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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和女儿钱瑗  ——杨绛先生著书《我们仨》摘录

2012-02-04 15:34阅读:
钱钟书先生和女儿钱瑗 <wbr> <wbr>——杨绛先生著书《我们仨》摘录
1950年清华校庆日,摄于清华大学新林院宿舍。

已经是晚饭以后,他们父女两个玩得正酣。钟书怪可怜地大声求救:“
娘,娘,阿圆欺我!”
阿圆理直气壮地喊:“Mummy娘!爸爸做坏事!当场拿获!”(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称呼,随口叫。)
“做坏事”就是在她屋里捣乱。
我走进阿圆卧房一看究竟。只见她床头枕上垒着高高一叠大辞典,上面放一只四脚朝天的小板凳,凳脚上端端正正站着一双沾满尘土的皮鞋——显然是阿圆回家后刚脱下的,一只鞋里塞一个笔筒,里面有阿圆的毛笔、画笔、铅笔、圆珠笔等,另一只鞋里塞一个扫床的扫、笤帚把,沿着枕头是阿圆带回家的大书包,接下是横放着的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后面拖着我给阿圆的长把“鞋拔”,大概算是尾巴。阿圆站在床和书桌间的夹道里,把爸爸拦在书桌和钢琴之间,阿圆得意地说:“当场拿获!”
钟书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紧闭着眼睛说:“我不在这里!”他笑得都站不直了。我隔着他的肚皮,也能看到他肚子里翻滚的笑浪。
阿圆说:“有这种alibi吗?”(注:alibi,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我忍不住也笑了,三个人都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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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女存 父二十四岁时摄 钱瑗五岁照

钱瑗撰文《爸爸逗我玩》节选:
我于1937年五月生于英国牛津,因我的哭声大,护士戏称我为“Miss Sing High”(星海小姐)。我出生一百天随父母到法国,两岁后回国。父亲单身到内地教书,母亲则带我回到上海,她当上了一个中学的校长。1941年父亲由内地辗转回到上海,我当时大约四、五岁。他天天逗我玩,我当然非常高兴,撒娇、“人来疯”,变得相当讨厌。奶奶说他和我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大的也要打一顿,小的也要打一顿。
爸爸不仅用墨笔在我脸上画胡子,还在肚子上画鬼脸。不过他的拿手还是编顺口溜,起绰号......
爸爸还教我一些英文单词,短的如牛、猪、猫、狗,最长的是metaphysics(形而上学),见还有潜力可挖,就又教我几个法语或德语单词,大都是带有屁屎的粗话,不过我当时并不知道。有朋友来时,他就要我出去卖弄,我就象八哥学舌那样回答,客人听了哈哈大笑。我以为自己很“博学”,不免沾沾自喜,塌鼻子都翘起来了。

杨绛先生记述1941年父女俩重逢时的情景:
钟书面目黧黑,头发也太长了,穿一件夏布长衫,式样很土,布也很粗。他从船上为女儿带回一只外国橘子。圆圆见过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边观看。她接过橘子,就转交妈妈,只注目看着这个陌生人。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我只把无锡话改为国语。我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她的话一字字记住了。
钟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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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瑗为爸爸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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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钱钟书先生、关于杨绛先生、关于钱瑗,有太多可记述的,这里只是他们顽皮的一面,希望以后能和大家分享他们的更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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