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北京十一学校：课堂里走出教育家
2013-12-23 08:19阅读：
课堂里走出教育家
2012年9月13日晚，在北京市玉泉路66号一栋临街的大楼里，发生了一件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至于它的意义，有人是这样说的：“全世界有这样一件事发生了，这一天就会无限美好。”实际上，它只是一所中学的教师迎新酒会，校长说：“我们把它看得如此之重要，确实发自内心。”
校长端着香槟酒，在被美食包围的场地里走动、站立了一个多小时后，轮到他发言了。在他的新同事里，有来自耶鲁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毕业生，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博士。
“十一学校为何能吸引这么多杰出的人才？有这个必要吗？”校长问。
他接着回答：“我们不仅在办一所学校，也不只是办好一所学校，我们需要杰出人物凝聚在一起，去完成一项使命——培养更多的能改变这个世界的公民，以及把人类领向美好明天的众多领军人物。”
校长给自己的任务，似乎简单多了：“在你们冲锋陷阵时，肯定也需要一位首席服务官，为你们擦汗、呐喊，这个人就是李希贵。”
初来乍到的老师们，或许只会把校长此番讲话视为一种激励，他们还难以想象：从一间小小的教室出发，自己能走多远？
只有学生的成长才是教师的业绩
北京十一学校聚集了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教师，他们曾是应试教育的高手，熟知“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但在较长的时间里，这个口号还很难从学校的墙
上走进他们的内心，主导他们的教学行为。
2007年10月，李希贵任该校校长大约一个月后，学校要承办一项大型活动，由刘艳萍老师负责。她交给校长一份方案——八个环节，都是领导在忙，与学生无关。校长送她四个字：“俗不可耐。”刘艳萍又气又恼。
五年后，刘老师已脱胎换骨，面对几十名校长，从容讲述那次难堪的经历。她说，校长当时提了三个问题：教育到底是面向谁？教育到底要留给学生什么？什么样的教育学生会喜欢？但她不知如何回答。刘艳萍一夜未眠，重新思考方案，结果是把领导从方案中赶了出去，让学生们走了进来。她因此得到了校长的肯定。“教育永远要面向学生展开，他们不是观众，而是参与的主体。”刘艳萍说。
几乎每位校长都会宣称“以学生为中心”，但不知有多少学校能真正将之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十一学校却是这样做的。它梳理了学校成功的文化与基因，包括寻找教师的定位。老师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有时像要打起来似的。但他们达成了共识：教师的职业定位在于，“在学生今日之爱戴与未来的追忆中，寻找富有乐趣的教育人生”，并把它写进了《十一学校行动纲要》。
《行动纲要》中还有一段话，强调了学生的地位和分量：“学生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那么你在学校中的价值就有多大。任何一位老师都可以有自己的个性甚至缺憾，但都不可以轻慢学生、忽视教学。”
另一个问题是：在升官、发财的同学、朋友们面前，老师们拥有哪些值得骄傲的资本？几番争论之后，答案有了：从学生对社会的贡献中寻求自己的价值。“一个老师没有这种心态、境界，永远成不了教育家。”
学校主干道上的宣传栏里，展出了优秀校友风采录，其中必有当事人与当年的班主任、任课教师的合影。工会还会在教师节展示学生们送给老师们的贺卡，或把那些令人心潮澎湃的赞语印在笔筒上，送给老师们。校方希望老师们从中看到自己的价值。
富有乐趣的教育人生，不能被无休止的会议、表格、检查破坏。十一学校2011年只召开了一次全体教职员工大会，还是因为上级来考察某位要外出担任校领导的同事。老师们要填的表格也越来越少，管理者们身体力行：最成功的管理就是不给人找麻烦。学校甚至也不检查老师们的考勤、备课、课堂教学及批改作业的情况。
一位老师感叹说：“学校真是要让我们自由成长。”连分数这样的评价指标也在高中前两年退居幕后，不出来兴风作浪。学校认为，教师肩负着塑造学生精神生命的神圣职责，从事着世间最复杂的高级劳动。这样的职业怎能靠几张试卷、几个数字去判断优劣呢？
学校把这个评价的权力交给了学生，引导他们从正面诊断老师的教育教学情况，判断依据是代表教师职业特点的10大要素，如：“我觉得老师能够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做到一视同仁”、“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分析问题的方法”、“老师注重我品德和良好习惯的培养，让我学会如何做人、做事”等。
校方汇总诊断结果后，所做的只是为每一个指标确定等级，老师接过表格后，一切一目了然：“我在哪些方面得到了学生的认可，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校方认为，不同的指标就像苹果和墨水一样，独立去看，清楚明白；如果把它们混在一起，就会成为怪物。
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毕业的屈楠博士说，学校以各种方式让所有老师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身上，不要陷入斤斤计较之中。这个年轻人说：“我们考虑的，是怎么样对学生更有帮助。”十一学校规定，只有学生的成长才是教师的业绩。
“今天提教育家办学，与过去提的校长办学有本质区别。”李希贵说，“我们希望办学的价值，发生在学生身上，影响不同学生个性的成长，使每一位学生都受益。”
重新造车，让车飞了起来
两年前，李希贵鼓动王鲁豫来十一学校任教，“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她不以为然。王鲁豫时任泰山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几乎拿遍了山东英语教育界的各种荣誉，是学校里绝对的权威，一些老师甚至不敢走进她的办公室。
到十一学校后，她才明白，之前虽是特级教师，也只能算是教书匠，所做的不过是对教材这辆车修修补补，加点自己的内容罢了。现在，“是重新造车，并且让车飞了起来”。
他们打造的是一辆辆名叫“××课程”的车，要带着学生们驶向美好的明天。2012年的新生人手一份近四万字的课程手册，其中有九个领域的200多门课程供选择，包括商学与经济学。该校从2011年9月起在高一推行走班选课制，今年惠及初一年级。
校长在课程手册的前言中告诉“亲爱的同学们”，生物界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的多样性，每种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学校的课程改革会帮助你们逐步明白：“我喜欢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将来要干什么。”学生们自选课程，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课程表。
副校长秦建云认为，十一学校变革的核心之一就是“转变”：从关注学科、关注学校转化为关注一个又一个的孩子。秦建云在学校的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当我们把目光往孩子身上聚焦时，就能看到存在的问题，那就是给这个孩子提供的课程不恰当，因此有必要改变课程。怎么改变？唯一的办法是让孩子们选择。”
让不同的学生变得更加不一样，是这所中学的使命。但它也注重培养学生具备相似的品质，即成为志存高远、诚信笃志、思想活跃、言行规范的杰出人才。
“任何育人目标都必须通过对应的课程来实现，否则，只能成为口号。”秦建云说，学校在努力“创造适合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课程体系”。比如，开设了五个层次的数学课程；高中语文被细分成九门课；科技英语、原版书阅读、翻译等也成了独立的课程；技术课程方面多达19个模块，包括汽车造型设计、机械技术和服装设计制作等。
程加宁同学进入十一学校后，惊喜不断。“在这里学习，可以有多种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不在教室里，可以没有老师。”她说。
课程开发也解放了老师们的生产力，他们可以专注于自己感兴趣和擅长的领域。有人不适合照顾后进生，可以专门负责尖子生的教学；有的老师不会教英语听力，没关系，因为他擅长教阅读和写作。
长期以来，课程的单一与统一，导致“因材施教”无法落实。十一学校认为，教育应向超市学习，提供丰富的产品供应，满足学生的选择权。“当学生有权利为自己的未来选择感兴趣的课程时，他们才有可能在自己身上装一台发动机。”李希贵说，“如果学校不把每一个学生的个性成长放在心上，不把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作为它的办学追求，就不可能实现教育家办学。”
全新的激情取代职业倦怠感
2011年暑假，十一学校全面开启课程改革之旅，把上百名教师拉到郊区“闭关造车”。老师们最初“一头雾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校长早已蓝图在胸，却不对老师们指手画脚。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几条原则，譬如学科是为学生服务的，不同的学生不一样，应该让不同的孩子变得更加不一样。至于如何落实，需要老师们去想办法。
负责课程改革的秦建云，在半个月里，一个一个地找老师们聊，瘦了八斤。
这项庞大的工程是在争论、争吵中拉开序幕的，侯敏华曾目睹两名英语老师吵得脸色煞白。他们的职业倦怠感，现在被全新的激情取代了。
黄娟没想到，竟有机会把读博士期间专攻的鲁迅研究，开发成高质量的选修课。她兴奋得睡不着觉，有时在凌晨三四点钟还在家里踱来踱去，构思课程。四十多岁的英语教师侯敏华，加大了阅读量，一年要看四十来本英文杂志，读三四本原版图书，最近她看的是《杀死一只知更鸟》。
身材瘦小的潘国双释放了身上的巨大能量。他今年33岁，曾在北京服装学院任教六年，三年前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博士毕业后，成为十一学校的一员。
他负责“数学5”的教材研发，针对的是学校里最具数学天赋和兴趣的一群学生。这本教材仅目录就有49页，融合了初高中和大学的部分内容。
潘国双曾经渴望拥有这样的教材。因为他自己在初一学勾股定理时，就推导出了三年后才能见到的余弦定理。初三暑假，他学完了整个高中的数学。他后来几乎不听数学课，而是推广、演绎、改造题目，把大学的一些内容也推导了出来。
潘国双从不按部就班地讲解教材。初一年级只有两本数学书，他却讲了五本。这些孩子到高一的时候，就有几人被保送国内顶尖的大学，还有14人进入由36名同学组成的科学试验班。
他几乎不给学生们留课后作业。他读中学时，最烦老师布置作业，从来都不做，因为他都会。
但潘老师从来没有忽视对学生的观察，悄悄为他们分层：有六人能在一年内学完高中三年的内容。有几个处于第二梯队，很用功，基本上不用管。另外几名同学实力很强，但经常偷懒，属于“潜力股”，得不时刺激他们。有不到10名同学处于末端，满足高考的要求就行了。
这个年轻人基本不备课，只在脑子里大致勾勒一下要讲的内容。他笑着说：“好在学校从不检查教案。”
十一学校梳理了多名优秀教师的成长路径，发现在他们的成长路上，都会出现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和关键书籍。参与开发课程，将成为这样的典型事件。在这里，编写教材不是少数人的权力，所有教师都要参与。有人免不了抱怨：让他写还不如我来写。这话可能没错，但他还是得写。在校方看来，这是老师体验教育、加速成长的良机。
在十一学校还出现了一个中学里罕见的机构——教育家书院，院长是政治老师赵继红。这是该校定位于培养教育家的机构，即便对新进教师，也要按照教育家的标准、理想、追求去培养。和课程研究院一样，书院不是行政机构。如何发挥学术的力量，吸引老师们参与书院的课程，是赵院长面临的挑战。好在校长说了，活动场面不一定要大，只要搞出品位，有三五个人在，觉得有收获，就是有效的。
2011年12月2日，书院催生了优秀教师提升的平台——卓越教师研究室，由3位入选教师教育家工程的老师领衔，吸纳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同事组建团队，分别致力于“课堂教学变革”、“数学自主探究”、“教学与评价”的探索。去年校庆期间，又有三位老师成立了各自的“高端研究室”。
教育家书院忙个不停，每月为老师们购买书籍，每周举办“名师大讲堂”，吸引众多有独到见解的老师先后登台，所讲内容涉及诗歌、《易经》、历史、相对论、鲁迅研究、电池、生物遗传，等等。
我的学科教室与你的不一样
33岁成为特级教师，每年教四到六个班，连续多年赢得学生们百分之百的满意度。这样的教师，还能怎么进步？她自己也觉得，教学能力似乎已经登峰造极了。
但学校的“课堂成长年”，提倡老师们把课堂这个舞台让给学生。王春易老师想：它是我生活的全部，怎么可能拱手让人？她拒绝接受学校的理念，除了一条：师生关系是有效课堂的基础。王老师说：“谁改变都轮不到我改变！”
但是，那些标语在办公区里贴得到处都是，“刺激着你，动摇着你的意志”。一年后，这位不管什么样的学生都很喜欢的老师，开始反思自己的课堂：学生喜欢的课一定是好课吗？直接让他们获取不需要消化的知识，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吗？我的课真的符合教育规律吗？
她意识到，面面俱到的讲授，阻碍了学生们的创造力和思考能力的发展，“我没有尽到老师的责任”。
一个新鲜事物适时出现，如同催化剂。王春易说：“没有它，我不会变得这么快、这么彻底。”它叫“学科教室”。
王春易的同事闫存林利用幻灯片在白色的屏幕上，展示了一些教室的图片，以此说明，不管是现在还是100年前，不管在乡村还是在北京，教室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一排一排的座位，面对着讲台。
他的疑问是：在这样的教室里，能否及时进行某个学科的阅读？能否就某一问题查阅相关的参考书籍？能否随时进行实验？能否迅速进入真正的学科环境？能否集中看到学生们的学科作品？答案基本都是否定的。
学科教室将试图回答这些疑问。在十一学校，讲台被请出了教室，它的消失将促使教师站在学生中间，使平等的对话交流成为常态。另一个变化是，教室逐渐功能化。老师们第一次有了布置属于自己的教室的冲动。当它们不再“千室一面”，个性就显露出来。
走进王春易的生物教室，该学科特有的味道扑面而来。她在教室四周的墙壁上，张贴了23个生物界重大发现和近10年来诺贝尔生物学奖的获得者及其研究成果的文字、图片。教室里是丰富的生物学世界：有薄荷、虎刺、巴西龟、青蛙等，有各种实验仪器、上百本图书。
“生物学科教室是用来上生物课的，是不是应该在此回归这门学科的本质？”王春易说。她引进了大量的实验，过去一年，学生们完成了约30个分组实验，求知欲高涨。
这个特级教师曾经认为，教育就是一堂堂的课。现在，她考虑的是如何育人，如何在课程中体现生物学科素养——在帮助学生们获取知识与能力的同时，培养他们对生命的热爱与敬重。
鼓励先进，允许落后与差异
很多老师听秦建云说过这句话：“你要是相信了领导，实际上就背叛了自己。”他的从教经历曲折，先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的一所大学教了6年普通物理学和量子力学，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去北京闯荡，在一家公司做了8个月电工，后又辗转于几所中学。2002年，秦建云进入十一学校。
“我以前和绝大多数老师不说话，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说，“我是一个享受孤独的人。”但这两年，他和老师们说过的话估计超过了他在过去10年的总和。
这位物理老师喜欢读哲学、经济学和人口学之类的书，他总是表情严肃，好像一直在思考人类社会的命运走向，在课堂上却很放松，和学生沟通起来毫无障碍，赢得了“魅力秦爷”的雅称。
秦建云不愿意与领导合作，但李希贵不在乎，决定请此人出任他构思中的课程研究院院长。现在，轮到老秦去发现人才和“推销”课改理念了。
潘国松的出现让秦院长很惊喜，“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重构数学”。秦建云聘他为课程研究院的研究员，每月提供津贴3000元。小潘不走寻常路，不按年级的进度备课、上课，有个别老师批评他“不是育人是毁人”。但年级组长却鼓励他：“你只要觉得可以，就行。”
“老师们的成长需要宽松的环境，”秦建云说，“我们不求全责备。”十一学校吸引了一批个性十足的教师。
高大俊朗的魏勇，大学读的是政治专业，曾在乡村小学教书三年，现在是业界有名的历史教师。在一些同事眼里，其言论过于偏激，但他很受学生欢迎。此人讨厌开会，竟得到了“特殊照顾”，可以不参加会议。
他还私下表示不想教高三，结果也如愿以偿。在魏勇结束高二学年的教学后，校长主动告诉他：“你不想上高三可以不上。”“中学的特级教师几乎都是应试高手，魏勇当年玩高考也玩得很转，只是玩伤心了。”秦建云说。当魏老师意识到高三的教育是在违反教育规律时，很难受。他追求心灵的开放和自由，反对管束学生，其上课的特点可用他的一本书的书名概括——用思想点燃课堂。
“优秀的学校有一个明显的标志。”秦建云说，“它有一批很好的教师，学校对他们有一点宠爱。”
十一学校希望百花齐放，它鼓励先进，也允许落后。这种心态也被视为教育家办学的前提，因为教育是慢的艺术。王春易在抵制课堂变革的一年中，校长从来没有向她提过要求。
王春易把课堂让给学生后，曾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学生还不习惯自主的学习方式，一些学生的成绩出现下滑。校长却鼓励她：“成绩有点下降很正常，没有关系，办法总比困难多。”
“允许落后，我们就有一种被理解的心情，研究能力、上进心就会被激发。”闫存林深有体会，“越压制，反而越不愿改变”。他也曾排斥改变自己的课堂。闫存林是一位很优秀的语文教师。其他班的一些同学因无法到场聆听他的课，常托人把老师的讲课录下来。这位小个子老师希望在语文课上传递正能量，影响孩子们的人生道路，让他们在多年后回忆时，仍有“温暖”的感觉涌上心头。
“和而不同，鼓励差异化发展。”闫存林说，现在每个老师的成长压力都很大，但面对压力的态度已由过去的担心、恐惧转变为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让学生为自己的成长负责
2011年9月，高一年级实施走班选课，同班同学散落在不同的教室里上课。班主任找不到自己的学生，却看到了孩子们在学科教室里扔下的许多垃圾，频繁听到他们口出污言。
“把小老虎们从笼子里放出来后，他们还不知道怎么规范自己的言行。”侯敏华老师说。一年过后，那些现象大大减少。“还是把他们放出来更好，有利于充分暴露问题。”她说，十一学校反对用退回去的方式，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经验丰富的班主任面临的挑战是：学生们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问题与困惑都更加个性化。但侯敏华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定位上有所作为，就不会对学生有真正的帮助。”
尽管他们坚信前途是光明的，但侯老师还是忍不住在一次会上半开玩笑地说：“拜校长所赐，我正在经历2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最艰苦的一段时间。”
最初，侯敏华仍以老班主任的眼光，看待接手的新班级。入学都快两个月了，孩子们怎么看起来还满腹心事，很不开心？这36名学生，来自北京的20多所初中，侯老师意识到问题可能源于多元文化的冲突，自己却被以前的成功经验蒙蔽了双眼。她诚恳地向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做了检讨。
过去，班主任可以先见森林后见树木，只要宣布合理的规章制度，表现出和学生坦诚相见的姿态，就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至于和同学们一对一的交流，不需要。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学生们突然失去了集体归属感，和自己相似的人（看起来如此）也少了，每个人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连班主任也靠不住了。孩子们慌了。
侯敏华逐个找学生们聊天，并鼓励他们尊重自己，保持个性。这位快言快语的老师，抑制住好为人师的冲动，成了一位很好的倾听者和引导者，让满腹心事的学生得意洋洋地离开了她。
学校也在探索如何应对新变化。先是任由班主任单兵作战，两个月后在他们身边出现了导师（由部分任课老师兼任），最后干脆把班主任取消了。
实行导师制的思路是一位班主任最先提出来的。年级主任于振丽说，导师的定位是：高位引领，不管琐事，负责对学生进行人生引导、心理疏导和学业指导，但不是小班主任。通常，一位导师会负责几名或十几名学生。魏勇老师说，有了导师制，取消行政班级之后，师生间有点像“自由恋爱”了，“学生觉得哪个老师与他的气质、兴趣相投，他就会选这位老师做导师”。他与学生们相处得很愉快，“很多时候，我感觉不是在教育，而是在玩”。
本学期伊始，校长问于振丽：“你能不能胆子更大一点，连导师也不要了，让学生们完全凭个人的规划学习、做事？”于振丽找老师们谈，一半赞成一半担心。她约8名学生吃饭，听取他们的意见，只有1人反对。
于是高二年级的7名咨询师（由一些做过班主任、带过高三班级的老师兼任）便取代了40多名导师的位置，他们依然为学生提供学业及职业规划指导，只是等着孩子们主动找上门来。
侯敏华担心咨询师制难以呵护孩子们的心灵成长，但是，从班主任到咨询师的变化过程，符合十一学校的努力方向：构建让每位学生为自己成长负责任的教育机制。
学校认为，与其让老师去彻底认识自己的每一位学生，倒不如让学生自己认识自己。学校开发课程时因材施教，使得学生的自我发现成为可能。这种变化体现在高考志愿的填报上，便是家长施加给孩子的影响力被削弱，越来越多的学生有了自己的想法。
学生能走多远，他的老师就能走多远
距离2010年2月4日越久远，这个日子的意义可能会越清晰。这一天，十一学校的14位老师怀着激动而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了钓鱼台国宾馆的红地毯。该校启动了教师教育家成长工程，他们是首批入选者。一群普通教师与教育家称号联系在了一起。
只有当教育家是从课堂里面走出来的时候，这个时代的教育才是成熟的教育，这个国家的教育才可能充满智慧。李希贵在启动仪式上表示：“今天，我们即将迎接这样一个时代。”
他认为，只有当一所学校的大批优秀教师，以教育家的情怀、教育家的境界、教育家的心态和教育家的教育艺术，来推动学校发展、影响学生成长的时候，这所学校才实现了“教育家办学”。
五年多来，面对千差万别的师生们，面对具有特有的认知规律与教学规律的各个学科，面对独特的教育教学活动，十一学校没有实施统一的教育行为。副校长吴凤琴说，刚性的行政命令在这里被降到了最低限度。在推进学科和学术领域的改革中，校长躲在后台，尽量避免以行政的力量和校长的身份与老师们对话。
在9月13日的迎新酒会上，到场的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份“倡议书”，上面写着：在学校，什么称谓最崇高、最应受人尊敬？——是“老师”，不是“校长”，也不是“主任”。校方倡议：“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习惯亲切地称呼彼此姓名，习惯互称老师吧。”对称呼职务者，罚做俯卧撑。
这些教师的业绩都将交由学生们的成长去体现。十一学校认为，从学生的表现判断学校的生态，是教育家应有的眼光和情怀。从一个全新的课堂出发，学生能走多远，他的老师就能走多远。
程加宁已经读懂了她将在几个月后要离开的母校。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十一”真正的标志，并不是校门口标志性的思方行圆雕塑，而是“十一”学子脸上洋溢着的自豪而幸福的笑容；“十一”真正的历史，并不是校史馆内60年来的记录，而是每个“十一”学子心中难忘的故事；“十一”真正的成就，并不是每年屡获的各类奖项、荣誉，而是每个“十一”学子个人的最大成功。
（节选自《把学校交出来——一个青年记者笔下的中国教育》，李斌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