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洛神赋》写作年代考辩
2011-05-29 17:19阅读：
曹植《洛神赋》写作年代考辩
刘玉新
关于曹植《洛神赋》写作年代问题，在学术界历来争讼不已。赋序中明明白白写着“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遂作斯赋”，可有人偏说写于黄初四年（223）。笔者对此存有疑虑，不揣冒昧，做一点考辩，以正视听。
（一）“黄初四年说”的缘起及影响
对《洛神赋》作于黄初三年，最早提出怀疑并倡四年说的，大概是唐代李善，他在《文选注》中写道：“《魏志》曰：黄初三年立植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邱，其年朝京师。又《文纪》曰：黄初三年，行幸许。又曰：四年三月还洛阳宫。然‘京域’谓洛阳，‘东藩’即鄄城。《魏志》及诸诗序并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误。”此说一出，大有惊世骇俗之功能，影响了整个文坛。直至目前，在学术界仍沿其说。
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汉魏六朝赋选》，瞿蜕园先生在《洛神赋》注中写道：“但据《三国志》，曹植封鄄城王是黄初三年事，而这一年文帝到许昌去，直到次年才回洛阳，曹植朝京师也是次年的事。似乎作者有意不写真实年代，以表明所写的是寓言而不是事实。”1985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刘知渐先生的《建安文学编年史》，写的更简单明了：“文中的‘三年’，应当为‘四年’的讹误。”而赵幼文先生在其《曹植集校注》中，对《洛神赋》则作了进一步阐释：“考《魏志•文帝志》：‘黄初二年十二月行东巡。三年正月庚午行幸许昌宫。三月甲午行幸襄邑。四月癸亥行还许昌宫。八月蜀大将黄权率众降。’裴注引《魏书》：‘权等诣行在所，帝置酒设乐，引见于承光殿’。据《洛阳宫殿薄》：‘许昌承光殿七间’。是黄初三年四至八月，丕俱在许昌，未返洛阳。赋序谓三年朝京师，京师指洛阳，不谓许昌。况赋中所序地，如伊阕，如通谷，如景山皆在洛阳附近，则京都不指许昌，可以断言。曹丕在许昌，而植至洛阳朝见，于理难通。且曹丕即位之初，已下令禁诸侯朝见。《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明帝赐干玺书：高祖（曹丕）践阼，祗慎万机
，申著诸侯不朝之令。朕……亦缘诏文曰：若有诏得诣京都’而《晋书•礼志》：‘魏制藩王不得朝觐，明帝时朝者由特恩’。史实证明，侯王不奉召见之诏书，万无私离本国悄然去京之可能。曹植此时正受严峻法制之约束，而怀着栗栗危惧之心，何敢干犯法令贸然行动乎！”
盖以上所言，或引经，或据典，或推论，或臆测，或一言九鼎，言辞凿凿，令人生畏。然而诸家之说，无外乎黄初三年曹丕没有在京都洛阳，而推断曹植不可能有朝京都事。这只能说是一个推测，或者说是臆测。其中不乏可商榷之处。
（二）“黄初四年说”不能成立
唐•李善《文选注》首倡《洛神赋》作于“黄初四年”说。其理论根据便是曹丕于黄初三年行幸许昌，无诸侯朝京师之可能。后人不辨真伪，人云亦云，妄加阐释。孰不知李善在《文选注》中，另有“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盖《魏志》略也”。这是李善的聪明所致。他没有固执己见，在提出了《洛神赋》不可能作于黄初三年的推论后，又埋下了“《魏志》三年不言植朝，盖《魏志》略也”的伏笔。也是他对自己提出“四年说”的疑问。尽管清•胡克家《文选考异》对此有看法：“袁本、茶陵本无此十五字。案，此亦尤延之误取，或驳善注之，记于旁者”。但不能排除李善注的可能。退一步讲，假设此十五字非李善注而另有人（或尤延之）所加，毕竟有人对“黄初四年”说大胆的提出了反驳意见。这就说明，《洛神赋》在写作年代问题上并不是独家之说，而是历来就存有不同见解的。
瞿蜕园先生在为《洛神赋》作注时写道：“似乎作者有意不写真实年代，以表明所写的是寓言而不是事实”。这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原因很简单，大凡文章（或书）的序言，多是由作者说明写作文章（或书）的宗旨和经过。直言不讳，一目了然（若他人代写，则多为介绍或评论文章的内容）。这是任何一个有点文化常识的人都懂得的。纵观曹植所有诗文的“序”，诸如《离思赋序》、《东征赋序》、《赠白马王彪序》等，并没有发现“似乎”、“有意”之类的迹象，那么《洛神赋序》“似乎作者有意不写真实年代”云云，则是先生揣度本意的臆测之词，不足为凭。再者说，《洛神赋序》中清楚记载“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这就象曹植的《赠白马王彪序》：“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
、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一样，说明了朝京师的时间、过程及有关内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果说《赠白马王彪序》的“黄初四年五月”毋庸置疑，那么《洛神赋序》中的“黄初三年”同样毋庸置疑。否则，曹植写这篇文章的《序》就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了。
至于赵幼文先生所言：“且曹丕即位之初，已下令禁诸侯朝见”，这是事实。但这是正常情况下的事实。特殊情况下呢？《三国志•陈思王植传》中记载，曹植在“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文选》卷20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李善注“臣自抱衅归藩”句云：“植集曰：植抱罪，徙居京师，后归本国”。以及曹植《求出猎表》曰：“臣自招罪衅，徙居京师，待罪南宫”，这不就充分说明曹植于黄初二年曾朝过京师吗！那么黄初三年为什么又不可能有朝京师之事呢？
因此说，曹植《洛神赋序》中的“黄初三年”，就是记载了这次朝京师的时间。说《洛神赋》作于黄初四年，其理由是不充分的，也是不能成立的。
（三）还“黄初三年说”一个清白
上面就《洛神赋》写作年代问题，作了一点考释辩误，打了一场“笔墨官司”。那么《洛神赋》作于黄初三年，是否站得住脚，下面不妨再作一些补充说明，以澄清事实真相，还一个清白。
关于《洛神赋》写作年代问题，持“黄初四年”说者的主要依据，就是魏文帝曹丕在黄初三年离京（洛阳）幸许（许昌），曹植不可能有朝京师事。也就是说此年没有朝京师事，就不可能有写作《洛神赋》的机会。因为该赋写于朝京师返国途中。说曹植黄初三年没朝京师，至今没查到有关这方面的史料记载。可《洛神赋序》却清楚的记载着“黄初三年，余朝京师”，就象《赠白马王彪序》中记载着“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一样，具有毋庸置疑的史料价值。由此可以看出，曹植在黄初三年确曾朝过京师。
那么曹植黄初三年朝京师，除《洛神赋序》外，为什么不见诸其它史料记载？其原因是《洛神赋序》中写的明白：“黄初三年，余朝京师”，也就是说曹植一人朝京师。不象《赠白马王彪序》中“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并且曹植这次朝京师不是什么殊荣，而是“获罪圣朝”后“诣京师面陈滥谤之罪”。
据史书记载，曹植于黄初二年七月，由安乡侯改封鄄城侯。黄初三年四月进立为鄄城王（参见《资治通鉴•魏纪》卷69）。在此期间，由于他“无忌于左右，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任所诬白，获罪圣朝。身轻于鸿毛，而谤重于泰山。赖蒙帝王天地之仁，违百寮之典议，赦三千之首戾，反我旧居，袭我初服，云雨之施，焉有量哉。反旋在国，揵门退扫，形影相守，出入二载。机等吹毛求瑕，千端万绪，然终无可言者。”（曹植：《黄初六年令》）由此可以看出，曹植在鄄城期间，又受到王机、仓辑之流的诬告而“获罪圣朝”（这与黄初二年曹植在临淄遭监国谒者灌均“希指”，以“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如出一辙）。还可以看出，曹植这次获罪，虽然受到“百寮”的“典议”，但由于曹丕的“天地之仁”，而“赦三千之首戾，反我旧居，袭我初服”。这其中便透露出曹植曾在获罪期间朝过京师的信息。不是吗，从“反我旧居，袭我初服”及“反旋在国”句看，曹植在这次获罪期间，曾离开过鄄城一段时间。那么曹植这段时间内去哪里了呢？黄节先生在《曹子建诗注•责躬诗》下注曰：曹植“改封鄄城侯后为王机、仓辑等所诬，废居于邺，旋诏还鄄城也。此事本传未载。本集《洛神赋》曰：‘黄初三年，余从京域，言归东藩’。盖即其时也”。按黄节先生的意见，曹植在鄄城获罪期间曾“废居于邺”，不知其依据何在？我不敢苟同。我以为曹植在这段时间并不曾“废居于邺”而是“朝京师”。其理由就是《洛神赋序》。若此不足信，尚有隋开皇十三年（593）曹植的十一世孙曹永洛刻立的《曹植墓神道碑》可作佐证。《碑》文曰：“皇（黄）初二年，奸臣谤奏，遂贬爵安乡侯。三年进立为王，诣京师面陈滥谤之罪。诏令复国”（见刘玉新、张方文编著：《鱼山曹植墓》，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版。曹植墓碑在今山东东阿县鱼山曹植墓侧）。这不就昭然若揭了吗。隋碑的可信程度，并不次于唐代李善的《文选注》。曹植于黄初三年朝京师，“面陈滥谤之罪，诏令复国”，记载分明，证据充分。至于说“黄初三年，曹丕离京幸许，曹植无朝京师事”，只能是一种推论或臆测而已。退一步讲，即使曹丕不在洛阳，曹植就不能朝京师了吗？“百寮”、“典议”又何在？
综上所述，曹植于黄初三年朝京师“面陈滥谤之罪”是事实，《洛神赋》写于黄初三年朝京师“还济洛川”之时，也是事实。这样，掸去尘封蛛网，还《洛神赋》一个清白。“黄初四年说”可以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