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对中国藏书文化的贡献
2007-12-16 00:42阅读：
宁波城区的西南隅，有一座巍然独存440年的藏书楼——天一阁，它是我国目前现存的最早的私人藏书楼。在这440年中，天一阁历经风雨沧桑，磨难曲折，坚守并发展了自己的独特风范与魅力，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扩展，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色。对中国藏书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作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其意义、作用和影响是多方面的。
1. 收集保存大量的珍贵文献资源
天一阁创始人范钦（1506－1585年），字尧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中进士，先后任湖广随州知州，工部员外郎，江西袁州府知府；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范钦的父母相继去世，他便回到家里；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起补河南，升副都御史；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升兵部右侍郎，同年十月去官归里，此时他已五十有五。
范钦一生酷爱书籍，喜好读书、聚书、藏书、抄书、刻书。做地方官时，他每到一地都留心收集，广泛购抄，搜罗海内奇书，重视收集当时各地的地方文献；在京城任职时，搜集了相当一部分内部官书文件，为一般藏书家所难以收得；同时他喜好搜集说经诸书及前人没有传世的诗文集。二十年间的辛勤，藏书即达七万余卷，而当时明代的国家藏书机构文渊阁，藏书也就四万三千余册。在他的藏书中，明代地方志、政书、科举录、诗文集及碑帖占相当大的比例。天一阁现存明代地方志271种，有百分之六十五是海内孤本。登科录、会试录和乡试录有370种，大部分也是仅见之本。均是研究明代政治、经济、法律、人物、科技的珍贵资料。范钦以后的十三代人，虽尽力保全，但文献散失多于补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天一阁如沐春风，陆续收回散存于民间的天一阁原有藏书三千多卷；宁波的许多著名藏书家先后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古籍、字画、碑帖等珍贵文献捐献给天一阁收藏。目前，天一阁藏书已达三十万卷，其中珍椠善本有七万余卷，入编《中国善本书总目》的有五万余卷，无愧是我国古籍文献的珍贵的资源宝库之一。
2．独具特色的藏书建设理念
天一阁藏书得以久聚不散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高度重视藏书质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书体系。这是天一阁最有影响力的因素。
范钦与以前绝大多数藏书家不同，并不一味醉心于珍本秘籍的收集，而钟情于当代的文献资料。在他的藏书中，除了一定数量的明代前的珍本、善本
外，大量拥有的是明代的实录、邸抄、揭帖、招供、方志、登科录、名人传记及其诗文集等，其中不少是当时许多藏书家所不屑一顾的所谓“三式之书”、“下邑陋志”和“时人近作”，而他却不遗余力，尽心搜集。正因为他具备立足当代、放眼后世的远见卓识，“不薄古人厚今人”，“经世致用，人弃我取，时著为主”藏书理念，在藏书建设上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有别世俗传统的路子，使得范钦的藏书事业在几百年之后大放异彩，起着别的藏书楼、图书馆所无法替代的作用。现今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原则中，突出重点，形成特色，重视地方文献的采集等，范钦的藏书思想和行为模式应该说不无启示作用和影响。
3．严格有效的藏书保护制度
天一阁对后来的官私藏书直至当代图书馆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重视管理，及严格和有效的管理制度。首先表现在思想上的重视，如防火方面，古往今来，火是藏书之大患。楼主取名“天一阁”，用“天一生水”之意，取其“以水克火”之义，使所建的藏书楼永远保存下去。其次是具体措施到位，阁中图书全部贮藏于二楼中间的大书柜内，不像我们现在家居中的书房，书柜依墙摆放，以有利通风；书柜底下都放有一块英石，以用于吸潮；书柜内放置芸草，以防止虫蛀；阁前筑一水池，除景观外，兼防火之用。最重要的是有一套严密的管理“条例”：创始人范钦以先见之明，立下了“代不分书”的严训；范钦殁后，子孙各房相约为例，“凡阁橱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舆祭”；阁中之书不借外人，子孙读书也要就阁读之，谓“书不出阁”。杜绝了散失的可能，确保了藏书楼的安全。特别是火烛、烟酒切忌登楼等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直至今天，不仅天一阁乃至中国的所有藏书楼、图书馆，仍在执行这一规定。可见，天一阁的藏书保护的管理制度为中国藏书楼创立了系统、完整的范本。
4.对《四库全书》编纂的贡献
乾隆年间，因编修《四库全书》，乾隆诏谕天下各大藏书家踊跃献书。皇帝的圣旨传到范氏家属，引起了轩然大波。按范钦的遗嘱“书不出阁”，如果将藏书楼的珍藏献出，那无异于违逆祖训。然而，自古忠孝两难全。经家族会议研究决定，最终呈献641种，为当时全国私家藏书楼中的四个献书大户之一。其中95种书编入《四库全书》（该书共收古籍3460多种），另有381种编入《四库全书总目存目》，合计476种；为诸家进呈之冠。天一阁的献书，充实、丰富了《四库全书》的内涵，提升了《四库全书》的品位，为校勘提供了可靠的版本；同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范氏家属慨然进呈的实际行动，为天下的藏书人家作出了表率，为《四库全书》的顺利编纂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外，天一阁原本秘而不宣徒饱蠹鱼的珍本通过《四库全书》的传播得到广泛的利用，天一阁之藏书精华也就化作了天下之藏书，任何天灾人祸也莫之奈何了。
5.藏书楼建筑的营造法式
《四库全书》修编成功以后，乾隆下诏，命浙江省织造局寅著到天一阁查看其藏书楼的建筑式样与书柜款式。寅著查后奏称：“天一阁在范氏宅东，坐北朝南，左右砖甃为恒，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其梁柱俱用松衫等木，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阁前凿池，……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之意，是以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俱含六数”。这就是天一阁藏书楼的基本形制。后来乾隆即仿天一阁藏书楼形制，建造四库七阁，用以贮藏《四库全书》。这是天一阁的又一大贡献。此外，当时不仅仅有皇帝的下诏效法，在民间更有众多因仰慕而效仿的追随者。最相似的是建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宁波著名藏书家卢址的抱经楼，完全克隆天一阁藏书楼形制，其内部结构和外观，均与天一阁一模一样；再过近百年，建于同治三年(1864年)宁波著名藏书家徐时栋的水北阁仍与天一阁藏书楼形制十分相似。在宁波本地以外的模仿天一阁藏书楼形制的还有金陵藏书家甘福的“津逮楼”、扬州藏书家吴引孙的“测海楼”、山东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等数不胜数，故不再赘言。
6.注重书楼环境的优雅和谐
现代图书馆在强调为读者提供人性化的服务的基础上，越来越注意建筑与环境的协调，给予读者以更多的人文关怀。
建于440年前的天一阁，如今周围古木参天，鸟语花香，阁前的天一池内清水滢滢，整个园林把天一阁藏书楼点缀得分外优雅，身历其境，醉心读书，使人乐而忘返。其实这一派优雅的书香氛围早在建阁初由搂主范钦精心设计，并在历代修缮过程中不断改造与扩建，逐步发展完善的。乾隆三年（1738年），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在《天一阁碑目记》中就指出：“阁之初建也，凿一池于其下，环植竹木……”。可见建阁时，挖池蓄水，绿化环境在范钦时就全部设计在内。康熙四年（1665年）范光文增构池亭，堆筑假山。1933年范氏后人依靠地方热心人士的帮助，在修葺天一阁的同时又增设兰亭，移原府学中的尊经阁于宝书楼之后，并增筑“明州碑林”。80年代后建新书库，扩建东园，挖地为池，堆土成山。进入90年代，秦氏支祠修复划归天一阁，抱经楼、水北阁迁入天一阁南园，从而达到今天的规模和气势。其中三座有代表性的藏书楼的迁入，使得天一阁成为展示中国古代民间藏书文化最丰富的真正意义上的“南国书城”。
7. 传抄刻印，传播文献
藏书楼作为封建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与今日之现代图书馆不可同日而语。许多藏书家把藏书作为自己的自怡行为，把藏书视为私有财产，只供自己和弟子家人享用，不允许他人染指，采用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应该说天一阁从建楼伊始直至以后的大部分时期，其对藏书的闭守程度是相当严密的，但并非刻板固守陈规，清初以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诸多学者文人的相继登阁到访即是明证；并随着时间的推延、社会的发展，其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建阁前后，范钦常常到丰坊的“万卷楼”看书，每每见到自己没有的善本、珍本，就借来抄录，充实自己的藏书；还与江苏著名藏书家王世贞交换传抄罕见之本。天一阁传播藏书文献的一大特征是刻印书籍，前后刻书约三十四种，其中二十种合成一部丛书，世称《范氏奇书》。至今天一阁尚保存着数百块明代刻片，成为研究我国雕版印刷历史的可贵文献。康熙十二年（1673年），范钦的第四代孙范光文、范光燮兄弟，开了大规模抄书的局面。尤其是范光燮曾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对外传抄书籍活动，抄书总数在百种以上，其数量之多、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天一阁藏书史上是空前的，这在增加文献数量，保存、传播和利用文献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1949年以后，两次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共收书二百十五种。把大量的珍本、孤本公诸于世，可让读者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来使用这些珍贵文献。应该认定天一阁文献资源在新时期对学术文化的贡献日臻加大。
8.书目数量创历代书楼之最
数百年来，天一阁历尽沧桑。随着藏书的增减变动，曾不断编出藏书目录，据记载有书目近三十种，是历代私家藏书楼编目最多的。主要有三大类：一是范钦及范氏家族自编目录，目前所知的有三种，即范钦所编的《范氏东明书目》一册，范钦重编《四明范氏书目》二卷，范钦儿子范大冲等编的《四明范氏天一阁藏书目》二册四卷。二是自黄宗羲登阁编目后，后来学者纷纷仿效，共编了近二十种书目，比较有名的如黄宗羲抄录的《范氏天一阁书目》，阮元的《天一阁书目》，薛福成的《天一阁见存书目》，赵万里的《重整天一阁现存书目》和冯孟颛《天一阁方志目》、《天一阁藏明代试士录目》、《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等，这些书目虽“随意取舍”，却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文献信息和典籍流传的信息，登阁的学者名人功不可没。三是1949年以后，天一阁研究人员为揭示现今馆藏情况所编的书目，最有代表性的是199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骆兆平先生编著的《新编天一阁书目》。另外还有《天一阁遗存书目》、《天一阁新藏书目》《蜗寄庐赠书目录》、《清防阁赠书目录》等，尤为欣喜的是在去年年末“首届天一阁中国藏书文化节”时，得到了青年研究人员袁慧、饶国庆等所编的《伏跗室藏书目录》一书，记录了宁波藏书家冯孟颛先生捐赠给天一阁十多万卷藏书的情况，约占天一阁藏书的三分之一。从中看到了天一阁新一代编目人员正在茁壮成长。
9.藏书特色的传承创新
天一阁遗存的典籍中，以明代地方志保存得最为完好，这是天一阁藏书的一大特色，使其成为收藏明代地方志最多的单位之一。据《天一阁丛谈》记载，天一阁原藏方志四百三十五种，比《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还要多，至1949年因散失仅存二百六十六种，加上后来补充，目前共存二百七十一种，其中有一百六十四种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为仅见之本，海内孤本。现今天一阁的同仁们一方面仍在千方百计搜寻散失的原藏本，另一方面他们传承
“藏志之风”，在新编地方志搜集上另辟蹊径。1997年8月，时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的李铁映同志在全国第一次地方志颁奖会议上宣布，在天一阁内创建中国地方志珍藏馆，以保存80年代以来全国修志成果，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1998年12月“中国地方志珍藏馆”开馆。截至去年年底，他们已收集了新编地方志2700多种，占全国的三级行政区划（不含港澳台）的86.2%，成为国内收集新编地方志最多的全国三大中心之一。如此创新行为，我们现有的藏书楼，乃至图书馆不妨仿效一番，以增强自身的活力。
10.天一阁的影响日益扩大
来新夏教授在《再访天一阁》一文中指出：“天一阁不仅巍然存在，成为保留至今的最古老藏书楼，而且还在它的不平静的发展道路上，不断恢复、充实、扩展、变化成一个新的天一阁”。从地块来看，已经不局促于藏书楼一隅，也不仅限于范氏一族所在，而是一座占地25000平方米、建筑达8400平方米的园林景点。它将全馆划分为三大区即：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和陈列展览区。从影响来看，已经不是单纯自身藏书楼的保护、研究，而扩大到对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和推动，先后成功举办“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和“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从对当地经济发展来看，天一阁藏书文化已成为宁波市一张闪亮的“名片”，成为国内外朋友解读宁波的首选。其中为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提供包氏家谱的事，便是生动的一例。1984年，包先生一行参观了天一阁，当看到阁藏宁波镇海《横河堰包氏家谱》，并知道自己是包拯的二十九代后裔而引以为荣，兴奋非常。此行宁波，即拍板捐资建设宁波大学，并影响到他后来捐资建设了宁波市包玉刚图书馆等一批公益性设施。天一阁的文化影响力可见一斑。
结 语
综上所述，天一阁对中国藏书文化的贡献，以及对图书馆的影响是巨大的，可谓独领风骚，非其他藏书楼可比。其意义甚至超越了藏书文化这个范围，所形成的既弘扬中国藏书文化优良传统又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特色，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发扬广大。实体的天一阁无疑是中华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天一阁在自身延续、发展中形成的范式、经验和精神等财富则可能尤为宝贵。天一阁只有一个。（载于《宁波大学学报》）
参考文献：
① 骆兆平.天一阁丛谈.北京：中华书局，1993.3
② 虞浩旭.天一阁论丛.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11
③ 徐良雄.中国藏书文化研究.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12
④ 袁 慧.范钦评传.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12
⑤ 李万健.开放的藏书楼开放的图书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10
⑥ 徐
雁.论天一阁的文化影响力.江苏图书馆学报.19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