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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哲学之区别》可见一斑。但历史的阴差阳错使马克思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并没有成为大学哲学教授，因此他暂时屈就于《莱茵报》主编，时间是1842年10月，当时西方工业革命已席卷整个欧洲，工业领域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获得突飞猛进的扩张，同时社会贫富差距也日益扩大，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这个时期称为“马克思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作为主编将莱茵报办成了针砭时弊的阵地，对社会的黑暗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评，为广市民和农民的疾苦呐喊。面对林木盗窃案件的逐日增加，当时的普普鲁士统治者不是从社会制度层面寻找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反而出台一个更严厉的法案,
将人们在森林里捡拾枯枝、采摘野果和其他一些仅仅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也升格为盗窃犯罪,给予刑事处罚。马克思根据1841
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于次年10
月写下《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谴责立法机关偏袒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剥夺贫民捡拾枯枝等习惯权利，系统提出自己的森林立法观。纵观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雄文，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试图以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莱茵省该立法法案的不合理性，但立法的理性却遇到了贫苦农民同森林业主利益严重冲突的“非理性”，作为绝对精神化身的国家立法机关出自“理性”的立法行为，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矛盾，反而加剧了农民与森林业主的对立，因捡拾枯枝败叶用于生火做饭，采摘野果用以充饥而被森林业主告发而以盗窃罪的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数急剧增加，有的人甚至为获得监狱一顿免费的午餐而故意犯罪入狱。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追随者，马克思运用其所信仰的黑格尔的哲学观和法哲学观对莱茵省的上述立法行为所做的严密论证，当面对现实的物质利益冲突等社会问题，他感到力不从心和困惑。森林业主和农民同是国家这个绝对精神化身的成员，为什么在理性的崇高的法律面前不能获得平等的地位？为什么国家与其成员森林业主和农民的关系，通过理性的立法却异化为农民与森林业主的私人关系和严重的利益冲突？为什么国家立法机关的理性立法却剥夺了农民祖祖辈辈捡拾枯枝败叶，采摘野果，生火做饭取暖充饥的习惯性权利？这样的困惑，更加激发了马克思勇于探索的激情，革命导师以巨大的勇气开始清理自己的思想和世界观，重点是自我反思清算黑格尔哲学观和法哲学观，随即又清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终于于1843年发表了他的巨著《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紧接着1844年又发表了他的标志着马克主义进入成熟期的著作《1844经济哲学手稿》，从此马克思彻底走出了黑格尔哲学给他带来的困惑，史无前例的进行了一场哲学的革命，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利益冲突的本质就是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是社会权力决定国家立法的权利！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致力于现实生活世界的研究，和恩格斯一道创立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最后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一句话作为结语，并与诸位律师同行共勉！
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便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便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