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离死别的思索
第一次接触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我11岁。那年的清明前夕,祖母不幸病逝。她生于1918年,走的时候仅62岁。那一晚,她与老伴、幺女、幺儿一起喝酒聊天,聊得高兴,喝得畅快,躺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两年前的1978年,大儿子考上了北京社科院的研究生;唯一的女儿和最小的儿子陆续从农村插队回来,从遥远的边陲回到了她的身边;两个孙女接连出世,她给她们取名喜喜欢欢;眼下幺儿又找到了满意的对象。一切才刚刚好起来。
那些年,我常常想起她,夜里梦见她,醒来后泪眼婆娑,无限怅惘。感叹她走得太早,没有享到福。直到自己有了孩子,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祖母生前是幸福的母亲,有七个优秀而孝顺的孩子,还有连我在内的一群活泼可爱的孙子孙女们。从此,再想到她,我不再悲戚,不再泪水涟涟。我明白了她的苦与乐,她的幸福与不幸,她的人生短暂而丰沛。
母亲的离世给我的人生画上了一条分界线。无形之中,我一下子长大成熟许多。以前的我任性恣意,却自以为坚强独立。过去的岁月里,我把祖母当作最爱自己和自己最爱的人来怀想,沉醉于回忆,不知不觉中忽略了身旁的亲人,把他们的关爱与呵护视作理所当然,不曾去思考‘天长地久有时尽’,万事万物都有枯萎终结的那一天。
也许这是人之通病,为逝去的而叹息而哭泣,却常常漠视了身边的爱护与关心。杨绛在钱钟书仙逝后写成的《我们仨》中叙道:妈妈已于去年十一月间逃难去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地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也许这是人之通病,为逝去的而叹息而哭泣,却常常漠视了身边的爱护与关心。杨绛在钱钟书仙逝后写成的《我们仨》中叙道:妈妈已于去年十一月间逃难去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地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