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书法家王铎的家庭悲剧
2011-04-28 14:35阅读:
于书法上,王铎特立独行,个性张扬。于为官上,却书生意气,仗义执言,虽热血爱国,终不合时宜,竟险遭“廷杖”之罚。乱世中,他眼睁睁看着家人一个个离去,欲哭无泪。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满州皇太极入侵,来势汹涌,连破城六十余座,明军接连受挫。内地也战事纷起,李自成、张献忠领导农民起义军,攻占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大明王朝岌岌可危,一些爱国者如王铎“食不下咽,寝不安枕”。然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张议和,令朝中正义之士“不胜愕然”,纷纷上疏强烈反对。王铎好友黄道周,在崇祯帝召对平台之际,抗疏论辩,批驳议和主张,却遭贬官六秩之处分。
鉴于此,一些大臣默然哑声,惟王铎无视友人黄道周的遭遇,不顾个人名利与安危,毅然上疏道:“趄廷养士百年,戎马孔棘,波涛汹涌之日,竟安用耶?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使主和派大为恼怒,杨嗣昌更使人言于皇上,欲“廷杖”之。在明朝,“廷杖”之罚等同死刑,是皇帝对有罪官吏的酷刑,自明正德以后,受刑者须剥衣裸身,由厂卫(明代的特务组织)施刑,险有人能从杖下生还。
消息传出,王铎家人奴仆俱惊哭,其五岁的小
女儿佐见家人嚎哭,大受震惊,不久出痘死去。面对一时危疑,王铎却神态自若,毫无畏惧。好在“上亦不加罪焉”,王铎平安无事。
“边不可抚”疏有惊无险,却并未让王铎畏而却步。事隔数日,经筵秋讲开始,王铎以经筵讲官进讲《中庸·唯天下至圣章》。言及时事,王铎不觉间激动亢奋,出言不讳,“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此言一同,“上为改容”,皇帝脸色大变,严厉斥责王铎:“敷衍数语,支吾了事,全不能发挥本义。”王铎惶惧,忙伏案前,待罪良久。然崇祯帝终“不加罪”。此时的王铎,早已魂不守舍,栗栗危惧,皇帝命他起来,连谢恩都忘了。
同权臣理论、向皇帝直言,王铎早将生死置之肚外。然而,当他真正面对生杀在握的皇权,不免颤颤危惧,这也是人之常情。政治上的惊涛骇浪,个人命运的生死考验,终未能对局势稍有改观,王铎开始感到个人力量的渺小与无奈,渐生归隐之心。此时,王铎四十七岁。如非乱世,告老回乡尚早。
十月,顷兵三犯渔阳,京师戒严,诸大臣分守都门。王铎分守京城大明门,昼夜枕戈。十月,北京的夜晚已经微凉,又遇秋雨霏霏,面临随时可来的入侵,随时可失去的家园和生命,王铎头枕兵戈,却“意思安闲,神色正静,无刻不事笔研。计五越月,得诗文数百,无不语关国计,愤激在廷在镇之误封疆财国是者。”战乱纷杂,风雨交加,他只埋头于笔墨间,心思念想的,仍是国计。
期间,因雨雪风霜所致,王铎旧病复发,暴血淋漓,形骸日减,延医不灵,退隐之心更深。十一月,五岁的小女儿佐出痘而死。十二月,十六岁的次女相病死。王铎悲痛欲绝,泪下如沱,字字颤抖为女儿相写墓志铭:“此予次女墓与,呜呼,铭女佐方一月,忍又铭女耶?”
旧疾未去,两女又先后夭折。王铎临近崩溃,两度上疏“乞归省亲”。对于国事,他已无能为力,“主辱臣宜死,愤激内心热。疏曰和议非,此祸真叵测。幸不罪臣言。两女亡在都,忍痛割情别。稚子方七岁,牵衣泪如缀。久宦知仕味,临危刘未遏。”
如此泣血乞归,遂获准。年底王铎返回孟津故里。
次年春,将次女相葬于孟津城东山北祖茔。崇祯十二年(1639年)返京,于京师筑琅华馆。然次年夏天又接家书,闻知父母病重,遂请归家。
九月受命任南京礼部尚书。十一月,赴任南京途中,王铎让家人先行,取路暂返孟津,自己率家丁二十五骑随后。孰料,路遇农民军,家人一行陷二千余农民军包围。王铎以二十五骑驰突往救,竟得救出家人,并冲出重围。
返家后,父亲即病故,王铎辞官服丧。服丧期间,以诗言情,在《纪庚辰辛已事》中写道:“数年居京邑,中心久怀归。凶岁返故里,我心恻且悲。”他在《与弟》的诗中写道:“我发二三白,用世心已衰。我今近五十,不日至知非。”
是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孟津大荒,斗米银五两,人相食,土寇四起。《拟山园选集》也记载:“庚辰大饥,津人食子。”什么样的饥饿,能够让人吃人?什么样的饥饿,能够让孟津人“食子”?
次年,流寇攻破洛阳,居民悉渡河避难。王铎不得不率家人到怀州避难。四月,在父亲逝去四个月后,母亲亦随之病故。
在怀州期间,恰遇德昌王朱由崧亦来此避难。《罪惟录》中记载:“福王初封怀庆,迁河南。崇祯十四年,贼李自成陷河南,王被难,尚书吕维祺、承奉崔升死之。世子以宫眷裸奔怀庆。”怀庆即怀州,王铎一家对“裸奔”而来的朱由崧一行倾力相助,救其于危难之中,以此为日后入仕弘光朝廷埋下了伏笔。
王铎避难怀州期间,受到地方官张抱一的照顾,遂于次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有诗作赠他。一是《赠张抱一行书诗卷》,一是《赠张抱一草书诗卷》。张抱一,名培,浙江平湖人,擅写山水,兼通医道。
《赠张抱一行书卷》作于“抱一张公祖招饮舟中”的当天,所写诗却非当日之作。其书骨格刚健奇伟,体魄险绝,笔力沉实,颇有雄强之力。整幅书卷笔势收放自如,不同于仿米之作,甚至有早年临习《圣教序》的痕迹,但已经在探索与回归中找到了契合点,其点画布局,已入自由之境界。
随后的《赠张抱一草书卷》,更成为王铎书法艺术中的登峰造极之作。此书作于“崇祯十五年三月夜”,所书诗即是前书所记“招饮舟中”之事。第一首是《张抱一公祖招集湖亭》,想是王铎即事作诗之后,于某夜兴来挥毫。此书笔线流转,恣肆狂野,挥洒自如,情绪跌宕,势不可挡,表现出撼人心魄的雄浑气势。正如王铎在《文丹》中所云:“文当如寂寥深山,独坐无人,老猿忽叫,陡然一惊”。《赠张抱一草书卷》给观者的,恰是这种“陡然一惊”之美。
此时,王铎手中之笔已出神入化,自由为情感驱使,奔腾舒卷,不能自已。与他三十四岁《临兰亭并律诗帖》时,“恨腕中鬼不能驱笔,带习气不得畅快”,已不可同日而语。历近四十年的书学道路,王铎渐次进入了艺术佳境。正应验了挚友黄道周早年对他的预言:“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如欲骨力嶙峋,盘肉辅茂,俯仰操纵,俱不繇人,抹蔡掩苏,望王逾洋,宜无如倪鸿宝者。但今肘力正掉,著气太深,人从未解其妙耳。”
是年,王铎五十一岁。他48岁时曾说:“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此时已过去三年,三年间,战乱叠起,王铎丢弃家园,带领家人流落避难。困厄潦倒之中,惟书法成为他心灵的慰藉与渲泄的途径。他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为啬道兄书诗卷》卷后跋日:“每书,当于谭兵说剑,时或不平感慨,十指下发出意气,辄有椎晋鄙之状。”正是这种“十指发出意气”,令此卷收放有度,气力十足,大处铿锵激昂,细部灵动飞扬,章法变动如鬼使神差。
对于这种超越,王铎自己也早有预言,他在《再跋自书琼蕊庐帖》中写道:“此予46岁笔。50以后,更加淬砺,仍安于斯乎?”正是这种不安于现状,让他的书法逐步完善,趋于完美。他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所书的《临淳化阁帖草书卷》,用笔流转自如,变幻狂放,其笔力雄健,气势磅礴,真正将王羲之流宕优美的韵致表现出来。以致谢稚柳题引首“山阴遗格”。数百年来临《阁帖》者,多囿于帖之形,而未能出之于神,若非王铎得其精神,自出胸臆,于深厚的临帖功力上开拓面貌,张扬个性,《阁帖》未必有现在的声名远播,故得“山阴遗格”四字,当之无愧。
王铎这一时期的作品,引来众多名家的赞赏和崇拜。徐邦达题云:“王孟津真迹,徐邦达拜观。”启功亦在他的书论中赞美王铎:“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
崇祯十五年(1642年)秋天,王铎从怀州暂返孟津安葬父母。但随着“流寇复至”,他不得不忍痛离开父母墓旁,与家人、亲眷近百口人乘舟东行,复走新乡、滑县、封丘等地,四处流落。考虑到“中原鼎沸,非旦夕可待澄清,贵家失势,乱世尤难处,暂图安息,莫如南”,十一月,王铎与家人一路南行。
妻子马氏本就羸弱,且携子女多人,逃难中跋山涉水,险阴艰难备尝,以致病倒。谁知,行至江苏桃源时,妻子竟病故于舟中。此时,一家人栖息于一只小舟内,生活备极艰难。在湖北黄冈“凝之”公的帮助下,才得以在河边办完丧礼,暂时将妻子埋葬于此。
生逢乱世,命如朝露,团聚都成了奢侈。逃难途中,王铎的家人相继去世。次年,明祟祯十六年(1643年),王铎的三妹、幼子无争、四子无技都死于乱世异乡。他在五言律诗《丧幼子无争》中写道:“四望虹桥断,小坟占古原。人生经喜愠,多累是儿孙。江步连吴越,兵戈在里门。脱然离乱世,汝得有安魂。”
家人一个一个离去,王铎一次又一次割断别情,初还心痛难当,次而呼号不舍,渐次地麻木,环视离乱之世道,早些离去也好,倒可让灵魂安息,总好于喜怒无常的人世,免于兵戈四起的乱世奔逃。
文、陶梦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