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春秋时期的瞽矇讲史记录
2018-11-22 23:45阅读：
《左传》是春秋时期的瞽矇讲史记录
臧立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是一部记载春秋时期二百余年间史实，具有相当高史料价值的重要历史著作。由于它叙事生动，刻划入微，语言简洁精炼，在文学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左传》开创的文史结合的传统，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起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左传》又是我国历史上引起争议最多的一部书。其争议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规模之大，都是罕见的。从汉代的刘歆欲立《左氏春秋》于学官开始，就揭开了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的序幕。当时，争议的焦点是《左传》是不是讲解“微言大义”的解经之作。唐代以后，又陆续有人对左丘明是《左传》作者产生怀疑，到了清末，这种疑古风气达到高潮，以康有为为代表，提出了《左传》为刘歆伪造的观点。解放后，学术界围绕着《左传》是部什么样的书；它的作者是谁及其成书年代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由于摆脱了经学今古文之争的束缚，又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由于在研究方法上还没有跳出传统的圈子，致使研究工作难于有更大的突破和进展。
笔者认为，对《左传》诸问题的研究，欲要有新的突破，首先要在研究方法上来一个革新，打破囿于内容的研究，忽视对其表现形式研究的束缚，进行立体的，多层次的综合全面研究。本文即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左传》是部什么样的书？
《左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这是解决围绕着《左传》诸多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其它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以往论者往往忽视了这个根本问题，将其与其他同时期的历史著作等同看待，沉陷于个别章句、事例的考证，没有抓住其本身的独特之处，往往钻入牛角尖而不能自拔。
《左传》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一般的史书，它既不同于《尚书》和《春秋》，又不同于《史记》和《汉书》，拿它与《国语》相比较，二者虽然在体例上不同，但在语言及叙事状物等表现手法上，却是最相接近的。这是因为，这两部书都是春秋时期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具体地说，它们都是春秋时期瞽矇讲史的记录。
《左传》出自
于左丘明的传诵。这个看法是徐中舒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载《历史教学》1962年11期）由于徐先生只是从史学角度来谈的，又未能加以详尽论述，因而它的重要意义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此后也有人谈及《左传》材料的其中一个来源是“流行于战国前期的，关于春秋史事的各种传闻传说”，（王和《左传》材料来源考》《中国史研究》1993年2期）或认为史官内部的“传闻”是《左传》的源头，（过常宝：《左传》源于史官“传闻”制度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阎步克先生也认为，中国先秦时期的历史主要是由乐师来完成的。(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第92页)可惜的是，都没有深入探讨。其实，只要我们沿着这个线索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就会发现，这是解开围绕《左传》之各种谜团的一把钥匙。
（一）春秋时期的瞽矇及其活动
1、文字发明之前的历史主要靠口传
文字发明之前的历史，主要靠的是口传，中外都是如此。“古”字从“十”从“口”，表示十口相传，展转因袭之意。中外许多民族的历史上都有过结绳或刻木记事的阶段。但结绳和刻木只能是帮助记事的手段，离开了口头讲述，便只会成为谁也看不懂的符号。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的情况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佐证：
“卡瓦族（西盟）有一种传代木刻，也是记事性质的木刻。他们在每年第一次吃新米的时候，要召集全村老小一齐尝新，由年老的人口头传述本村历史，就拿出历代相传的一根木刻。木刻的两侧都刻着许多刻口，每一刻口代表着一桩事件。刻口深的，表示重大事件；浅小的表示事件轻小，有时新发生一桩事件，也照样加刻上一个刻口。讲述的老人主要是指示给族人某一刻口是记本村的某事和某村人结下仇怨，已经报复过，或未报复过，其意义是要族人记着仇怨事件，不忘报复而已，而村中其他事情，也借这个机会，口耳相传，延续下去。”（李家瑞：《云南几个民族记事和表意的方法》载《文物》1962年1期）
文字发明之前的情况已如上述。文字发明之初，虽然有了些进步，但由于书写工具的笨重不便，仍只能对历史事件做简要的记载，而由口头讲诵来丰富和补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巫史非诗人，其职虽止于记事，然厥初亦凭口耳，虑有愆误，则练句协音，以便记诵，文字既作，固无愆误之虞矣，而简策繁重，书削为劳，故复当俭约其文，以省物力，或因旧习，仍作韵言。”（《汉字学史纲要•自文字至文章》）这里所说的韵言，就是诗，因是记述历史的，便是史诗。这诵诗讲解历史的责任，便历史地落到盲人的肩上，古希腊有盲诗人荷马，中国则有左丘明这样的瞽史。
2、瞽、矇、瞍的职责
瞽、矇、瞍都是盲人，《国语•周语》韦注：“无目曰瞽，无眸子曰瞍，有眸子无见曰矇。”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他们丧失了生产劳动的能力，但是他们视觉上的缺欠，在听觉和记忆力，语言等方面得到了补偿，成为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宫庭中都有着为数众多的盲人，这些盲人除了担任乐师从事与各种祭祀、典礼有关的音乐活动之外，还负有保存、整理和讲诵历史的职责。当时的史官只负责用简要的文字记载历史，再由瞽矇用口述的方法对这种记录加以充实、丰富和补充，这就是所谓“史不失书，矇不失诵”。（《国语•楚语上》）
瞽矇以传诵的方式保存和记录历史，往往是与音乐活动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周礼•瞽矇》曰：“瞽矇掌播鼓、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郑注：“世奠系谓帝系世本之属也，小史主定之，”这就是说，瞽矇讽诵之外，还有背诵帝王世系的任务。
《世本》原书已失传，据《后汉书•班彪传》云：“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其子固本之，遂著录其书于《汉书•艺文志》。”颜之推说：“《世本》，左丘明所书，说出皇甫谧《帝王世纪》。”（《颜氏家训•书证篇》）笔者认为，作为瞽官之长的左丘明，将“奠世系”的瞽矇所讽诵的材料整理成书，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世本》记事下限为春秋时，也与《左传》大体相合。章太炎说：“盖左丘明成春秋内外传，又有《世本》以为肢翼，近之矣。”（《检说•尊史篇》）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3、瞽矇的讽谏活动
瞽矇不仅仅以背诵的方式保存和记录历史，而且还要能灵活地运用历史故事回答君王及贵族的咨询，对君王进行讽谏。这种情况至迟在商代已经出现。商代末年，纣王无道，宗室贵族微子就曾向王朝乐师请教自己应付的办法，太师、少师两位乐官劝他逃走，他们自己也携乐器奔周。《尚书•微子》就是记载这件事的。《史记•殷本记》和《宋微子世家》也都记载了这件事。
春秋时期，这方面的记载多了起来，如：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行事而不悖。（《国语•周语上》）
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褒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国语•楚语上》）
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行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左传•襄十四年》）
以上这些资料告诉我们，春秋时期，在各国君王的周围，都有着一个庞大的智囊团，不论是“在舆”还是“位宁”；不论是“倚几”还是“居寝”；不论是“临事”还是“宴居”，都有一些公卿列士，瞽史师工聚集在他的周围，给予箴谏教诲。而且讽谏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献诗”，有的“献曲”，
有的“赋”，
有的“诵”，其共同点是“执艺事以谏”，就是将讽谏这种政治活动同一定的文艺形式结合起来，用各自掌握的技艺，以献艺的方式进行讽谏。这样，就使得这类活动具有了一定的娱乐性质。
在上述记载中，往往是瞽史联称为“瞽史”，或并提，如“史不失书，矇不失诵”。前者是说瞽和史的职责相近，后者是说两者的区别：史是用书写的方式记载历史，瞽是用语言讲述历史，二者互相配合、相辅相成。
春秋时最著名的瞽矇是晋国的太师师旷。师旷不仅能演奏多种乐器，技艺非常高超，还能作曲，相传古代名曲《阳春》、《白雪》都是他的作品。（见朱权《神奇秘谱》）但他的主要活动还是在政治活动方面。据《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鲁国的使者从晋国归来，汇报了在晋国见到的情况，季武子听了之后说：“晋未可媮也，有赵孟以为大夫；有伯瑕以为佐；有史趋，师旷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齐以师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后可。”他认为晋国朝中有许多有才能的人，是不可轻视的，要尽力事奉他们才行。在这里，师旷与史趋并列，被说成是“咨度”之臣，与其它资料所说的瞽史职责正相吻合。在《左传》、《逸周书》、《韩非子》、《汲冢琐语》、《说苑》、《新序》等书中，关于师旷的记载多数是他与晋悼公，晋平公等人的议论问答，通过回答咨询来议论时事，陈抒己见。如卫献公被国人驱逐，晋悼公听说之后，认为卫国人做的太过份了，师旷乘机讲了一大段话，指出，好的国君应该“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这样的国君，老百姓对他热爱敬畏，是不能驱逐的。要是弄到“百姓绝望，社稷无主”的地步，还留着他有什么用呢？（见《左传•襄公十四年》）
再如，一次晋平公问师旷：“我已七十岁了，想学习恐怕已经晚了。”师旷回答：“为什么不点燃蜡烛呢？”平公说：“哪有为臣子的戏耍君王的呢？”师旷趁机说：“我哪里敢戏耍您呢？我听说：‘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点燃蜡烛同摸黑走路哪个好呢？”平公点头称善。（见刘向《说苑•建本篇》）
类似的材料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了。
4、瞽矇讽谏技艺的传承和发展
为了增强讽谏的效果，瞽矇们就要不断地提高讽诵技艺，讲究材料的组织编排和语言的艺术。久而久之，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这些资料和经验以口传口授的方式一代代传下去，不但瞽矇们要接受这种教育，就连贵族子第也要向有修养的瞽矇学诗、学乐、学习语言。《周礼•春官•大师》说：“……教六师，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同书的《大司乐》云：“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这些记载都说明，这些讽谏技艺不仅是瞽矇们的必修课程，而且也是贵族子弟的学习内容。
这里提到的“兴”，本为《诗》的六义之一，郑司农曰：“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集传》曰：“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在这里作为一门课程向国子传授，当为一种委婉地表达思想的一种语言艺术，当然也可能包含着《诗》的一些内容。
关于“道”，郑注：“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照他的说法，“道”是一种引古喻今的表达方式，作为一门课程，必然涉及许多历史事件、历史知识。另外，“道”本义指道路，又有讲、说的意思。还可引申为平直之义，故亦可理解为一种平铺直叙的表达方式。与“兴”相对。
“讽”。《说文》：“讽，诵也。”殷玉裁注：“倍（背）文曰讽。”《汉书•艺文志》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可知为背诵之意。又指用委婉的语言暗示劝告或指责。
“诵”。据《辞源》，诵有朗读，述说之意，段玉裁云：“以声节之曰诵。”当为一种富于节奏的朗诵。《国语》中所说“朦诵”的内容，据韦昭的解释：“谓箴谏之语也。”可以是箴言，也可以是历史。据记载，学诵的时间是在春天。（《礼记•文王世子》：春诵，夏弦。）
“言”。郑注：“发端曰言，答述曰语。”根据这个解释，可以理解为一种将话题引入自己予想轨道的语言艺术。
“语”。则为一种回答问话的语言艺术。另外，《语》又指瞽史记录的历史，如《周语》、《鲁语》、《楚语》之类。这些都是瞽矇教授的教材，《国语•楚语》记载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及“教之《语》”的说法，可以为证。再有，先秦时代“语”还指成语、谚语。这些也都可能作为讲学的内容加以传授。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兴、道、讽、诵、言、语，都是语言的艺术，教授这些课程的瞽矇，必是学问渊博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大师。
（二）《左传》是左丘明讲史的记录
宫庭中频繁的箴谏活动，瞽矇间的师徒相授和对“国子”的教学活动，给瞽矇们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机会。为了提高箴谏的效果，引起君王的兴趣和注意，就要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对所讲诵的历史事件极力加以渲染，绘声绘色，引古喻今，以耸人听闻；在叙事层次上就要力求简明清晰；情节要紧张动人，语言要传神精炼。而这一切又与作为音乐家的瞽矇的“献曲”、“赋”、“讽”、“诵”等形式相结合。这样，历史、文学、音乐融为一体，成为我国说唱艺术之滥觞，同时也开辟了史传文学的源头，形成了我国史籍中文史结合的好传统。
《左传》和《国语》是当时的瞽史左丘明留给我们的讲史记录。
这从《左传》本身就可以得到证明。
与同时的史籍相比较，《左传》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有着浓郁的文学气息。它的巨大的文学成就博得了历代学者们的许多赞誉，两千年来为人们所称道。由于这一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尽管人们对这部书争议颇多，但在这一点上的看法却是非常的一致。范宁说它“艳而富，其失也诬。”（《谷梁传集解序》）韩愈说“《春秋》严谨，《左传》浮夸。”（《进学解》）钱玄同认为它“小说的成份多于历史的成份。”（《左氏春秋考据书后》载《古史辩》第五册上编）
所谓“艳而富”、“浮夸”，所谓“小说的成份多于历史的成份”，虽是从史学和经学的角度对《左传》的批评，却很准确地道出了《左传》文学性强的特点。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对《左传》的艺术成就更有着极好的概括：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馀，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
的确，长于记事，善于修辞，叙事简洁而又生动，富于文采，是《左传》突出的艺术特点。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它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但是，从文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从佶屈聱牙的《尚书》和绝少文学意味，而被讥为“断烂朝报”的《春秋》，到艺术造诣如此高超的《左传》之间，缺乏必要的、充分的准备和过渡，这其间缺少必要的环节。这是不符合文体发展规律的。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种文体，从其形成到发展成熟，往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从《诗经》的四言诗到汉代《古诗十九首》五言诗的基本定型，经过了三、四百年的时间，再到唐初较成熟的七言律诗的出现，又经历了六百多年的漫长岁月；赋体的发展是比较快的，但从荀子的赋到汉赋的兴盛，也经过了两百多年。至于小说的发展，就更缓慢了。
先秦散文中，《左传》《国语》和《战国策》可算作一类，被称为“史传文”，其共同特点是文学性强。《战国策》成书晚于《左传》和《国语》，可以学习和借鉴前两部书的经验，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有了更多的材料可供借鉴和参考。所以《战国策》和《史记》的文学成就的取得是很自然的，顺理成章的事。而《左传》和《国语》则不然，它们与《春秋》是同时代出现的，没有什么可借鉴的材料。再说，同时代出现，又是记述同一时期历史的《左传》和《春秋》，文学水平相差竟如此悬殊，这种差别怎么解释呢？即使退一步，按照一些人的《左传》晚出的说法，从《尚书》、《春秋》那样简单的文字到《左传》《国语》这样高水平的历史文学作品之间，也有着不可弥缝的巨大裂隙。
这个问题，离开了瞽矇讲史便无法解释。
前文曾提及，由于古代物质条件的限制，书写工具笨重不便，故对历史事件只能做极其简要的记载。这便是《尚书》及春秋时期各国史书产生的历史条件。《春秋》虽经孔子修订，成书于春秋末期，当时的书写条件已经有了一些改进，但孔子只是根据各国史书的简要记载加以整理编次而已，他没有掌握那活生生的历史材料，只是有那干巴巴的几根筋，所以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他所根据的，只是那种简要记录的“文献”，所以只能整理出《春秋》那样的书，而不具备写出《左传》那样著作的条件。
而瞽矇讲史则可以不受书写条件的限制。并且每讲诵一次都可以随时总结经验，进行修改，这种修改方法比落到文字上之后再修改不知要方便、灵活多少倍。这样，在长期的讲诵实践中，瞽矇们对自己的讽诵之辞不断地进行着加工和润色，炼字锤句，反复斟酌，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传授、充实和完善，他们的材料和经验越来越丰富。这是不见诸文字的修改和加工，是刻在瞽矇们心上的书。在付之竹帛之前，就已经是千锤百炼，成竹在胸，一旦形成文字，便以它浓郁艳丽的文采而光耀于世。
梁启超说：“《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契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要籍题解及其读法》）梁氏虽然还没有认识到《左传》出于瞽矇传诵这一问题实质，但他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文章优美”、“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这些评语已经接近于问题的实质。
（三）关于左丘明
这位左丘明，司马迁称其为“鲁君子”，《汉书•艺文志》说他是“鲁太史”，两者是一致的。他又是个失明的盲人，即是瞽矇。在春秋时期，瞽矇太师与太史的职责是可以兼任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引《青史子》可以证明：
“古之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暮龟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史缊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不敢煎调，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史吹铜曰：‘声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后为王太子悬弧之礼义。”（《大戴礼记•保傅篇》《贾谊新书•胎教十事》）
这里所说的“太史吹铜”、“太史缊瑟”都应该是瞽矇乐师的事，可见二者是可以兼任的，这位瞽矇左丘明被班固称为“鲁太史”也是很自然的了。
左丘明是鲁国人，还可以从《左传》中找到内证，《左传》记事以鲁国为中心，凡称鲁国都为“我”；凡称鲁君则必称为“公”；凡写各国诸侯使节到鲁国均称“来”。这都说明它的作者是鲁国人，站在鲁国的立场上来写的。
清代史学家马骕在《左传事纬》一书篇首《左丘明小传》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鲁侯欲以孔丘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丘明曰：‘孔丘其圣人与，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好裘而爱珍羞，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羞，言未卒，狐相与逃于重丘之下，羊相藏于森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羞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而召孔子为司徒。”
马骕引用这段故事没有注明出处，可能引自《太平御览》卷二〇八《符子》，二者除个别字句外基本相同，又以《四书人物类典串珠》卷六，古贤类左丘明条附录也引此事，只是称“鲁侯”为“鲁定公”。马骕认为：狐羊之喻，类战国策士之言，而孔子之为司徒，不见与家语及太史公书。从而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是，孔子曾任鲁国司空、大司空，都是鲁定公在位时的事，司徒、司空、司寇，一字之差，也有可能是传抄之误，而且左丘明这段话与瞽矇箴谏之语非常相似，所以还应引起注意，不宜轻易否定。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左丘明就是楚国的左史倚相。这种意见以郭沫若为代表。郭沫若认为，左丘明即“左丘盲”，而“左丘盲”就是楚国的左史倚相。他解释道：“相者扶工也，古者盲瞽必有相，那么这左史倚相岂不是‘左丘盲’吗？”“因失明而称之曰‘盲’，曲饰曰明。”（《青铜时代•述吴起》）他说这位左史因为“倚相”，所以是盲人，而且因失明而名之曰“明”，这些都是很有道理的分析。但这位左史倚相是楚国人，而左丘明是鲁国人，所以二者不会是一个人。梁玉绳《汉书人表考》说左丘明死后“葬泰安肥城县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据《一统志》，又云“在兗州峰县东北七十里。”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云：“在平阴县东南五十里。”三说虽然有异，但均在鲁地，说明左丘明确为鲁国人。
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十二年》）前文引用的那段著名的“……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一段话，就是出自于他之口。（《国语•楚语上》）王孙圉聘于晋，曾对赵简子说，左史倚相为楚国之宝，“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悦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这种博古通今，朝夕立于君王之侧，以训御之，又具有“知天道”，通鬼神的本领，不是与师旷非常相象吗？
以上情况说明，当时各国都有自己德高望重的瞽史，晋国的师旷，楚国的左史倚相，鲁国的左丘明则是其中最杰出的。
二、围绕《左传》诸多疑难问题得到合理解释
确认了《左传》为左丘明的讲史记录这一历史事实，诸多围绕《左传》的疑难问题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一）、为什么有人否定《左传》的作者为左丘明
汉代学者一致认为《左传》作者为左丘明。最早提出左丘明作《左传》的是汉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写道：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剌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第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司马迁所说的孔子作《春秋》，系指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公室衰微，史官流散，孔子根据当时的一些史书加以整理编次，完成了这部编年史。但是，当时的历史记录本来就很简要，孔子又进行了“约其辞文，去其烦重”的文字加工，就更加简略，不足以说明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而左丘明身为瞽史，掌握有大量翔实的史料，他认为孔子编的《春秋》虽然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但按照“史不失书，矇不失诵”的传统来衡量，还是不完整的，还应有瞽矇来加以充实和补充，否则就会使读史者“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于是，他“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是完全符合商周以来瞽史互相配合共同记载历史的传统的。司马迁多次说过“左丘失明”、“左丘明无目”，可以为此说作一注脚。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说法与司马迁大致相同，只是更进一步，说孔丘与左丘明“观其史记”，这也是完全可能的，在班固之前的严彭祖就说过：“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春秋左传注疏•春秋序》孔颖达疏引沈氏云）在着手这部巨著之前，参考一些王室保存的史料，是必要的准备工作，完全说得通的。
汉代的学者，不论是今文经学家，还是古文经学家，尽管他们对《左传》是否传经的问题争论得那样激烈，但在《左传》的作者问题上，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
左丘明作《左传》，不仅为汉代学者所公认，而且时至魏晋，“儒者更无异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六）
唐代以后有些人否定《左传》作者为左丘明，是由于他们对著作署名的认识与前世学者的看法有了变化。汉代学者一致认为《左传》作者为左丘明，是承认左氏为该书最初发明者，而不一定是最后写定者，正如《论语》名为孔子所著，实际却是其弟子形成文字一样。
而唐代以后的怀疑论者不了解《左传》产生的特殊过程。他们以为，《左传》的作者是像孔丘、司马迁那样的学者，在书斋里根据史籍秘书写出的一部著作。于是他们在个别事件和用语上争论不休，怀疑盲人著书。其实，只要弄清《左传》一书产生的经过和历史背景，牢牢把握住瞽矇讲史这一关键，就可以明确，其书是源于左丘明的讲史，由几代弟子陆续写成。《左传》中记载了一些战国史实，是弟子后学在记录整理时加入的，不足为异，《荀子》、《史记》均有后人窜入的文字，难道能据此剥夺荀卿、司马迁的著作权吗？对于这一点，唐代以后也有学者看得很明白，刘知几《史通•六家》就说:“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
（二）《左传》擅长描写战争的原因
《左传》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长于记述战争，不仅有关战争的文字较多，而且翔实生动，扣人心弦，通过对战场的描写，使人不闻刀剑之声，却如亲历沙场。可以推断，它的作者是一位精通军事的人。
1、瞽矇与兵家之学
盲人左丘明擅长军事，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难以令人置信，但在春秋时期，这却是事实。当时，瞽矇被认为是“知天道”，能通鬼神的，在战争之前，照例都要进行占卜胜负和祈祷上天求得保佑，请求鬼神相助的迷信活动。作为乐太师的瞽矇，在战时还要随王从军，与太史同车，担负着“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助”。（《汉书•艺文志》）的任务。如《左传•襄十八年》所载，师旷通过吹律听音，判别南风音微，多为象征死亡之声，从而断定楚国一定要失败。这就是所谓“大（太）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周礼•大师》）这在今天看来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却认为是上天的旨意。《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中，就有《师旷八篇》，既是“兵家”，又为其披上“阴阳家”的神秘外衣，颇耐人寻味。
律学本是音乐学与物理学中声学相结合的一门科学，我国春秋时期的律学在当时世界上是很先进的，但也被神秘化了，与兵家扯到了一起。《史记•律书》中就有很多谈论军事的内容，如“六律为万事根本，其于兵械尤所重，望敌知吉凶，闻风效胜负”云云。
“吹律听音”以观胜负虽然是很荒诞的迷信活动，但聪明的乐太师却能在随王从军的机会中，对战争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从而掌握战争的规律。如《左传•襄十八年》载：
“丙寅晦，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乐，齐师其遁。’”
这次，师旷以自己敏锐的听觉，听到鸟的欢乐叫声，这说明无人搅扰它们，从而判断敌营是空的，帮助晋侯下了追逐敌军的决心。
以下两个楚史倚相的例子就更能说明问题：
“越已胜吴，又索卒于荆而攻晋。左史倚相谓荆王曰：‘夫越破吴，豪士死，锐卒尽，大甲伤。今又索卒以攻晋，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师与分吴。’荆王曰：‘善。’因起师而从越。越王怒，将击之，大夫种曰：‘不可，吾豪士死，锐卒尽，大甲伤，我与战必不克，不如赂之。’乃割露山之阴五百里以赂之。”（《韩非子•说林下》）
“荆伐陈，吴救之，军闲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谓子期曰：‘雨十日，甲辑而兵聚，吴人必至，不如备之。’乃为阵，阵未成也，而吴人至，见荆阵而反。左史曰：‘吴反复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击之，必可败也。’乃从之，遂破吴军。”（《韩非子•说林下》）
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左史倚相是位“能上下说于鬼神”的神秘人物，但在这两次战争中，他是以一位优秀的军事家面目出现的。第一例从战略上，第二例从战术上，表现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丝毫没有什么神秘可言。
了解了以上情况，就不会怀疑左丘明为什么能写出那些精采的战争场面了。
2、《左传》与吴起有什么关系
正是由于《左传》中精彩的战争描写，使人将其与著名的军事家吴起联系在一起。童书业先生说：“昔人复有《左传》文体前后不一之说，则本书盖吴起及先师后学陆续写定，惟吴起之功为多耳。”（《春秋左传研究•附录》）他认为吴起是《左传》的主要作者，但也不排斥“先师后学”的功劳。这种看法，如果不去考虑“量”上的误差，还是基本上反映了《左传》的成书及流传情况的。郭沫若说：“吴起乃卫左氏人，以其乡邑为名，故其书冠以‘左氏’”（《青铜时代•述吴起》）这一说法虽然有些牵强，但不约而同地提到吴起，却也不是空穴来风，这同《左传》的传承系统有关。
关于《左传》的传授系统，孔颖达《春秋左传集解序疏》引用了刘向《别录》中的一段话：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
章炳麟经考证确认，这个传授系统基本上是可信的，（见《章氏从书续编•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一）。童书业先生认为，《左传》的作者“于军事甚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春秋左传研究•附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而吴起则是“好用兵，尝学于曾子，”（《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是左丘明的再传弟子。他与《左传》的关系，自然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吴起虽然不是《左传》的唯一作者，但是在《左传》的传承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他的军事家身份也应该与其对《左传》的研习有关。
（三）《左传》多预言及卜筮之辞的原因
《左传》一书，多言天道鬼神及灾祥卜筮之事，而且多预言，这是由瞽矇的职司所决定的。在古代人们心目中，瞽同巫一样，都是“知天道”者，（《国语•周语下》：“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是能通神的。《尚书•夏书》：“辰不集于房，瞽奏鼓。”这是关于日、月蚀的最早记录，当时人们认为，让瞽奏鼓可以消除日、月蚀。人们还认为瞽能通过乐音测知“协风”的到来，从而决定耕地播种的时间（《国语•周语上》：“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韦昭注：“先，先耕时也，瞽，乐太师，知风声者也。协，和也，风气和，时候至也。”）。瞽蒙用吹律听音的办法不但被认为可以予测战争的胜负，甚到还能根据说话的声音判定人的寿数。（见《逸周书•太子晋解》）总之，音乐家、史官、巫师集于一身，这就是当时瞽矇的职司。两千余年之后的今天，弹奏乐器、说书讲史、算命占卜还是一部分盲人的职业，真可说得上是源远流长了。
由于瞽矇从事各种迷信活动，所以熟悉其中的种种情况，也掌握这些活动的大量材料。这些材料反映在《左传》中，就出现了书中多言梦卜筮之事的现象。
瞽矇通过卜筮，星算、祈祷、祭祀等活动，以观妖祥，辨吉凶、祈福贞，充当鬼神的代言人和天人之间的沟通者。而这一切活动都要予以记录，负责这方面活动的瞽矇在事后整理这些材料时，为了加强这些迷信活动的说服力，必然选取事后应验的事来加重宣扬，以证明预言的准确灵验。正如汪中所言：“作史者比事书之册，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其有善而无福，淫而无祸，虽有先事之言，不足以劝戒，则遂削而不书。其书不可没，则载之，其故不可知，则不复为之辞，故史之于祸福，举其已验者焉。”（《汪学•左氏春秋释疑》）这正是《左传》多预言而且应验者多的原因所在。
《晋书•束皙传》载：“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其中有《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造书者姓名也。”《晋书》的作者认为“师春”是造书者姓名，笔者则进一步推测，这位“师春”是一位古代乐师。因我国古代乐师以官为氏，(《姓谱》：“古者掌乐之官曰师，因以为氏。”)于名前冠以“师”字。除前文提及的师旷之外，其他如：师经，师筏、师慧、师延、师涓、师悝、师触、师蠲、师曹、师缙、师襄、师挚、师存、师亥、师乙、师文等等。这位“师春”的书中，专门记录各种卜筮之事，而且与《左传》中这方面的内容相同，那么，他很可能是一位专门负责记录卜筮之事的瞽矇。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的瞽矇，是有所分工的，而师春则是专门负责记录卜筮的瞽矇。在各类瞽矇分别记录，整理材料的基础上，还要由瞽官之长——乐太师来总其成，
既然记录卜筮之事是瞽矇的职责，根据各类瞽矇的讽诵材料编写的《左传》自然就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了。
但是，《左传》在大谈星相占卜，详梦预言的同时，又不时爆出无神论思想的火花，记载了一些怀疑和否定天道、鬼神、卜筮、梦占的言论和事件。如：《僖公十六年》载有陨石落于宋国，当时，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他：“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兴当面胡乱讲了一通吉凶祸福的道理，退下来却背地对人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又如，郑国的裨灶预言，宋、卫、陈、郑四国将同时遭大火，劝子产用“瓘斝玉瓒”禳火，子产驳斥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结果郑国并没有再遭火灾。(见《左传•昭公十八年》)再如，周太史史嚣曾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他还认为神也要“依人而行”。另外还有季梁论人与神的关系；(《左传•桓公六年》)斗廉论人事；(《左传•桓公十一年》)韩简论龟筮；(《左传•僖公十五年》)臧文仲论旱灾；(《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子产论晋侯之疾(《左传•昭公元年》)等等。
《左传》中所表现出的这些无神论思想当然是很不彻底的，但这却是科学思想的萌芽，在天道、鬼神观念及各种迷信思想统治整个社会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新的叛逆思想并将其记录下来，无疑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左传》记录了天道鬼神、妖梦占卜的众多事件，同时又表现出了无神论思想的萌芽，这说明了作者思想上的矛盾。瞽矇和宗祝巫卜都是从事宗教迷信活动的神职人员，在日常大量的迷信活动中，他们最了解这其中的奥妙和底细，必然是他们之中的一些人首先对这些迷信作法产生怀疑，首先识破鬼神奥秘底细的人必然是那些“知天命”通神的人，他们是最早冲破神学束缚的。在当时一般人（包括王公贵族）还对鬼神天命笃信不移的时候，他们就产生了无神论思想的萌芽，《左传》的作者左丘明，正是这种思想转变的先趋者。
（四）《左传》的传承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左传》原本是一部瞽矇讲史的材料，它的作者左丘明是像师旷那样的瞽矇。瞽矇的职司不但要求他熟悉讽诵、箴谏、音乐、占卜等活动，成为精通历史、音乐、军事的博学之才。这种情况正是形成《左传》擅长描写战争，多巫卜之记载的原因。另外，《左传》一书引诗相当多，据赵翼统计，达271处。因此有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左传》称得上诗史，或者说诗与史的结合。”（朱宏达《论〈左传〉的语言艺术》载《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1期）我们知道，献诗、歌诗、诵诗都是瞽矇的职责，瞽矇乐师是诗的整理和保存者，《左传》中引诗这样多，也是它出于瞽矇之手的证据之一。
《左传》是一部内容丰富，涉及知识范围十分广泛的巨著，在这样一部特殊著作的形成和传授过程中，除了要涉及到大量的历史知识，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有关军事、音乐以及瞽矇讽诵等知识和技艺。也就是说，它的作者和传播者必然都是博学多才的人。从《左传》的传授系统来看，左丘明的各代弟子多为在军事、历史、文学、音乐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的优秀人才。
上文提到的《左传》传授系统中，吴起是著名的军事家，铎椒和虞卿都曾摘采《左传》以著书：“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年，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这两位都可称得上历史学家。
这个传授系统中的张苍，是汉初献《左传》的人，（许慎《说文•序》：“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司马迁说：“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史记•张承相列传》）可见他也是博学多才，精通音律的人。另外，据《汉书•艺文志》阴阳家兵书略，有《张苍》十六篇，其书已佚。被列为兵书之类，可知张苍还是一位军事家。
《左传》传授系统中的荀子更是集百家之大成的博学之才，《荀子》一书多采《左传》，被誉为“传《左传》之祖师。”（王先谦《荀子集解》引卢文弨语。“考荀子固传《左氏》者之祖师也。”）
荀子曾去赵国，在赵孝成王面前谈论兵法，他的《议兵篇》是专门的军事著作，他的《乐论》则是专门的音乐论著。从《乐论》看荀子的音乐思想，可以发现，同《左传》中所体现的音乐思想（如“师旷论乐”）是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的。
更有学者认为，荀子《成相辞》和他的《赋篇》一样，系“托于瞽矇讽诵之辞。”卢文弨说：“《礼记》：‘治乱以相’，相乃乐器，所谓舂牍。又古者瞽必有相。审此篇音节，即后世弹词之祖，篇首即称‘如瞽无相何伥伥’，义已明矣。首句‘请成相’言请奏此曲也。《汉书•艺文志•成相杂辞》十一篇，惜不传，大约托于瞽矇讽诵之辞，亦古诗之流也。”（王先谦《荀子集解》引）关于瞽矇的讽诵形式和赋体的源流及说唱艺术的源流，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涉及问题较多，非本文主旨，笔者将专门撰文讨论之。
总之，汉兴之前《左传》的各代传授者之中，出现了这么多的历史学家，军事家，音乐家及博学多才的学者，这说明他们成就的取得，是与对《左传》的研习分不开的。
三、结论
总结此文，可得出如下结论：
研究有关《左传》诸问题，必须了解该书成书的特殊情况，牢牢把握住左丘明讲史这一关键。
《左传》是左丘明讲史的记录。我国春秋时期的历史文献是由史官和瞽矇共同来保存的。史的记载由于书写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十分简略，大量的历史材料则由瞽矇用传诵的方法来保存。这种记录和保存历史的方式最初只是口耳相传，并无文字记录的，随着书写条件的进步和诸代弟子中明眼人的增多，遂由各代弟子陆续记录整理成书，《左传》就是根据鲁国瞽矇左丘明的讲史材料编成的。
《左传》的作者为左丘明，这是汉代学者一致公认的，这是由于其时与春秋相距未远，瞽矇的职责虽然已有所改变，地位也有所下降，但必然还有一些残留，人们普遍知道春秋时期有瞽矇讲史的传统，具备了这种常识，是不会对盲人著书提出疑问的。
唐代自赵匡开始，之所以有些人对左丘明作《左传》提出怀疑，主要是由于对春秋时期瞽矇讲史的情况茫然无知，不了解《左传》自身的特殊性，只是将其看成为一般的历史著作，是历史学家坐在书斋中，靠查阅资料写出来的。于是提出“盲人如何著书”？“书中为何有左丘明身后之事”之类疑问。
清人姚鼐认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左传补注序》）姚鼐虽然没有意识到《左传》是左丘明讲史记录，但他的见解是高明的，既肯定了左丘明是《左传》的最初作者，也肯定了他的各代弟子在成书、完善和传承中的功绩，并指出了秦汉古籍“后人屡有附益”的问题。
迄今为止，对于《左传》的研究还多局限于对其内容的研究，而缺乏对其表现形式的研究。笔者作一大胆尝试，从左丘明讲史这一线索入手，得出《左传》系左丘明的讲史材料，经几代弟子整理成书的结论，这一解释可以基本上回答围绕《左传》的诸多疑问。
由于自身条件所限，舛误之处必定不少，望专家读者不吝批评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