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
2017-06-13 13:17阅读：
麦克卢汉
在全美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成人犯罪和儿童犯罪之间的区别正在迅速缩小；在许多州，对两者的惩罚正变得日趋相同。在1950年至1979年间，15岁以下人口所犯的较严重的罪案率增加了110倍，或是11000%。念旧的人也许会对当今的“少年犯罪”大惑不解，并不由得思念起过去。那时候，青少年逃课去学校厕所抽支烟，都被看作“问题”。（P07）
有感：中国的类似现象迟了数十年，现在即是有目共睹了。
最好的历史往往产生于一个事件完成之后，产生于一个阶段进入尾声，而另一个新的、更强劲的阶段还不可能到来的时候。历史学家通常不是来歌功颂德，而是来埋葬历史的。不管怎样，他们发现做尸体解剖要比写进度报告来得容易。（P10）
有感：很诙谐的讽刺。
（小林恩·怀特）他说：“随着我们对技术史的了解日益加深，我们很清楚，新设备仅仅是为人类打开一扇门，它不会强迫人类走进去。接受还是拒绝一项发明，或者若是接受了，它的含义究竟能实现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它的领袖有没有想象力，同时也要看技术项目本身的性质。”（P36）
有感：从道理的角度看，万变不离其宗。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指出：“抄写文化的状态……压制了人的自恋情结。”而印刷却使它获得解放。（P40）
（印刷术之前）例如，在英国，一个能从《圣经》里读一句的罪犯只会受到在拇指上打烙印的处罚；不能读的则命运截然不同：“罪犯保尔能读，打上烙印处罚；罪犯威廉不能读，处以绞刑。”以上这个例子引自对两个罪犯的判刑记录，他们在1613年因抢劫苏塞克斯郡的公爵家而被判刑。（P47）
个性化，富有概念思维的能力，具有知识力度，对印刷文字权威的信赖，对清晰、有序和说理能力的热爱，所有这一切，随着中世纪口语环境的渐渐衰退，都出现在新世界的最前沿。（P52）
所发生的这一切，即根本的结构变化，显示出凭借印刷和服务于印刷的事物及学校，成人发现自己对未成年人的符号环境有着前所未有的控制力，因此他们能够并且要求为儿童成为成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条件。（P65）
延迟满足感的能力。（P66）
有感：上次听到这个词应该不是这个作家，该重视了。
人们有时会忽视，书本学习是“不自然的”，因为它要求儿童、青少年精神高度的集中和镇定，而这些恰好跟他们的本性是背道而弛的。甚至在“童年”的概念出现之前，我们可以假定，年轻人的习性比成人更“好动”和精力充沛。其实，菲利普·阿里耶斯之所以哀叹童年的起源，是因为它往往抑制了青年人好动的天性。在一个没有书籍和学校的世界里，青年人的旺盛精力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但是，在一个有书本学习的世界里，这样旺盛的精力需要大幅度地予以限制。安静、一动不动、思考、严格控制各种身体机能，这些都受到高度的重视。正因如此，在16世纪初，校长和家长开始强加给儿童相当严格的纪律。儿童的天然本性开始被视为不仅妨碍书本学习，而且是邪恶性格的表现。因此，为了获得令人满意的教育结果和净化的灵魂，“天性”不得不被征服。控制和征服人的天性的能力，成为成年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因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目的；对于有些人，它是教育的绝对必要的目的。（P66）
有感：原来人类不只对海豚、海象、海狮、鲸鱼这样，对人类自己也如此。（刚从珠海海洋王国回来）
一方面，新兴的书本文化——用英尼斯的话来说——打破了“知识垄断”，它使神学、政治和学术方面的秘密变得能为广大的公众所获得，而这在以前是无法做到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局限儿童于书本学习，由于他们受制于书本学习者的心理以及校长和家长的监督，印刷向儿童关闭了日常生活的世界，而日常生活的这个世界正是中世纪的年轻人非常熟悉的。最后，了解这些文化秘密成为成年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直到最近，儿童和成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还是成人拥有据信是儿童不宜知道的信息。在儿童走向成年的成长过程中，
我们分阶段向他们提示这些秘密，至“性启蒙”为结束。（P70）
整个18世纪和部分19世纪，英国社会对待穷人的孩子尤其残酷无情，穷人的孩子充当了英国这部大工业机器的燃料。（P74）
有感：从历史发展的阶段这个侧面看，中国相较英国似乎要好很多。
只要我们稍加引申，就可以说电报有助于创造一个新的智力的定义，因为随着整个世界信息泛滥，一个人知道多少的问题要比一个人知道如何运用已知信息的问题重要得多。（P99）
有感：这也正是我在是否继续深造这个问题上的纠结点之一。
儿童之所以好奇，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将要知道的东西；成人之所以有权威，主要是因为他们是知识的主要来源。权威和好奇之间的微妙平衡，正是玛格丽特·米德的重要著作《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的主题。在书中，她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日新月异、信息公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成人已经不能扮演年轻人的导师的角色，因此导致了一种危机，她称之为“信仰危机”。“我相信这种信仰危机，”她写道，“可以归因于……现在长辈对年轻人的经历，没能比年轻人自己更多的了解。”（P121）
有感：长久以来，对这一点的认识，不断敦促我要进步，更新知识，更新观念。但我又懒惰，感谢阅读，让我至少在思想意识上，紧跟时代。
曾经有人问马歇尔·麦克卢汉，为什么电视新闻总是报道坏消息。他回答说并非如此：电视广告是好消息。（P130）
电视新闻节目的兴奋主要是靠速度的作用，而不是实质的内容。它是以信息流通来制造兴奋，而不是新闻本身的意义。（P141）
有感：这一点以前没有注意过，现在一说貌似有些道理。
像在《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里所展示的，这并非无可救药。通往挽救之路有两个障碍。首先要求你敞开胸怀，接受那些比你高明的人的建议和社会批评。在《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里，服务员起的是顾问的作用，尽管她显然很严厉，几乎是无情。在有些寓言里，提出忠告者更多的是冷嘲热讽，而不是严厉。但在多数寓言里，拿卫生巾，漱口液、洗发液和阿司匹林这样的广告来说，劝告者一般都和蔼可亲，富有同情心，或许他们过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其他事情上的脆弱。
无知的人只需要接受指令、按部就班。这一点非常重要，再强调也不为过，因为它同时教给会众两个教训：人不仅要热切地接受指点，而且要热心给予指点。给予指点正是虔诚的信徒的主要职责。实际上，一个理想的宗教社团应该是这样一幅画面：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大家对各种技术进步的问题轮流提出建议并且接受建议。
通往挽救之路的第二个障碍牵涉人们是否愿意接照别人的忠告行动。接照传统的基督教神学理论，只是聆听福音，甚至布讲福音是不够的。人对福音的理解必须表现在善行上，也就是要有行动。在《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里，那个楚楚可怜的妻子几乎马上就有行动，寓言向会众展示她的成果作为结束。（P147）
有感：这比喻有趣又警醒。
虽然声称识字文化纯粹是一种恩赐，会让人觉得既天真也不准确，但是书写文字，然后是印刷文字，的确为人类文明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它带来了逻辑、科学、教育和礼仪，诚然也带来了戈登森先生所掌管的技术。因此，我们可以说，识字的头脑为识字文化播下了毁灭的种子，因为识字的头脑创造了新的媒介，而这些媒介又使识字文化所依赖的“传统的技能”变得毫无意义。我大惑不解的是，除了电视网的董事会主席之外，谁还会对这样的事实保持乐观态度。（P157）
在音乐方面，成年人和年轻人的品位也是不需要区分的，凡是光顾过成人迪斯科舞厅的人都可以做证。说10-17岁的青少年要比25岁以上的青年更了解摇滚乐队的名字和风格，那么这种说法很可能依然是正确的。但是，古典音乐和“成人”的流行音乐市场都在萎缩，这显示成人已经不能宣称他们的音乐品位要比十几岁的青少年表现出更高层次的情感需求。（P173）
美国第一个青少年法庭于1899年在伊利诺伊州建立。“青少年犯罪”这个概念到了20世纪末可能会寿终正寝，因此，美国上下的立法者急急忙忙地试图修改刑事法，这样年轻的罪犯可以接受成人的处罚。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由首席检察官组成的研究小组建议把被判一级谋杀罪的青少年送进监狱，而不是送进加州青年管教所。这个小组还建议对16岁和16岁以下的暴力罪犯，法院有权决定按照成人罪犯一样进行审理。（P177）
家庭的结构和权威已经受到严重的削弱，因为家长对年轻人所接触的信息环境完全失去了控制。玛格丽特·米德曾把电视比作“第二家长”。她这么说，是指我们的孩子在电视机前所花的时间，确实要比和他们的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多。这么算来，父亲可能是“第四或第五家长”，落在了电视、唱片、广播和电影之后。实际上，拜尔电话公司在家长的价值日趋下降的驱动下，居然厚颜无耻地鼓励父亲使用“故事专线”，以此来替代他们亲自讲故事给孩子们听。无论如何，很显然，媒介已经削弱了家庭在塑造年轻人的价值观和情感发展上的作用。
除此以外，也许由于媒介控制的天地越来越大，许多家长对自己抚养孩子的能力丧失了信心，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养育孩子方面的知识和直觉是不可靠的。结果，人们不但不抑制媒介的影响，反而去向那些被认为懂得如何对孩子最好的专家求教。因此，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指导顾问、教师和其他一些代表公共机构观点的人士侵占了家长权威的大片领域，而且这大多是受到家长邀请的。这意味着传统上以亲密、依赖和忠诚为特点的亲子关系因此而丧失。诚然，现在有些人相信亲子关系主要是神经质的，相信社会公共机构要比家庭能更好地为儿童服务。
对家庭的威力更具破坏力的是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一点上，为了不使自己被误解，我要立刻说明，将妇女从有限的社会角色中解放出来，是技术革命真正人道的一个结果，应当受到一切有知识的人民的支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由于妇女在商业、艺术、工业和各种职业中发现了自己的位置，传统意义上的育儿形式所具有的优点和意义，也一定会发生严重的衰退。无论人们对把妇女看作专门的养育者有什么样的批评，事实上，正是妇女，也只有妇女，才是童年的监督人，她们始终在塑造童年和保护童年。让男人抚养孩子的说法无论多么有道理，男人不可能在抚养孩子方面承担任何妇女所扮演的并依然在扮演的角色。因此，当父母双方都走向社会时，儿童就变得有些累赘了，而且，人们越来越认为童年结束得越早越好。所以这一切综合起来表明，除非社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美国家庭不会起来强烈反对童年的萎缩，直至瓦解。
至于学校，它是所剩的唯一一个承认儿童和成人有重要的不同，成人拥有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教给儿童的社会公共机构。由于这个原因，孩子气的乐观主义者依然著书立说，向教育者提出如何进行教育，尤其是如何寻求保存活动的建议。但是，学校的权威日益下降，已经有很好的引证。在一个经历了剧烈变化的传播结构里，引用麦克卢汉的话就是，学校已变成了禁闭场所，而不是学习场所。当然，教育者对于应该如何对待儿童是感到困惑的。例如，当教授的文化知识变得越来越困难的时候，教育者甚至对这一古老而受尊重的工作也丧失了热情，不知道是否应该将它彻底抛弃。再举一个例子，同样令人沮丧：在一些学校，
只有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就已经给自己加上了所谓“职业培训”的课程，这显然表明了微型成人的重新出现。很显然，学校能够有力地反映社会趋势，却不大能够引导趋势，至于在反对社会趋势方面，学校几近无能为力。
不过，学校作为识字文化的产物，不会轻易参与攻击家长的地位。无论学校的努力多么微不足道，学校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成为防止童年消逝的最后一道防线。
不消说，到了一定的时候，当所有的教师和行政人员自己都成为社会时代的产物时，无论抵制曾是多么有力，这时候抵制不仅会失去它的力量，而且抵制的意义将会被遗忘。（P195）
有感：看完这一大段，就不难理解现在的很多社会现象，比如贵族培训班，名师辞职上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