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体例完备的典章制度专史，它的作者是唐代史学家杜佑。在此之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通典》把典章史这部分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从此典制史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
《通典》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典，各冠总论，下系子目，凡有一千五百八十四条，正文约一百七十万字，注文约二十万字。取材博综古今，内容十分详尽。
在我初读《通典》的时候，对于其中有关大量有关典章制度的内容，不免感觉有些枯燥，总觉得类似这样的收集历代典章制度的书和那些“成一家之言”的史书史论书籍不一样，很难表达出作者的观点。但是在仔细的阅读部分篇目之后，我还是从中读出了作者杜佑的一些史学观点，特别是进步发展的历史观和重视民生的民本思想。
杜佑在《通典》中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指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传”，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观点。他客观地承认上古时代曾经有一个落后、野蛮的阶段，通过强调上古社会落后的事实，旨在说明人类社会是从野蛮到文明逐步进化发展着的。他认为在各种典章制度及礼仪条法中，可以找到社会向前发展的痕迹。纵观整部《通典》，我们发现杜佑通过对从上古到唐朝经济、政治、军事制度的描述，意在说明由简到繁、由落后到先进这一社会变化发展的过程。
此外，杜佑针对如何更好地推动社会前进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师古和变革。师古就是学习、吸收先王的良法美制。他在主张师古的同时，又竭力批评“非今是古”的倾向，认为“古今既异，形势也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因此滞古非今是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能起倒退历史的作用。变革则是“宜适变通”，杜佑认为一切制度都应顺乎社会的发展，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国家各项制度在设立之后，总有产生弊病的时候，这时就需要适时地去改革，不必守残抱缺，因循守旧。他对历史上的改革者常持褒赞的口吻。《通典》卷12
《通典》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典，各冠总论，下系子目，凡有一千五百八十四条，正文约一百七十万字，注文约二十万字。取材博综古今，内容十分详尽。
在我初读《通典》的时候，对于其中有关大量有关典章制度的内容，不免感觉有些枯燥，总觉得类似这样的收集历代典章制度的书和那些“成一家之言”的史书史论书籍不一样，很难表达出作者的观点。但是在仔细的阅读部分篇目之后，我还是从中读出了作者杜佑的一些史学观点，特别是进步发展的历史观和重视民生的民本思想。
杜佑在《通典》中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指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传”，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观点。他客观地承认上古时代曾经有一个落后、野蛮的阶段，通过强调上古社会落后的事实，旨在说明人类社会是从野蛮到文明逐步进化发展着的。他认为在各种典章制度及礼仪条法中，可以找到社会向前发展的痕迹。纵观整部《通典》，我们发现杜佑通过对从上古到唐朝经济、政治、军事制度的描述，意在说明由简到繁、由落后到先进这一社会变化发展的过程。
此外，杜佑针对如何更好地推动社会前进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师古和变革。师古就是学习、吸收先王的良法美制。他在主张师古的同时，又竭力批评“非今是古”的倾向，认为“古今既异，形势也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因此滞古非今是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能起倒退历史的作用。变革则是“宜适变通”，杜佑认为一切制度都应顺乎社会的发展，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国家各项制度在设立之后，总有产生弊病的时候，这时就需要适时地去改革，不必守残抱缺，因循守旧。他对历史上的改革者常持褒赞的口吻。《通典》卷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