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蒙古人种与印欧人种

2011-07-08 11:4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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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yihua4994

蒙古人种与印欧人种
---夷夏先后说之体质人类学论证

1995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执委会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通过《关于人种概念的声明》，明确宣布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拥有共同的血统，属于同一物种智人（Homo sapiens）。[1]这是体质人类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达成的唯一学术共识。早在十八世纪林奈《自然系统》中将人命名为Homo Sapiens，大致确认了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十九世纪达尔文《人类由来与性选择》论证了人类同源，肯定了人类的共同性；二十世纪人类基因组工程证实了人类自身的同一性。1998联合国大会批准了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从学术上和政治上宣告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基因组，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2]人类同源己成共识，但其起源的时间和地点还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和深刻的分歧。夏娃假说与亚当假说是两种可以互补的学说，不约而同地将人类起源地锁定非洲。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人本土起源说难以成立，东亚人来源于非洲可能性很大。人类不止一次走出非洲[3]

，其进入东亚的具体过程还不太清楚。大体而言从南路进入的可能性较大较早，称之为蒙古人种，与夷人有关；从北路进入的可能性较小较晚，可称之为高加索人种，与夏人有关。现分别检讨如下，并略做小结。

一、蒙古人种与夷

1、古人类学骨骼测量和古DNA研究表明石器时代东亚人为蒙古人种。山顶洞人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4]东亚石器时代的人骨骼具有明显的连续性[5]，虽然不足以作为本土起源的证据，但颜闾[6]、吴新智、潘其风[7]、韩康信[8]、朱泓[9]等都主张它们大体属于蒙古人种。铲形门齿公认为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被称之为“汉齿”或“中国齿”（Sindadonty），[10]也是东亚人群连续性的有力证据。[11]具有铲形门齿的大陆人从弥生时代开始陆续进入日本列岛，与具有Sundadonty门齿的绳文人结合形成了弥生人和现代日本人。[12]通过测量和计算发现古坟时代东部日本人渡来人占72%，西部高达81％－90％；现代日本人土著绳纹人与大陆渡来人的血缘比例因地而异：关东日本人1：3，冲绳岛民2：3，北海道阿伊努人7：3。[13]
通过对21个新石器时代组的13项测量项目聚类和主成分分析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人骨按其体质特征可分为三组:甘青组、华南组、黄河中下游—江淮地区组。甘青组以其低颅、窄面、平颌的特点区别于其他新石器时代组；华南组以其较低的鼻高、上面高与其他北方新石器时代组相区别。[14]韩康信等认为迄今为止出自我国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西北地区境内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以及秦汉以前的古代居民的人种都毫无例外地归属于蒙古人种，尚未发现任何西方高加索人种因素。由此推测，具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居民进入我国境内的地理界限大致在新疆东部和甘肃西部之间，其东进的时间主要在秦汉以前。[15]
古DNA研究亦表明东亚西新石器时代居民体质特征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属于蒙古人种。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仰韶文化人类残骸古DNA分析表明与现代西安人同源性序列只有 2个位点的突变。[16]结合骨骼测量学和古DNA研究对河北阳原姜家梁人骨进行研究发现头骨的连续性形态特征明显，表明姜家梁新石器时代人群属于蒙古人种的范畴。[17]陶寺文化中晚期墓葬和灰坑中的人骨没有明显差别,与陶寺文化早期墓葬中出土的人骨形态距离较远，暗示陶寺早期人群和中晚期的人群可能有不一样的来源。古mtDNA分析显示包括B5、C、D、D4、D4b1、D5、F*、G2a、M、M*、M10、M7c、M7c* 、Y，而且M系单倍群的个体占85％。[18]青海喇家遗址古人牙齿中提取出古DNA，分别属于B, C, D, M*, and M10。单倍型类群的分析显示喇家古代居民与现代汉族人群及藏缅语系人群均有较近的亲缘关系。[19]对9例保存较好的朱开沟个体牙齿的线粒体基因组扩增和测序并进行系统发育分析，发现朱开沟古代居民在母系遗传上与其后的饮牛沟墓地古代居民及现代内蒙古地区人群关系密切，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人群母系遗传结构具有连续性。[20]
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和计算机模拟三维人像复原等综合研究表明北京老山汉墓遗骸为东亚蒙古人种，与其种系性状最为接近的是殷墟中小墓组所代表的中原地区先秦时期土著居民。她的线粒体DNA序列属于亚洲M谱系，代表了东亚地区现代人群的某种祖先类型的遗传学性状。[21]
2、新石器时代人形、人面岩图发现了不少，虽然体质特征不是很清晰，亦可反映蒙古人种的形象和迁徙踪迹。人面岩画主要发现在环太平洋地区，中国人面岩画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特点显著，在世界人面岩画中占有突出的位置。[22]东亚地区发现了大量磨刻人面岩画，总数达五、六千幅。而同一类型的岩画也大量地出现在北美洲西海岸，也有约五千幅。这些凿刻在两大洲山岩或海岸礁石上的人面岩画，具有共同的制作技法、构图特征、表现风格，并出现三种相伴随的符号：太阳形、同心圆和众多的小圆凹。这进一步确证了史前蒙古人种从东亚迁往北美的历程。[23]
石器时代浒浒如生的人形图像或器物还很少发现，已发现的人物形象不足以表现种群特征，例如良渚文化人面纹和红山文化的玉人与泥塑女像，以及更早的史前“维纳斯”。可靠的文字记载也几乎没有。好在新石器时代与现代中国人的连续性是公认的，通过对现代东亚人的研究可追溯石器时代人群的大致情况。[24]
3、分子遗传学研究表明蒙古人种经东南亚来自非洲。1987年卡恩等分析了145份来自不同地域的现代人胎盘线粒体DNA，发现非洲样本变异最多，其次是亚洲，从而提出了约20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的“夏娃”假说[25]，掀开了现代人起源与迁徙研究的新篇章。[26]通过对人类Y染色体的研究追溯人类的亲缘关系称之为亚当假说。海墨尔等对来自非洲、欧洲、澳洲和新大陆的六十个群体（N＝1500）的Y染色体变异进行了研究，发现全部5套YAP单倍型和27套结合式单倍型中的21套出现在非洲人群中，表明非洲是Y染色体变异最丰富的地区，由此推论人类最近20余万年多次迁徙和扩张历程。[27]2001年昂德希尔等对全球1062个代表个体的Y染色体非重组区段的SNP标记（NRY）进行了分析，显示了类似的群体亲缘关系。[28]
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研究相结合可以更可靠地勾画人类不同群体的亲缘关系[29]，是目前研究现代人类起源和迁徙最有效的两种手段。中国学者亦积极响应，并做出了相应的贡献。宿兵等对来自全球不同地区不同民族925人（其中739来自亚洲东部）的Y染色体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南方人群的基因多样度高于北方人群，但均衍生于非洲群体中存在的祖先单倍型M168，表明东南亚是人类从非洲进入东亚关键的一站。[30]
柯越海等对亚洲各地12000余份随机样本Y染色体M89、M130、YAP进行了检测，发现无一例外具有三种Y-SNP之一，且没有发现其他突变型。三个Y染色体多态型M89、M130和YAP均是在M168突变型基础上产生的，而M168是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直接证据。[31]他们还对22个省市汉族人群中由19个单核苷酸多态位点（SNP）组成的Y染色体单倍型进行了研究，发现南方人群的多态性明显高于北方人群，其中单倍型H7, H10, H11和H12仅出现在南方群体；提示现代人类大致在18000—60000年前自南方进入中国随后向北迁移。[32]金力和宿兵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现代中国人来自非洲由南向北迁徙的大趋势，基本上排除了中国人群本土起源的可能性。[33]随着人类遗传学研究的深入，有利的证据还在不断增加。[34]
线粒体DNA研究表明东亚人口有惊人的同质性。通过对日本、中国、越南以及其他亚洲大陆人口研究发现父系遗传差异较大，母系基因差异很小，显示了东亚人口的共同性。[35]张亚平等采用群体基因组学等综合手段建立了东亚所有主要mtDNA单倍群系统发育树，mtDNA世系均归属于由非洲特有类群L3分化出来的M或N类群，没有发现可能追溯至东亚远古人类的母系遗传组份，从mtDNA全基因组角度支持东亚人群起源于非洲的假说。[36]
常染色体基因研究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基因频率能反映人类的迁徙和血缘关系[37]，Chen Kuang-ho对蒙古人种在中国的迁徙进行了研究，勾划出了一个大致的迁徙图。[38]褚嘉佑等利用30个常染色体微卫星位点分析了28个东亚人群，结果支持现代中国人群经东南亚来自非洲的结论。[39]杜若甫等从遗传学探讨中华民族的源流，对中国人群38个基因座的130个等位基因的频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推测南方蒙古人种来自东南亚，而北方蒙古人种可能来自帕米尔，最近二三千年在长江流域汇合。[40]
最近亚洲多国科学家联手研究分布在不同地域人群总体遗传多样性，发现遗传多样性显著地从南到北递减，南方组分更接近古老的非洲组分，而北方组分与非洲组分的遗传距离要更远一些。运用“单倍型共享”方法，发现绝大部分北方人群的单倍型都可以在南方人群中找到，而北方人群特有的单倍型比例很小，说明东亚北方人群的基因库是南方人群的一个抽样。大规模综合比较研究进一步确认亚洲人群在史前从南到北迁徙的总体模式。[41]
蒙古国人群与中亚人群的遗传交流不可忽视，但总体属于东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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