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医时,知道我们学校的顾玉东教授首创了将没有明确功能的植物神经(膈神经等)进行移位手术,治疗因臂丛神经损伤造成上臂运动功能障碍的病例(具体的技术细节我不是很清楚,如有错误,请指出)。当时觉得顾教授真是很了不起,居然能够想到用植物神经替代运动神经的办法。
现在我从事的是公共卫生工作,远离了临床医学,但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的医学基础课程内容相同,研究方法中采用的也都是公认的科学方法,因此我想从方法学上谈一些关于肖氏反射弧的看法。
医学研究上,不管设计怎么科学、结果如何有意义,首先要保证研究是符合伦理的。对于顾教授的创新,伦理上首先要保证的是:将所谓无用的植物神经移位不会影响到正常的器官功能。如果这一条都不能满足,即使手术效果再好,也是以一种牺牲换去另外一种牺牲,基本上是伦理学所不允许的(除非伦理审查委员会认为牺牲很小,但收益很大)。
其次医学研究要证实效果,必须进行随机、对照、双盲的研究,而且要有足够的样本量才有可能评价效果。并且,这种效果必须是其他人能够重复得出的。
我认为,顾玉东教授的成功是非常创新的,因为谁也不曾想到原先无法主观控制的植物神经被移位后可以实现主观控制肢体的运动。正是因为这种创新的离经叛道,因此其风险也非常大。由于植物神经如何被大脑用于控制肌肉运动的内在机制仍没有完全被阐明,因此这种将神经搬来搬去的研究还是需要非常谨慎,必须严格遵循医学研究的规范。
我猜测肖传国的反射弧思路有可能受到了
现在我从事的是公共卫生工作,远离了临床医学,但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的医学基础课程内容相同,研究方法中采用的也都是公认的科学方法,因此我想从方法学上谈一些关于肖氏反射弧的看法。
医学研究上,不管设计怎么科学、结果如何有意义,首先要保证研究是符合伦理的。对于顾教授的创新,伦理上首先要保证的是:将所谓无用的植物神经移位不会影响到正常的器官功能。如果这一条都不能满足,即使手术效果再好,也是以一种牺牲换去另外一种牺牲,基本上是伦理学所不允许的(除非伦理审查委员会认为牺牲很小,但收益很大)。
其次医学研究要证实效果,必须进行随机、对照、双盲的研究,而且要有足够的样本量才有可能评价效果。并且,这种效果必须是其他人能够重复得出的。
我认为,顾玉东教授的成功是非常创新的,因为谁也不曾想到原先无法主观控制的植物神经被移位后可以实现主观控制肢体的运动。正是因为这种创新的离经叛道,因此其风险也非常大。由于植物神经如何被大脑用于控制肌肉运动的内在机制仍没有完全被阐明,因此这种将神经搬来搬去的研究还是需要非常谨慎,必须严格遵循医学研究的规范。
我猜测肖传国的反射弧思路有可能受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