英双语娴熟、对中国古诗和西方现代诗有着精到理解的朱湘,也是一件浩繁的工程。从其译文来看,朱湘在翻译之前显然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例如,用何种风格,用何种腔调,用何种韵律。最后,他采用了刚刚兴起的白话文汉语和类似于中国民谣体的格调进行翻译。事实证明,他基本成功了,《老舟子行》的一本是一件难得的佳作。
比如第一章第一段:老舟子遇到三位要去参加婚宴的时髦的青年男子,他拉住其中的一位,要向对方讲述他的经历原文是这样的:
IT is an ancient Mariner,
And he stoppeth one of three.
'By thy long grey beard and
glittering eye,
Now
wherefore stopp'st thou me?'
朱湘译文:
那是一个老年舟子,
三人中拦住一人。
“目光炯炯的这老汉,
你拦我为甚缘因?”
虽然漏译了“thy long grey
beard”,但是,译文的的气息和流畅度,即目的语的语感很好,为全诗布下一以贯之的基调。现在的译者可能不屑,说,如果换一种译法呢?笔者做过实验,证明效果远不如朱译。
一个老水手
拦住三人中的一个。
“你这长灰须目光炯炯的老者
为何要拦我?”
为什么?因为:第一,缺乏古意,第二,原诗歌谣的特点被抹掉了。虽然从表面看,笔者的翻译更准确些。
又如第五章描写海上风雨大作,原诗这样写道:
And the coming wind did roar
more loud
And the sails did sigh like sedge;
And the rain poured
down from one black cloud;
The Moon was at its sedge.
朱湘译文:
风飚愈近呼吼愈响,
布帆作飒索芦声。
乌云之内倾下大雨,
月亮便衔着乌云。
如果再要按现在译法,应该是:
到来的风,呼号愈来愈响
帆布像莎草般太息。
乌云倾下大雨,
月亮衔着乌云。
民国时期的翻译,音韵和格律是译者必须考虑的要素之一。在朱译里,也处处体现宽韵的传递。这正是现代翻译的弱项。因为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诗歌原作格韵的传输,现代翻译者就把所有的西方诗歌,都译成了现代诗。事实上,迄今为止,西方的许多诗歌名作,还是十分重韵的。北岛在谈到戴望舒上世纪30年代翻译的《洛尔迦诗抄》(现译为“洛尔加”)时说,“一首诗最难译的部分是音乐,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译者在自己的母语中再造另一种音乐。洛尔迦的诗歌富于音乐性,大多数谣曲都用韵,戴望舒好就好在他不硬译,而是避开西班牙文的韵律系统,尽量在中文保持原作自然的节奏,那正是洛尔加诗歌音乐性的精髓所在。”
这段话正好可以在此套用。朱湘的翻译和戴望舒的翻译,都是“在自己的母语中再造另一种音乐”,并且尽量“保持了原作自然的节奏”,即:诗歌音乐性的精髓。
柯勒律治的原诗,每段基本以四行为主,也有四行以上的。在朱译中,均用四行译出。有时,甚至将两段合为一段译出。在原诗那里,诗人为了营造氛围、加强情绪或者考虑格韵,会用一些必要的重复,在修辞学上称为“冗言”(pleonasm)。朱湘分别做了如下处理:
如第一章。赴宴得宾客被老舟子的眼睛镇住了,不得不听他的故事。原文:
He holds him with his glittering eye-
The Wedding-Guest stood still,
And listens like a three years' child:
The Mariner hath his
will.
The Wedding-Guest sat on a stone:
He cannot choose but hear;
And thus spake on that ancient man,
The bright-eyed Mariner.
朱湘译文:
但他双眼有如磁铁,
令喜宾不得不留,
在路旁,靠石头坐下,
听老人述说根由。
原作的直译:
他炯炯之眼抓住了他,
赴宴客直挺挺站立,
像三岁小孩听凭
老水手的意志。
赴宴客坐在石头上
除了听,别无选择;
他在听老人,一个老水手讲
老人双目明亮。
直译的忠实度可能有了,但是却稀释了原作的诗意。而朱湘似乎不经意地完成了这样的改造,而且这样的改造,并未超越诗歌翻译的忠信度要求(而不是像现在的某些翻译,一遇到同类情况,要么直译,要么随意译之)。
同样举重若轻的例子,见第四章:老水手因为杀死了一只海鸟,因而同船的二百个水手都遭到神的报复而死掉,唯剩下老水手一人,他看见那些死人的眼睛都好像在诅咒自己,令其痛苦和恐惧。原文:
An
orphan's curse would drag to Hell
A spirit from high;
But
oh!more horrible than that
Is
the curse in a dead man's eye!
Seven days,seven nights,I
saw that curse,
And
yet I could not die.
朱湘译文:
孤儿可以咒死神道,
更恶是死人眼睛。
它们望我七天七夜。
我想死却又不能!
这实际上是四句,为照顾句长和音韵而成五句。由此看到朱湘译工的高超之处。
概括言之,朱湘在翻译时为了照顾格韵和行数,对于原作做了以下几种处理:(1)对于冗言冗句,不译;(2)回避过于具体的叙述语句,保持抒情的语调和节奏;(3)意译,对句子和词汇进行增、减、删。甚至概括。
第(1)无可非议;第(2)可以理解,而对于第(3)种方法,则大有商榷之处。意译,在翻译过程中,是一把双刃剑。译的好,则译文与原作相互对应,译的不好,随意增删,则会与原作面目全非。
先看一段朱湘意译效果较好的例子。原作:
O
sweeter than the marriage-feast,
'Tis sweeter far to me,
To walk toghter to the kirk
With a goodly company!——
To walk together to the kirk,
And all together pray,
While each to his great Father bends,
Old
men,and babes,and loving friends
And youths and maidens gay!
朱湘译文:
热闹场中非我所喜,
我只喜偕同信徒
在神座前忏悔罪孽,
让钟声净涤前污。
虽然纯意译,但整体诗意丢失无多。
下一个例子就有大问题了。原作:
Under the keel nine fathom deep,
From tha land of the mist and snow,
The Spirit slid:and it was he
That made the ship to go.
“The sails
at noon left off their tune,
And the ship stood still also.
The Sun,right up above the mast,
Had fixed her to the ocean:
But in a minute she 'gan stir,
with a short uneasy motion——
Backwards
and forwards half her length,
With a short uneasy motion.
朱湘译文:
交午时太阳在樯上
将我舟半路阻停——
隔不多时,忽前忽后,
激海水似欲重行。
如果不是误译,此处则朱湘之错莫大焉。前一段完全不译,奈何缘故?柯勒律治在自己撰写的旁语写到:“南极神道把船带到尽可能远的地平线,虽然顺从了天使军团,但依然不忘复仇”(The
lonesomeSpirit from the south pole carries on the ship as far as
the line,in obedience to the angelic troop,but still requireth
vengeance)。这提醒读者注意,前一段是全诗的一个重要拐点:是神把船带走的,(The Spirit slid:/That
made the ship to go)。如果漏掉了此一段的前四句,则全诗意义则会断裂。因此绝对要译出才行。
《老舟子行》的故事情境,奇幻瑰丽,惊心动魄,极具悲剧性,朱湘所用语言,流畅有余,而峻厉不足,此也为浪漫派诗人语言风格轻薄之通病。
此外,由于多用意译,某些细节被漏掉,精致度不够。
朱湘翻译方法的好处与坏处,在民国那一代译者中极具代表性。说朱湘译文的好和不足,其实也是在说民国时期诗人译诗的好和不足(部分学者的翻译,语言的准确度相对好些)。郭沫若译《浮士德》《鲁拜集》、穆旦译《唐璜》《欧根·奥涅金》,冰心译泰戈尔,优劣大致如此。其过于意译部分,多为当代译者所诟病(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也是如此),但又很难从总体上超越他们。即以此诗为例,若换另一种译法,则未必有此较圆满的效果。当代译者中,也有拙译者以民国译者之意译做盾牌为自己辩护,实不足一驳也。
马悦然曾经说过,翻译的过程就是编辑与诠释的过程。高超如朱湘者,在此过程中尚且有种种翻译问题,况微弱之我辈乎?由此可见翻译之难,不可不慎之又慎,自我警省,切勿轻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