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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1911—2013），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出生于河北省枣强县萧张镇，籍贯山东恩县（今山东德州平原县恩城镇）。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毕业，获人文学学士学位。1937年开始研究生学习，1940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因掩护过学生抗日，曾遭日寇逮捕；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
1950年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第一次在中国从理论上阐明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区别及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任务，率先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52年，任教于北大地质地理系，曾兼任地质地理系系主任和北大副教务长等职。并在北京大学正式开设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学”专业。他奔走呼吁，为保护北京市的古城起源及新城市规划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深入西北沙漠实地考察，为治理沙区提出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他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最丰厚、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之一”。主编有《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有《侯仁之文集》。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担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称号。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同年，为表彰侯仁之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卓越贡献，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乔治·戴维森勋章”，侯仁之成为全世界获此殊荣的第6位著名科学家。
1984年，侯仁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接触到《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认为中国加入《公约》刻不容缓。归国后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中国应加入公约的提案，为国家所采纳，中国最终成为了“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侯仁之院士则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2013年10月22日下午2时，侯仁之院士在北京友谊医院去世，享年102岁。
枣强县萧张镇，位于华北平原腹地枣强县的西北部。最初村名为“粮广店”，曾名“集贤镇”。据说，人们为纪念西汉萧何、张良和张耳，易名为“萧张”,后发展成为大集市，改名“萧张镇”沿用至今。
19世纪下半叶，基督教传播逐渐深入内地。英国伦敦会教派（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LMS）来到直隶省，选中萧张镇。清光绪二年（1876年）在这座大集镇上建起基督教会教堂三间，成为英传教士在直隶南部设立的传教中心之一。1899年时被焚毁。1902年，赔款后，传教士在西街口正南重建基督教堂一座（简称北会堂），在教堂左右两侧，创办了中等男、女校各一所。取名“掄才”（抡才），即选拔人才之意，属教会学校。
侯仁之的父亲名侯天成（字佑忱），早年就读北京通州潞河书院（协和大学），那是所教会学校。毕业后随即来到枣强县萧张镇教会兴办的“抡才学校”教书，又把妻子刘毓兰从山东恩县接来,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刘毓兰从小因家境贫寒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是她聪颖过人，跟随侯仁之后学会了识字读书。婚后，跟丈夫学会识字和珠算。人是极聪明的，据说，侯家与一所教会医院为邻，那家医院的护士，常请刘毓兰过来帮她们算账。
当侯仁之出生时，他的母亲刘毓兰已年近四十。久盼而得子自是喜悦，取乳名“光临”，也就是光明降临到这个家庭的意思。更可喜的是，两年多后，弟弟硕之出生，乳名“重临”，意即光明再次来临。兄弟二人自幼同生共长，手足情深。硕之聪慧早熟，如与仁之同年。童年和少年时代，母亲是他们最早的启蒙老师。在母亲的爱护和独出心裁的教育下，他们养成喜爱读书、爱惜书籍和勤俭劳动的习惯，度过了最难忘怀的童年时代。刘毓兰在送小兄弟俩上学时，常站在门外偷听过一些书。
母亲着力培养孩子的自立意识和劳动习惯，兄弟俩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要求他们动手洗一些小件的衣服。母亲还让他们在院子里开出一块菜地，种瓜植豆，两个人各管几畦。院子里有两条甬道，母亲要求他俩各扫一条，看谁扫得又快又干净。母亲把两条甬道命名为“津浦路”和“京汉路”——这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两条铁路，有了这么个象征性的名字，哥儿俩觉得自己像个小火车头，扫得更加带劲。侯仁之的母亲是伟大的，同样是扫地，她只是给甬道一个新的命名，就使枯燥的劳动变成了浪漫的进军，耳旁交织着风声、车轮声、汽笛声，以及发自内心的“加油”。这只是一个细节，一个打时光的指缝偶然漏出的金色细节，一滴水看太阳，借此我们可以充分领略侯母的教育风范。把道路扫干净也是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看来，侯仁之后来迷恋历史，继而又迷恋上历史地理，这种兴趣与倾向，早在他与弟弟争扫甬道时就已埋下了种子。
侯仁之的父亲侯天成也与杨绛、钱学森、黄万里的父亲一样，整天在外忙碌，他的童年，大部分是与母亲一起度过。最新科学研究证明，母亲的素养和作为，直接影响孩子的资质。侯仁之幼时身体孱弱，也没大病，就是弱不禁风，碰一碰就倒的样子，难以坚持正常上学，总是读一阵，休学一阵，这对他是很大的打击。尤其复学之后，照例要留一级，对于幼小的心灵，更是雪上加霜。母亲鼓励侯仁之，人生在世，经历这灾那难，是很寻常的，生病不要紧，你年轻，生命力强，经过治疗、休养，很快就会痊愈。又说，人生是一场长跑，一时的快慢无关紧要，关键是后劲。为了使侯仁之病中的心灵得到优质的滋养，母亲为他订阅了多种外埠的画报，这在小小的枣强县，是很奢侈的事。钱学森的启蒙读物是唐诗宋词，陈省身的是《笔算数学》。侯仁之的读物别开生面，是色彩鲜明、形象生动的图画。侯仁之从画报了解人生、世界，他苍白的童年也因之变得五彩斑斓，多姿多态。母亲刘毓兰信教，经常拿《圣经·旧约》中的小故事，启迪侯仁之的心智，务使他在疗养中保持健康向上的精神，坦然微笑地拥抱生活。侯仁之的童年，一半阴郁，一半阳光，阴郁来自他的疾病，阳光来自他的母亲。
1981年，中国地理学会的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创办《历史地理》历史地理学集刊，由复旦大学主办。近代历史地理三大家:（侯仁之、史念海、谭其骧）之一的侯仁之教授发表了“创刊词” 。
侯仁之老先生还是中国“申遗”第一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68年来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是世界公认的重要成就，而侯仁之先生为中国的申遗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84年，侯先生应邀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从美国同行处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和颁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侯先生曾专门撰文详述这一经历：在美国的建筑学界，很多位教授都十分关心我国古建筑和古遗迹的维修和保护工作，认为我们如能做好这一类的文物保护，那就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大贡献。加州伯克利大学地理系斯坦伯格（Hilgard O.R.Sternberg）教授更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不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他们都非常希望中国能尽快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侯仁之先生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理念和实践所感动，归国后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建议我政府尽早参加提案》，并征得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政协委员同意且联合签名，在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通过。
1985年12月12日，我国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并自1987年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申报工作。截至2013年6月，我国共有45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位居世界第二，越来越多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受到我国各级各地政府的重视和保护。20余年来，随着“世界遗产”这一国际性概念广泛普及，越来越多的国人认识到文化和生态的价值，意识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重要性；而其他国家的人民也通过这条渠道，对中国的文化传承和风景名胜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今天，我们欣喜于中国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蓬勃发展的同时，不能忘记侯仁之先生的“首倡之功”。(康占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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