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曾昭抡旅行日记之谜——湘黔滇旅行团三千里征程之四
2018-01-27 08:52阅读：
按：今年是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80周年纪念，让学界和社会关注，而现在影片《无问西东》的播映，更激起大家对西南联大的热议。本人自
1月24日起，将连续刊出《曾昭抡评传》的有关章节，以让大家了解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的有关情况。该书是“西南联大研究文库”之一，获北京大学与云南师大资助出版，并获第13届云南优秀出版物三等奖。今日刊出该书第14章《长沙临时大学与湘黔滇旅行团》的相应部分。限于篇幅，原书注释从略。
曾昭抡旅行日记之谜
——湘黔滇旅行团三千里征程之四
（图片选自云南师大主办的西南联大校史展览，本文作者为该展览执笔者）
戴美政
这次长途迁移，曾昭抡给旅行团留下很深印象。使他们大惑不解的是，曾昭抡沿途凡是遇到可走公路和小路的地方，他均是完全沿公路行走，即使黔滇边境的“二十四拐”也是这样。团员蔡孝敏记述：“曾先生有两事令人难忘。其一为在途中，完全沿公路行走，即走汽车之路线，绝不抄近路，颇有曾文正公脚踏实地，实干苦干遗风。犹忆步行至黔西‘二十四盘’时，所有团员均走小路，由上而下，瞬息即达。而曾先生以不变应万变，仍沿公路，循车行轨迹而下，用时多达十数倍。其二为每到中途休息或营地留宿，如时间许可，曾教授必自其背包中，取出‘防毒面具’戴在头上，向当地民众讲解防毒防空
常识。”团员高小文回忆：“曾老师行程中可说是最不修边幅的了。身上那件长衫固是‘破绽百出’，就是纽攀也很少纽准，于是衣襟不是有时前短后长，便是有时前长后短。鞋、袜也破得难以蔽足。腋下夹着一把油纸伞，手拎一小瓶墨水，小憩时从干粮袋中取出日记本和一枝沾水钢笔，缓缓拧开墨水瓶盖，沾着墨水写上一阵。这就是一位当时在国内外业也成名的我国教授。”还有团员就更直截了当地说：“有时在路上遇见了像曾昭抡先生，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布鞋，身挂像机，样子很奇怪。”在年轻的学子眼中，曾昭抡就是这样不可理喻。
曾昭抡为什么要完全走公路不走小路呢？这是曾昭抡多年来在旅行考察中形成的习惯，他一丝不苟地走公路是为了测量里程。那么这里要问，里程不是很清楚吗？看公路里程碑就知道了。但曾昭抡事必躬亲，对以往记载他都要亲自验证一下。只要看过他的《西康日记》、《大凉山夷区考察记》等著作就能知道，每本书的第一章，他总要详细列出考察全程所到站点的日期和各站间的里程，以使读者一来就有总的印象。
至于防毒宣传，那是曾昭抡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看过长沙临时大学时期他发表的《我们对于毒气防御应有的通盘计划》、《中日战争中使用毒气问题之检讨》等文章，就能得到解答。在这类文章中，曾昭抡提醒国人及早准备，如何应对日军毒气进攻。如在后篇中他说：“平津失陷以后，日本图占我国领土，更加积极。不意我国发动全面抗战予以坚强之抵抗，日军为求速胜，一切新式战术，凡在其能力可以实施者，莫不引用。即令违反国际公法，或有背人道，也在所不顾，自八月中旬以来，敌方在南北前线使用毒气之消息，载之报纸者，已数见不鲜。”“但敌人对我迄今至少曾经用过若干次毒气攻击，则系属实情。”曾昭抡列举历史事实说，国际公法并不能阻止拥有毒气的国家在战场上使用毒气。而且，“上海战区，除在雨季时节外，实为实施毒气战争之良好场所。沪战为我国存亡所关，对于此点，尤不可不特别注意。”他还提出：“对付毒气之唯一有效办法，是只有我方也以毒气反攻之一途”，“至若徒知斥责敌人毁约与不人道，而不谋对抗之方策，此乃宋襄公式之行为，殊不足称道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以后凡有机会，曾昭抡都要抓紧时间，向民众宣讲毒气防御知识。
还有，曾昭抡旅行中每天都记日记，那么日记呢？发表在何处？对此就没有更满意的答案了。按曾昭抡的习惯，对这样的旅行日记，事后他总要想法去发表的，如先前的《绥行日记》、《东行日记》，以后的《西康日记》、《缅边日记》等。那么，这次湘黔滇旅行日记为何不发表呢？原来，到达昆明后不久，1939年他就到西康考察去了。从西康回昆明后，就应香港《大公报》之约撰写西康日记稿，一有空闲就写该稿。1939年10月至1941年2月，《西康日记》在该报连载一年有余。这样，就没有时间写湘黔滇旅行日记发表了。有幸的是，经多方查寻，终于查到曾昭抡记述湘黔滇旅行经历的一篇短文《谷脚街》，发表于1939年7月《中央日报》（昆明版）。这样，可以再了解一些曾昭抡这次旅行的情形。
谷脚街是贵州龙里到贵阳之间的一个小村庄。曾昭抡记述了旅行途中在此处小饭铺吃饭，并与女顾客谈话的情景，文笔朴实，记叙自然。开篇他写道：
前三天的中午，我们的步行队，经过湘黔两条公路的汇合点“甘粑哨”，继续向贵阳进发。剩下来一百二十公里的大路，在我们脚前一公里一公里地缩短。今天早晨，从龙里动身，劈头我们就翻过一座高山。这山名叫“观音山”，是贵阳东面最后一座高山。在距龙里十五公里的地方，我们到了“谷脚村”，一座位在坳顶的小村庄。
从龙里到贵阳，不过三十七公里路程。这一段路，在久经训练的步行家看来，一天走到，本来不算一回事。我们的队伍，从湖南边界的晃县，出发到此，已经是第十四天。因为今天要到贵阳，更加觉得这最后一段路，是很容易走。今天我动身，比较地早，走在大队的前面，上午十点十八分，就到了“谷脚街”。从这里到贵阳，虽说还有二十二公里，因为想着不必那么忙着赶路，便在这村里坐下吃午饭了。
曾昭抡说：“贵州东部一般乡村，真是穷得可怜。公路的打通，也没有能够把它们从贫穷拯救出来。”在公路上赶路的人，饿了到这些村子里的饭铺去吃饭。卖饭以碗计，一大碗饭卖一百文到二百文不等。而当地一角国币可换八百文。这样不到五分国币便可吃一顿午饭了。吃菜不另外收费，每张桌子摆四个碗两个菜，通常是辣椒青菜或辣椒芥菜根。没人吃饭时，这些菜盖着，饭客来了，揭开就吃。菜可任意吃，可是菜碗从来不洗，菜也从来不换。因为两个星期以来，几乎天天都是吃两三分钱的午饭。当天快到贵阳了，曾昭抡决定大吃一番，于是大大方方花了一千文，吃了两大碗猪油蛋炒饭。曾昭抡描述，谷脚街是一个典型的黔东小乡村，坐落在高高的山顶，公路从村中穿过，饭铺沿路而开。他正吃饭的时候，一位当地妇女进来了，径直坐到他对面，并且跟他搭讪起来。说她昨天见过曾昭抡，她也住在龙里，今天也到贵阳去。几分钟的谈话，打破了旅途的单调，随后那位爽快的龙里妇女先走了。
解读这篇《谷脚街》，可知曾昭抡这次长途旅行中的若干特点。其一，对这次长途迁移，曾昭抡兴致很高，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情绪，称自己是“久经训练的步行家”。其二，他一般都起得很早，按其记述，龙里到谷脚街有15公里路，曾昭抡一个人走到这里是上午10时18分，若以每小时走5公里多计，这说明他当天早晨7时多就出发了。而且，他走路是记着里程的，否则说不出龙里到谷脚街有15公里之远。其三，因为曾昭抡从来不走小路，别人自然不便与他同行，因此很多时候他是一个人成行。对此，旅行团教师吴征镒也说：“曾昭抡和袁复礼（希渊）总是单独行动。”其四，曾昭抡善于接触群众，他虽是湖南人，但由于多年任教，他说的是一口带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否则贵州妇女是听不懂湘乡话的。
湘黔滇旅行团教师合影，曾昭抡（右3）、闻一多（右四，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