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艺术之陈鸿寿(二)
2010-08-09 10:28阅读:

二、生平介绍:
陈鸿寿,字子恭,而恭则寿。号曼生,又号老曼、恭寿、曼寿、曼公、曼龚、夹谷亭长、胥溪渔隐、卍生、桂榆道人、种榆道人等、又有艺名昭显。斋堂为种榆仙馆、阿曼陀室、一荪亭、桑连理馆。是浙江钱塘人。清干隆三十三年生,道光二年卒(公元1768—1822),享年五十又五。陈鸿寿是一位颇有政声的文人官吏,他博学通解,于嘉庆六年(公元1801)拔贡
,曾历官赣榆、溧阳知县、后署江南海防河务同知等职。他在赣榆时,曾「捕盐枭、筑桥梁」,清理积年陈案数百起,颇见能吏风采。他在溧阳首倡修县志、建育婴堂、捐款赈灾等利民之策,受到世人的嘉许。
到十九世纪初期(嘉庆道光间),宜兴陶艺最重要的人物是陈鸿寿。因为他于1816年任溧阳知县(今宜兴巿旁之溧阳县),闻宜兴紫砂壶素以制作精美而著称,但濒于失传,曼生能辨砂质,常于公暇至作坊,与杨彭年合作,不但请陶工为其制壶,而且亲自捉刀,创制新样,又不失古意,并亲为撰写铭文,镌刻铭词,在砂壶上饰以具雄奇的书法,很受时人重视。从此砂壶又声誉大振,人称其壶为「曼生壶」,被后世所珍。所谓「壶从字贵,字以壶传」,罗桂祥先生在其「宜兴炬器」一书中所论:「陈曼生的成就在于(一)他对当时的制壶好手如杨彭年等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其创作,(二)在他热心鼓动下当时他交往的一群文士雅好紫砂,并且参予在壶上进行书法、篆刻、绘画的创作以及(三)他本人在艺术上的独创性,他不但在壶上刻上其精采的书法及契合茶壶本身意境之题句,而且设计了不少壶式。陈氏不单为十八世纪创立了一种新的风格,而且其影响至今不衰,至为恰切」。陈曼生曾任宜兴县令三年之久,并致力复兴宜兴陶业。据说他曾设计十八款宜兴壶新式样,并聘请杨彭年、杨葆年、杨凤年、邵二泉、申锡及吴月亭等名家制作这些茶壶。以陈曼生的意见来说,一件茶壶的制作需要三位人士的参与。首先由壶手捏制茶壶,待其坯胎干至皮革硬度时,则请书画家在壶上施予绘画或书画的装饰,随后再请人在壶上刻画,完成后始进行烧窑步骤。因此,一件作品可能有四个印章,包括壶手的、绘画的、雕刻的和订制茶壶主人的室名。
陈鸿寿善辞章,做诗不用苦吟雕琢,颇有李太白的高致,他的古文很好,早年受到阮元的赏识,所以他便拜比他长四岁的著名文学家阮元为师,在文学上有了较深的造诣。在阮元巡抚浙江时,他轻车相随,「走檄飞章,百函立就,暇与诸名士刻烛赋诗,才丽气壮,不可及也」(吴振棫《杭郡诗续辑》),由此可见其文思的敏捷。他兼好六法,也擅长画画,善梅竹,做山水花鸟简淡悠远,时见天趣。曼生的书法成就也很高,从小已写的一手好字的他,很受阮元的赞勉,阮元也悉心予以指导,一步步改研了隶书、行书和草书,尤其对籀、篆下的功夫更多,后又有大量专研和临摹石刻和汉魏北碑的碑志,到了中年,篆、隶、行、草便以精美绝伦,受到当时艺术界的十分重视。陈鸿寿酷嗜收藏摩崖碑版,收藏甚富,他书风古雅而不失法度,就是出于这样多方面的修养。陈鸿寿另外在印章上的成就,丝毫也不逊于诗、文、书、画方面,他的印风豪迈爽朗,其印款与其书相似,豪气逼人。其著作有《种榆仙馆集》、《桑连理馆集》。篆刻作品除辑于《西泠八家印谱》外,尚独辑成《种榆仙馆印谱》。
陈鸿寿是一位具有多方才艺的读书人,他的艺术才能是多方面的,不但有功名,也能诗文、擅画、书法四体皆精、篆刻也负盛名。可说是一位「诗书画印」堪称四绝的艺术家。
篆刻是由多方面学识所形成的艺术。从事篆刻研究与创作者,除了以书法为基础之外,必须兼通金石、文字之学。因为金石学所研究的吉金乐石包含大量的篆书,可从中吸取精随,而明六书,才能对篆刻时所采用的篆书辨其真伪而加以取舍,如果在配合精湛的雕刻技法及布置得宜的章法,必能将我国文字艺术提升到极致,并使「篆刻」成为我国独特精采的传统艺术。
(一)、渊源:
陈鸿寿的篆刻师宗先上溯秦汉玺印。秦汉印是什么呢?因为秦以后的印章改变了许多。皇帝的印章叫「玺」,臣子的印章叫「印」;汉承秦制,皇帝的印章也叫「玺」,官多半称「印」,太守、御史、将军称「章」。官吏通常把印带在身上,以便随时作简牍的「封泥」之用。因为白文印在封泥比朱文鲜明,故多半为白文。秦印风格苍秀,汉印方正平直,布局谨严,风格雄浑,皆为近代篆刻家仰慕的对象。
陈鸿寿篆刻又近师旁及浙派的丁敬、蒋仁、黄易、奚冈等。大约清代干隆年间,由丁敬开创的篆刻艺术流派──浙派,经过继起者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等人的继承发展,形成了清刚古茂的艺术风格,再印坛上风靡了两百多年。由于他们都是杭州人,而西泠为西湖上妇孺皆知的桥名,因此人们便习称之「西泠八家」。其中又以丁敬和黄易对陈鸿寿的影响较为显著。
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砚林、别署钝丁、丁居士、龙泓山人等,浙江钱塘人(今杭州)。是一位兼善诗文、书法、篆刻、画梅与金石碑版之学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学者。他精鉴别,富收藏。治印所资甚博,举凡古玺、汉铸印、凿印、玉印,元人朱文印等都下过苦功。也曾在明季前辈作品中吸取营养,并能运以己意,自具一种古拗峭折的风致,颇受后人的推崇。而丁敬印艺的形成,一方面是取法秦汉,另一方面是借镜余明代的大家。圆朱文印,是承明人之旧。尖笔白文古文印,便是来自明人谱录。而方笔的朱文,明人魏植、梁表、朱简的作品已可看到,但丁敬善于继承和发展,使之成为自己开宗立派的重要手法。他的刻款,取法于何震,落刃重,收刃轻,以单刀直切石面,错落有致。他看到汉人可以作缪篆别于《说文》的小篆,于是也大胆移用古文,隶书、俗字入印。许多字的字体驳杂,而屈伸变化,也极图案画之能事,只求章法配合,未必尽合于古。
黄易(1744—1802),字大易、一字小松,号秋庵,浙江仁和人(今杭州)。是亲承丁敬指授的得意传人。他二十岁左右,作品以颇具水平。丁敬曾说,继他而起的,一定是黄易。后人亦以「丁黄」并称。黄易遍学丁敬各体,由于专精,到了他的手里,各种体势也都更成熟、更程序化了。对浙派体势的确立,黄易有不少的功劳。他深于金石考据之学,见闻广博,又善于融会变化,因此作品醇厚渊雅,较之丁敬有所发展。魏锡曾有诗赞之说:「朱文六国币,白文两汉碑,沈浸金石中,古采杨新姿。」黄易确是较早「印外求印」的大家之一。他的篆刻,奚冈评论说:「友人黄九小松,丁敬后一人。」陈豫钟说:「余素服小松先生篆刻,于丁居士外更绝超迈。」陈鸿寿也曾说:「平生服膺小松司马一人」。由此可见,黄易对陈鸿寿的篆刻有多么深的影响。
(二)、篆刻风格:
王北岳说:「篆刻艺术的欣赏,可从三方面着手:章法、刀法与笔法。章法就是印文安排的方法。欲刻好印章,必须先从章法的安排着手,当我们欣赏一方印章时,首先入目的便是这方印章的章法。刀法就是在刻制印章时所展现的用刀技巧。成熟与稳健的刀法,可使印石在刻制时呈现出天然崩裂的现象与刀痕,这种表面上残剥不全,却充满古拙苍茫之气,如同年代久远的金石所展现出淋漓尽致的『墨色』与流畅婉转的『笔姿』,这是受『嘉庆年间邓石如所提出的『书由印入,印由书出』口号的影响,倡导以书法为篆刻最高的内涵,也就是将篆书与篆刻融为一体,直接以刀来表现篆书的精神。』
1.
刀法:
陈鸿寿是浙派「西泠八家」之一,浙派所用刀法为「切刀法」。所谓「切刀」,即持刀向下压切,刀角与印石成五十度至九十度左右切一刀,一刀既毕,将刀略为提起,再切石中,一起一伏,连接向前推进,速度不疾不徐,所刻出的线条方折雄剑,朴拙古厚,有锯齿状和燕尾之形态出现。凡作一笔,多一头尖而另一端较阔,像皮刀之形,常见者为上尖下阔,亦作上阔下尖,方形之字,多外方的圆,然方必求自然,圆须得变化,如属直划或横划,则一波三折,两头稍粗而作方棱之状,当中稍有转折。
2.章法
(1)
方圆:篆书笔画是由横线,直线和曲线组合而成,其字形因用笔不同而产生方与圆两种形态。再章法中如采取单一方式,虽较容易取的统一的效果,但常失之于单调,所以必须将曲直方圆相互结合,才能产生变化,增加印章之艺术性。一般而言,汉印以方笔为主,秦印以圆笔为主。如陈鸿寿作品「文述」之「文」字上半部以圆势正与下半部「述」字方梃之势成强烈对比。「不语翁」之「语」字偏旁「吾」字上圆下方,「翁」字亦是。
(2)
疏密:疏密即所谓:「宽处可以走马,密处不可以容针」之意。在国画中也常留下大片空白,以产生强烈的疏密对比,而使人有赏心悦目之美感。篆刻章法中,如能将疏密运用合宜,可使一方印章顿觉生动活泼。如陈鸿寿作品「孙桐」给人密处极密,疏处极疏之效果。
(3)
轻重:轻重是指章法上之轻重,而非用刀时之轻重,如印文粗则感觉重,印文细则感觉轻。大抵笔划多者刻细,笔划少者刻租。又全印之轻重,如四字可采三轻一重或三重一轻之形式,如此可产生浓郁的节奏韵律感。如陈鸿寿作品「山荪亭」采二重一轻,「荪」笔划多而刻细一点,使整方印产生轻重对比。「百宋一厘」印文粗而厚重、饱满。
(4)
增损:一方印如果印文的笔划相近,排列出来则嫌整齐均匀,缺少变化,此时可采用增损法,将某些字增加笔划或减少笔划,而字型的本身也有繁简,可采不同的造形,有繁有简即可增加印章的感染力。但在增损时,不可乖离六书,必须得法,否则差之毫厘,去之千里,徒为识者所讥。陈鸿寿精通金石与文字之学,用字时即考虑到化简为繁或化繁为简,或用不同的文字造形,使印文产生变化而生动自如,如「求古居」之「居」字中古字简化为「∩」,就是化繁为简。「灵花仙馆」之「仙」字用古文「僊」,使笔划增加,此为化简为繁的方法。
(5)
屈伸:印文有带圆势、带方势和屈曲、平直者,为了章法上能统一、协调,可采用屈伸法。但字有可屈、不可屈者,有可伸、不可伸者,必须屈伸自然,不可因任意取巧,而使印文不合六书。如陈鸿寿作品「丙塘」二字上半部采屈曲,下半部采伸展之形,产生对比轻重变化之效果。
(6)
挪让:挪让就是将印文向左右或上下伸缩其所占的位置,使整个印面更为紧凑严密。挪让可使较规则者,经过位置之移易,将印文参差相交,产生新奇感,如此可使印文之气势更为宽舒、贯畅。如陈鸿寿作品「绕屋梅花三十树」之「三」字向上移,使「三」字和「十」字合置一格,使印文整体看来更为紧凑。「小湖」之「湖」字向右伸展,「小」向右缩让,如此可补「小」字因笔划少所造成之空处。
(7)
承应:印文有繁简、疏密之分,表现在印面上则有虚实之分。挪让是指印面中之「实处」,承应是指印面中之「空处」。布局印面时互留承应之处,可采用前呼应或对角呼应,如四字印,其右上一字有空处,则在左下一字亦留空处以应之。承应用在朱文印上为「留空呼应」,在白文印上则为「留红呼应」,为了达到承应的效果,可采用「回文」之排法。如陈鸿寿作品「王有壬印」、「赵之琛印」二印为达承应之效果,采用回文法,「王、壬」、「赵、琛」形成对角呼应。
(8)
巧拙:巧与拙是两种不同的风格。所谓巧是将原本平正的字,经挪移其间架,使成流走之势。拙是将圆转之字,平整其笔画,使产生拙趣。但巧不可流于纤媚,拙不可流于滞板,此两者「拙」比「巧」难于表现。如陈鸿寿作品「献夫」采用铁线篆笔法,流走自然,轻雅秀美,为「巧」一路之印。「五石山房」一印朴拙厚重,方挺有力,是拙趣的表现法。
(9)
变化:如果一印文连刻数印,不可重复一种模式,必须力求变化,一印有一印之变化。然变化并非易事,因一字有一字之变化,一印有一印之变化,必须先审其脉络气势,辨其轻重虚实,不因标奇而违反六书,此乃变化之道。如陈鸿寿作品「文述」二印,一为朱文,一为白文,「文」字又各有变化,使二方印之印文产生轻重、虚实不同情趣。
(10)
盘错:盘错并非屈曲纠缠,而是将文字部分变易其位置,使之化长为方。如一印多字,其字形大小,笔画繁简不一,如占地相等则平板可厌,必须将其字形加以错综盘错,增加印文流动之美。如陈鸿寿作品「秋」字化长为方,将「火」字下挪,「禾」字向左伸长,变异部分位置,使其产生盘错之美。
(11)
离合:有些印文排列过于局促者,应设法使其「离」,字形显的松散或零乱者,则应设法使其「合」,离合必须注意其「情意」,可采用并笔的方式,如同书画上「墨渗」的效果,以增加印文间之情趣。又满白文「计白当朱」与细朱文「计朱当白」,也是离合所产生的效果。如陈鸿寿作品「顾洛之印」、「屠倬之印」二印采「计白当朱」、「计朱当白」之朱白文相间法,产生离合的效果。
(12)
界画:秦印之印文间常有界画,如「日」、「倒日」、「田」字格等界画,如运用于章法上则有调节印文之作用,可使印面显的绚丽而多采多姿。界画不论朱白,都应与印文相呼应,不可喧宾夺主。如陈鸿寿作品「元梅私印」、「孙均私印」二印采「田」字格界画,使印面更加充实,也突显其印文。
(13)
边缘:一方印之边缘就如同房屋的外墙,有支撑全屋之力,所以安排印文时,不可不留余地。一般而言,白文印可于四周略留空地,亦可一面逼边,三面留空,或三面逼边,一面留空,但其下端必须多留空地,否则上重下轻,摇摇欲坠,亦可在印文四周加界画,使产生如朱文之边缘。朱文印之边缘有粗边和细边之分,亦有「轻重」取势者,一般以两重两轻为多,但不可上下重或左右重,而以左下角两边或右下角两边重为宜。如陈鸿寿作品「高树程印」于印面四周加界画,便产生如阳刻之边缘。「不可一日无此君」运用字形笔划留边,产生虚实相间的效果。
3.特色:
陈鸿寿篆刻继承丁敬、蒋仁、黄易、奚冈的基础上,运刀豪迈自如,有雷霆万钧之势,得苍茫浑融之韵,风格以豪放见称。魏锡曾在《论印诗》中说:「一纵而一横,十荡更十决」,意思是说陈鸿寿的篆刻。用刀一向冲锋陷阵,所向无敌。赵之谦在《书扬州吴让之印谱》中说:「浙宗见巧,莫如次闲;曼生巧七而拙三;龙泓忘拙忘巧;秋庵巧拙均;山堂则九拙而孕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