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上出租车，从古城的巾子山南麓出发，沿着笔直平坦的水泥路，往东只消十多分钟，便可抵达三峰村。三十二年前的春天，去同样的地方，只能靠两条腿，晃晃悠悠，得走一个半小时。记得有一位教育局长，到那里的师范学校作形势报告，借了上级机关的篷布小吉普，颠簸在沙石道上。人家还议论他爱出风头，脱离群众什么的。那时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众人就刮目相看——要知道，购买那玩意儿，除了人民币外，还须有关部门发的票证呢。
三峰村以三峰寺称著，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遐迩闻名。据文献记载，寺内天王殿、大雄宝殿、钟楼、鼓楼，嵯峨雄伟，富丽堂皇，红男绿女，信众如织，是本地规模最大的佛教活动场所。寺后两条小溪清淙曲折，双龙桥横架其上，双龙亭点缀水边，环境清幽。不知何时一把大火，菩萨未能保住古刹，只留下破瓦剩砖，一片荒凉。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三峰寺开始修复，但规模甚小；九十年代后，又在旁侧搞了个大型的三峰寺。天王殿、大雄宝殿、钟楼、鼓楼，一并俱全，甚至还有佛学院。只可惜香火不旺，虽然有“宋代古刹”四字的大照壁。
原来新世纪以降，善男信女尽往城里的龙兴寺跑——也许适值龙年吧。信仰是一种精神寄托，谁都离不开。人类是社会性很强的群体，单打独斗总没有抱团有力量。首脑的评价对于个体来说至关重要。阶级斗争时期，香莫过于工人贫下中农，臭莫过于地富反坏右。臭者不仅本人遭殃，还诛连九族——子孙后代也打入了十八层地狱。1979年开始，随着右派的摘帽，知识分子一下子从“臭老九”变成香饽饽，教师也奇缺起来。教龄已有十八年的我，刚从西北的一所省重点中学调回老家。教育局开列了古城里三所学校供我挑选。师范让我教《古汉语》，每周才四节课，比起原先十六节的工作量来，大有天壤之别。只
不过眼下没有教材，得自己编写。领导坦言，学校虽地处东郊的三峰，一年半载便能迁至古城内。作为驿站，我何乐而不为？
第一次步行来到三峰。从洗菜桥到天打路廊，再从蔡岭到尖风岗。仲春的郊外，菜花黄，麦苗青，白墙黑瓦，炊烟袅袅，空气清新，风景如画。“咕咕”，“咕咕”，布谷鸟叫了。正是播种的时候。鸟鸣可作多方解读。不知为何，家乡人听到的不是“布谷”，“布谷”，而是“曹操”，“杀我”，有点匪夷所思。水田里的耕牛简直没有喘息的工夫，可站在它脊背上的斑鸠却若无其事。一尘不染的白鹭，时而翘首弄姿，悠闲自得；时而成群结队，展翅高飞。离校门还有一箭之遥，就嗅到了淡淡的异味。原来，校门右侧有口大粪池，十几只绿头苍蝇正在飞舞。师范学校的前身是一所农业中学，传授种养殖知识自然是该校的主课。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嘛！将当家者放置于显眼位置，谁曰不然？可惜多年以后，写校史的人念念不忘创办于1907年的省第六师范学校，却将不久以前的重要历程，大笔一挥，忽略不计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说，此言不是胡适原话，而与冯友兰有关；但在这里，却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当时三峰不称村，名之曰“城东公社三峰大队”。八十年代初，恢复乡（镇）村行政建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公社大队之名自然寿终正寝了。五十年代末，有个响亮的政治口号叫“三面红旗万岁”。三面红旗指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来“万岁”是靠不住的，不仅仅是封建时代而已。所谓三峰者，想必与西北连绵群峰有关，岂止三座而已？山中草木繁茂，隐天蔽日，青翠欲滴，鸟语花香。平日里，涓涓细流或隐或现，叮咚作响；到了雨季，条条瀑布飞珠溅玉，奔腾而下，形成一个碧绿的深潭。四月里，漫山遍野的杜鹃开得正盛。“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我采了一朵鲜艳的映山红，夹在信封里，寄往生活在风沙弥漫中的西北师友。
一条清澈见底、游鱼可数的小河从山间流向远方。北岸是村庄的民房，南岸则是学校与良种场。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校墙内有三排平房。其中两排是教室，一排是办公室。其他诸如师生寝室、饭厅、会议厅之类，分散在良种场中。而良种场又经常利用学校会议厅开会放电影。我住的房子原来是良种场的宿舍，现在部分权作教师的栖息之所。一天夜晚，熄灯过后，只听得窸窸窣窣之声不绝于耳。开始也不介意。骤然“唧唧”几声，打开电灯，只见一条长蛇将老鼠衔在嘴里。我慌忙将蚊帐的下摆塞进草席，以防毛骨悚然的家伙钻进来与我同眠。教师食堂里的油炸鳝苗，价钱便宜，肉质细嫩，香气扑鼻。此鱼学名叫刀鲚，是一种洄游生物。每年春暖花开，灵江口的银白色精灵，纷纷逆水而上产卵。渔民们撒开大网，便有所获。八十年代末，可怕的水体污染开始了，刀鱼回家的路被阻绝。美味的鳝苗，鱼市早已难觅踪影，大快朵颐更无从谈起，哪怕口袋里有的是钱。这又使我想起了黄花鱼。这两种鱼类尽管生活习性各异，处境却何其相似乃尔！
学校里的教师中，不少是脱帽右派分子，没有一个教理科的。其中有教语文的A老师、教历史的B老师、教政治的C老师，还有教美术的D老师。这些人回到三尺讲台时，长满老茧的手指捏着粉笔，有点不听使唤了。课余时，他们木讷地徜徉在青山绿水之间，真是往事不堪回首。为了一言半语，就要戴二十二年沉重的“帽子”，且不提受连累的亲属。漫长的磨难所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连最高明的医生也束手无策。以后学校搬离三峰，来到城里，四个右派分别住在教师宿舍楼的403室、303室、203室和103室。时间不长，203室的那个当了教育局的副局长，喜迁新居；接着，303室、403室和103室的三个右派相继辞世。有人来了个灰色幽默：“看来这个‘3’不是好兆头。幸亏203跑得快，不然阎王爷也就点到他了！”
那时师范学风甚佳。学生都是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十分珍惜难得的读书机会。青山中偶见停放的红棺，非常触目。浙东风俗，人死后有暂厝的讲究。课余时，用心的学生离开教室，时常来到此间温习功课，两眼专注于书本，哪顾得上身旁的野鬼游魂？“无铜板，读师范”。师范生一向无须缴纳学费饭费。囊中羞涩者将菜票交给老师，兑换成零化钱，以便购置急需之物。三餐仅以豆腐乳下饭。比起西北农村学生吃家做杂面馍，喝学校白开水来，好不到哪里去。“七讨饭，八教书”的说法不知通行了多少年？最起码当大官的送子女读师范，肯定是新闻。乡下的学校非常简陋，一般由祠堂庙宇改建。“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有位公社领导曾对一名小学教师说：“好好干，将来提拔你当供销社营业员！”不料近十年来，城乡校园旧貌换新颜，尤其农村小学，今非昔比。教师待遇，早在供销社营业员之上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言之成理。
学校师生员工都不屑与良种场为伍。过了一年半，房子作价卖给了对方，师范迁至城里的巾子山南麓。谁知再过了二十个春秋，上级称学校的地盘不达标，又搬到比三峰更远的双桥，与其他单位合并，升格为学院。世上走弯路是常态。至于其复杂背景，说来话长了……
《台州日报》2011年3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