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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北京生活过的住所考证及与周作人反目真相

2010-09-12 16:5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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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与嵊州古砖砚的故事
　　　　　　　　　　　　　　　　　 鲁迅在北京生活过的住所考证及与周作人反目真相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他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而且在金石收藏、鉴赏上也颇有成就，北京鲁迅博物馆现存鲁迅收藏的历代金石拓片数量仅次于他的藏书数量,正因为鲁迅先生喜好金石，故与一块嵊州古砖砚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座落在北京阜成门宫门口西边的一个极普通的小四合院西三条21号，是鲁迅在北京生活十四年中，最后两年的住所故居，在三间北房后面接出一间，由于是拖在后面的，活像一条尾巴，人们称它为“老虎尾巴”，鲁迅自己称它为“灰棚”，仅有八平米的斗室，鲁迅的工作室兼卧室就在这里。室内各种陈设均保持了鲁迅生活时的原样，北窗在东壁下的书桌右角，放着一圤砖砚，砖砚上下均镶有紫檀木板。砖上刻着“大同十一年”的字样，另两边刻有花纹，系南朝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公元545年)的古砖。鲁迅曾亲自将砖文拓出，并收入他所编的《俟堂专文杂集》中，并在目录中注:“已制为砚，商契衡持来，盖剡中物。”文中所记载的商君指商契衡,字颐芗,浙江嵊县人，是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北京大学毕业后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可见鲁迅所记载的这块约得于1918年的古代砖砚来源于嵊县地区。

《俟堂专文杂集》写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是鲁迅所藏历代
古砖拓本的辑集，生前编定但未印行。俟堂，鲁迅早年的别号。在这本杂集的题记中更记载了这样的细节：当时鲁迅拟编写绍兴地区古砖拓本集《越中专录》，1924年因与周作人夫妇发生矛盾，被迫迁出八道湾时移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6月11日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物品时，受到周作人和其妻的骂詈殴打，紧急中随身抢带而出的古物只有这块大同十一年的剡中砖砚，可见鲁迅对这剡中砖砚的重视和珍爱。
２、北京鲁迅故居，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19号，是鲁迅1924至1926年在北京的住所。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一生撰写了许多著作，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华盖集》、《续编华盖集》、《坟》、《野草》、《彷徨》等不朽作品，印行了《中国小说史略》、《热风》等著作，同时还主持编辑了《语丝》、《莽原》等周刊杂志。1979年，鲁迅故居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３、
鲁迅在北京生活过的住所考证及与周作人反目真相
　　
鲁迅在北京生活过的住所考证及与周作人反目真相
鲁迅雕像
位于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内二条19号。1956年10月19日正式开馆。博物馆院内的鲁迅故居(原为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是鲁迅先生1923年底购买。1924年春天亲自设计改建的一座四合院，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先生在此居住，是鲁迅在北京生活的最后一处住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鲁迅博物馆是为了纪念和学习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巨人鲁迅而建立的社会科学类人物博物馆，是中央国家机关思想教育基地、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目前馆藏文物、图书等藏品6万余件。其中，既有鲁迅的大量手稿、藏书、藏碑拓片、藏友人信札等文物藏品，又有许广平、钱玄同等鲁迅同时代人的遗物。
　　2006年10月19日，改造后的鲁迅生平展览以崭新的陈列方式向观众展示鲁迅先生光辉的一生。
附：日本弟媳成为鲁迅兄弟反目导火索
鲁迅故居里的悲欢传奇
1919年，鲁迅到北京已经7年有余，二弟作人来京已两年有余，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大学讲师，二弟作人也成为北京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兄弟两人工作稳定，经济宽裕，算是在北京稳稳地扎下根来，因此，鲁迅决计把母亲和三弟建人也从绍兴接过来，在北京置个新家，这样全家人团聚一起，可以美美地享受天伦之乐。
离开，无奈而又决绝
1919年的2月，鲁迅花了3500元大洋，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一处大院子。
当他搬出这座院子时，心里满是伤痛、疲惫和委屈。
可以说，他是被自己最亲的人撵出来的。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实在想不通，心里非常气懑。身为周家的长子，由于家道中落，父亲早逝，他早早就承担起养家的重任，特别是对小自己4岁的二弟作人，更是疼爱有加。
这是一个三进的大四合院，宽敞豁亮，他早已计划好，后院留给老二和老三住，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幽静宽敞，适合二弟安心读书，也方便小侄子们自由自在地玩耍；中院留给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住；自己就住到前院的“前罩房”，虽说屋子背光，有些阴冷，可只要全家人能够其乐融融聚在一起，他已经非常满足。
怀着兄弟永不分家的美好愿望，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兴冲冲地营造这个新家。近乎9个月的时间里，从找房买房、整修房屋到购置家具、栽植花木，以及安装自来水、联系搬家等一切事务，几乎都由他一人包办。当时，三弟还在绍兴老家，二弟则突然向学校请假，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探亲，一直到8月间才带着妻儿和小舅子羽太重久优哉悠哉地从日本返回北平。那时八道湾的房屋修缮尚未完工，鲁迅又忙着联系，临时安排二弟一家先住在别人家里，直到11月下旬才搬进八道湾。12月份，鲁迅又独自一人回到绍兴，认真安排把母亲鲁瑞、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建人等举家迁往北京的诸多繁琐事宜。对此，鲁迅毫无怨言，只是任劳任怨地扮演着一个老大哥、好大哥的角色。
鲁迅觉得，一个13口的大家庭，虽说不免有些磕磕碰碰，可只要相互体谅，彼此忍让，一切都会好的。他是大哥，自然更要起到表率作用。当时，他和作人的工资都不低，两个人加起来，每月至少有600元左右，而当时一个普通北京市民，每月的基本生活费也就两三块大洋。然而，掌管大家庭花销的羽太信子，花钱却是大手大脚，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奢侈地步。这位人格和心理都有严重问题的日本弟媳，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家里雇用的男女仆人就有十多个，而且往往饭菜不合口味，就要撤回厨房重做。更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她还把自己的许多亲属从日本接来同住，而且一切穿着用度，都要日本货。如此大手大脚地花销，经济自然紧张。许多年以后，鲁迅总感伤地对别人谈道：“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600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
鲁迅也曾婉转地劝说过，却不料妨碍了这位日本弟媳的权威，惹她“讨厌起来了”。二弟作人也劝过、吵过，可患有歇斯底里症的信子，却有发癫的撒手锏，于是，“信子一装死他（周作人）就屈服了”。这位书呆子气的二弟，“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对此，鲁迅除了忍耐，又能说什么好呢？
鲁迅能忍，可信子不能。她先是觉得同一屋檐下的小叔子（也是她的妹夫）建人不顺眼，因为那时建人刚刚来京，一时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便经常遭到她明目张胆的蔑视。鲁迅心疼三弟，并帮三弟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当三弟提出要其妻羽太芳子（羽太信子的妹妹）去上海共同生活时，这位性情近乎变态的姐姐，竟诱劝妹妹说出“不去上海、不离婚，要陪姐姐”这样绝情的话。
是他们兄弟太软弱了吗？以鲁迅坚硬的性格，他本是无法容忍，可这都是周家的家事、家丑。面对这样不讲理的弟媳，他又能怎样？他只是太过疼爱自己这位颇有才华的二弟。便是为二弟着想，他也只有忍。
这位“读书多而不明理”的二弟，有时实在窝囊。一次夫妇争吵，结果信子是歇斯底里症大发作，二弟的小舅子、小姨子指着他破口大骂，他却只会“发愣”。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冒犯，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对此，鲁迅也只能恨铁不成钢地埋怨二弟一句“真昏”罢了。
鲁迅还记得，1923年7月19日上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昏昏的二弟突然给他递交了一封信，要他“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但没有说出任何可以让人弄得明白的理由。他想问个明白，“后邀欲问之，不至”。半个月后，他终于明白，兄弟怡怡已成历史，信子的毒舌，终是在兄弟之间残忍地拉开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他不知道信子说了什么，但他知道一点，那就是她想让他永远地走开，从而独霸八道湾。
能吵么？能闹么？不能。为了兄弟的安静，也为了自己的解脱，最后，鲁迅无奈而又决绝地搬出了八道湾。后来，他为此特地给自己起了一个“宴之敖”的笔名，并作了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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