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1年秋与周汝昌先生相识相交，到30年后周老溘然长逝，我们之间的交谊之深，感情之笃，在学界尽人皆知。我对周老一向执弟子礼。由于经常出入其家门，请教切磋“研红”之事，且在他晚年杜门谢客潜心著述之际，依然可以不时登门拜访，故尝自视为周先生的“入室弟子”。的确，周老在红学研究尤其是做人品格上对我的教诲、影响、熏陶之深，实不亚于通常的授业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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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81年秋与周汝昌先生相识相交，到30年后周老溘然长逝，我们之间的交谊之深，感情之笃，在学界尽人皆知。我对周老一向执弟子礼。由于经常出入其家门，请教切磋“研红”之事，且在他晚年杜门谢客潜心著述之际，依然可以不时登门拜访，故尝自视为周先生的“入室弟子”。的确，周老在红学研究尤其是做人品格上对我的教诲、影响、熏陶之深，实不亚于通常的授业之师。
然而，周老对我，从不以年龄资历论短长，自始至终视我为“红友”、“学友”、“贤友”，甚至像旧时文人一般，不计年齿，称兄道弟。凡是我在学术上稍有可取，或做出微小的成绩，他便赞赏有加，广为宣示，极尽勉励提携之能事。所以，我的一些重要著作出版，他往往以极高的热情亲为作序，甚至为其题诗褒扬。我时常暗自庆幸，人生在世，能得恩师如周老者，真是一种福气。
这篇小文，单讲周先生晚年和我的诗谊。所谓“诗谊”，顾名思义，乃指吟诗作赋方面的赠答唱酬之情谊也。而对于像我这样的后生晚辈来说，当然主要还是周老在以诗的形式给我以勉励鞭策。
如今手泽犹存，斯人已去，睹物思情，不胜唏嘘慨叹之至！
周先生最早书赠给我的诗，可以追溯到1983年,我们共同在南京参加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红学研讨会期间，他所作的三首七绝。
只可惜，我这笔记本连同夹在封套里的周老诗笺，在一次乘坐列车时，和挎包一起被盗。故此，1991年我从海南赴京探望周老，提起此事痛惜不已；周老当即把记忆犹新的三首旧作中的一首，再次挥毫，书写成条幅相赠。诗云：
2000年岁末，我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即将出版之际，周先生不仅热情洋溢地连作了两篇序（后以《序》之“一”、“二”相区别，仍合为一篇），还特别在两序之末各题一首诗。后面的一首，大约是从“形而上”的角度，专赞此书之
周老此时目近全盲，仍将此七律以硬笔盲书，写成小小“横幅”状，由出版社制为彩页冠于书前。此诗谬奖已甚，我本人实难奉和。吾乡老诗人钟朗华先生（1909-2006，早年曾仿林语堂办《论语》杂志之名，在上海创办《诗经》，专发新旧诗词），倒是和作了一首《步周汝昌原韵题邓遂夫甲戌校本》：
2006年4月，我的“脂评校本丛书”第二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四卷本）又面世，周老竟比他自己的书出版还高兴。在北京三联书城联合召开此书及周老《论红楼梦的艺术》、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三部新书的读者见面会那天，周老临时身体有恙，卧床不起。去接他的人见状，都劝他别去了。他女儿伦玲也不让他去。他却硬是挣扎着起床，非去不可。理由是：“遂夫这部书的出版是件大事，我得去讲一讲。”结果到了现场，讲起话来居然神采奕奕，和刚才判若两人。按伦玲的说法：“我爸真怪，一来就跟打了强心针似的。”周老不仅兴致勃勃地讲了几十分钟，还坚持回答读者和媒体的各种提问，并给众多读者所购之书签名。结束后，竟破天荒地接受了出版社邀请留下来共进午宴，说是“要和遂夫、归智一起吃饭聊聊天”。
席间，有记者要给我们拍个三人合影，让我和归智站到周老所坐高背椅两旁。周老执意要站起身，说：“给我们拍个三家村。”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拍照毕，周先生神情庄重地低声说：“遂夫、归智，一定要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要用诗、词或文，把今天的事情记一记，这是有历史意义的。”当时有记者评论说，周先生戏称“三家村”，实乃红坛“三剑客”。且同出新书，联袂出征，意义非凡。我便以此话题为契机，旋即吟成一首古风诗《红学三人行》：
我将拙作用E-mail发给周老。次日接到伦玲发回的周先生复函及一组诗作：
遂夫学友：
听家人读兄作《三人行》，七言古体而用仄韵，极不俗，入声字韵脚尤妙。甚喜甚喜！拙句今传奉，以存一时史迹——不可与雪鸿同喻也。……
附拙诗：
接下来尚有《谢归智》、《诗赠心武兄赴美宣演红学》等分咏多人之古风及律绝。为免枝蔓，恕不全录；仅录与此“三人行”相关的《谢归智》五古一首：
注：丙戌三月下浣（2006-4-22），梁、邓、周在三联书店同为“签售”者，报端题为《红学三家聚首三联》。而归智方是真“三联”：为周之传，为邓之序，又为我《艺术魅力》之序。真非细事也，应特书为纪。
我拜读周老“信笔”所吟诸作，寄意遥深，感念不已。复将周老诗及拙作转奉归智。归智旋即赐示古风一首，题为《步邓遂夫先生〈红学三人行〉原韵》：
归智此诗，句句步拙诗原韵，却能紧扣原题一气呵成，而新雅尤胜。至此，周老当日之谆谆嘱咐，算是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果。
周汝昌先生2003年为我盲书《曹雪芹赋》长卷后写的信（一时未检索原件，从《万象》杂志扫描）
周先生在北大读书期间为校长胡适所藏甲戌本写的跋语草稿（惜与该原本分离，现藏胡适档案馆）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一位向来以“攻周”为主业，并以此向学界权势者示好的海外学者，忽然又发文章。竟以奚落我的甲戌、庚辰两种校订本反复出修订版，“打破了中国出版史上纪录”，而他却可以从我的“初版”（并非多有修订的五、六版）中挑出几条错误为由，出言不逊，猛攻所谓“周派”之失。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红坛登龙术》的文章来厘清事实，略揭当今红坛诸般乱象之根源。此文一出，正气得伸，理屈者顿然词穷。周老“听读”之后，感慨系之，吟成《听邓遂夫〈红坛登龙术〉口占七言俚歌一首》相赠。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