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刻石殘字有三种，分别如下：
一、九字本（或称十字本）
图4
泰山刻石殘字（九字本）释文：
斯（已泐，仅存下半部）臣去疾
昧死
臣請
矣臣
方若《校碑隨筆》：“篆書，存四行，前行四字，餘各二字。”此拓本因第一字仅存半个字，故有称十字，多称九字。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泰安县令俞庆澜，在岱庙环咏亭附近建石屋一所，将残石嵌于屋内，四周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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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刻石殘字有三种，分别如下：
一、九字本（或称十字本）
图4
泰山刻石殘字（九字本）释文：
斯（已泐，仅存下半部）臣去疾
昧死
臣請
矣臣
方若《校碑隨筆》：“篆書，存四行，前行四字，餘各二字。”此拓本因第一字仅存半个字，故有称十字，多称九字。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泰安县令俞庆澜，在岱庙环咏亭附近建石屋一所，将残石嵌于屋内，四周铁
栏保护。1928年春，国民党政府驻泰，改岱庙为中山市场，环咏亭被毁，移残石于岱庙院，1949年就地保护至今。见图4-2。
图4-2
二、二十九字本
泰山刻石殘字（二十九字本）释文：
图5
臣斯臣去疾囗囗囗臣
昧死言
臣請具囗詔書金石刻因明白
矣臣昧死請
此碑四行二十九字。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余見一明拓廿九字剪裱本（附十字精拓）爲六舟僧舊藏，名人題跋甚夥，拓墨濃黝。秦刻石僅此及《琅琊》爲真，餘皆後人摹刻。”方若《校碑隨筆》认为，九字本和二十九字本，恐出宋人手。王壯弘认为，此刻石及《琅琊台刻石》为秦刻石之真品。欧阳修《集古錄·卷一·秦泰山刻石》云：“按《史記》秦始皇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於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詔僅在，所存數十字爾。”我的推断，二十九字本的来源就是，欧阳修所说的“獨泰山頂上二世詔僅在，所存數十字爾”。当时可能是四十字，今天仅存这二十九字了。
三、一百六十五字本
此拓本即所谓“明人无锡安国藏一百六十五字本”，现流至日本。王壯弘《增补校碑隨筆》记载：“上海藝苑真賞社、日本《書苑》五卷十一號專輯、二玄社《書跡名品叢刊》均有影印。”
这三个拓本如果是真本，那么，应该出于同一块原石，惜原刻已佚。九字本还有一块残石在，但那是原石的残余吗？；而二十九字本，王壯弘《增补校碑隨筆》记载是剪裱本；一百六十五字本已裁剪成书页，一定是剪裱本。如此，我们从二十九字本和一百六十五字本，是看不出原石的整体面貌的。但是，根据释文九字本也是有疑问的。第一行“斯臣去疾”第二、三、四行的上面两字都淹灭了，如果把它加上去，第二行“昧死”前当是“夫臣”，第三行“臣请”前当是“死言”，然第二行已有“死”字，故“臣请”前只能是一个字“言”，这种排列就很不可思议。再说，如果九字本的第二、三、四行，正如二十九字本都是顶头的两个字，那么，第一行的“斯臣去疾”四字，为什么会冒上来？前面几个字“丞相臣”是另外一行的吗？非常匪夷所思。再仔细看看残石（图4-2），字迹刻画比较清晰，但字的周围人为造作的痕迹明显。一百六十五字本，即明人无锡安国藏一百六十五字本，据说系宋拓本，就拓本而言确实非常珍贵，但并不能确凿证明就是拓自秦時的原刻。真的希望是秦時的作品，然而，证据的缺乏实在无法说服自己的内心。
试从文字的角度做一些分析。
一百六十五字本釋文如下：
“皇帝臨立，作制明，廿六年，初并，不。寴䡅遠黎，登茲山，周，從臣思迹，本原德。治道運行，者産得宜，大義著明，陲于後嗣，皇帝躬聽，既平天下，不夙興夜寐，建設長利，革，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貴賤分明，男女體順，慎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昆，化及無窮，遵奉遺詔。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这段文字有三个问题：1、明显有脱字，无法卒读；2、将秦始皇及秦二世两个刻辞合并在一起了；3、个别篆字的辨正。分述如下：
2、将秦始皇及秦二世两个刻辞合并在一起了。一百六十五字本的“黄帝曰”以后的文字是另外一个刻石的文辞，合在一起称“泰山刻石”，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不严谨。请看的《史记》的记载。
《史記·卷六》：“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这是根据《史记》记载的秦二世刻石的文辞。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其中“夫”字下有两点，当释为“大夫”之合文。高明《古文字類編》（新版）第1445页，记载战国简书多有此合文。在一些著名的出版物中释作“夫”是错误的,应该是“大夫”。《史记》的记载正可佐证这点。一百六十五字本刻辞与《史记》记载的二世刻石文辞相去不远。所以，公元前219年的秦始皇刻石，和公元前209年的秦二世的刻石，是两个碑主不同的刻石。虽然原石不在，无法证明这一说法，但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史记》的记载呢？
3、个别篆字的辨正。
“立”字，《史记》作“位”。“立”即“位”字，《石經春秋》：“公卽位，作公卽立。”《周禮·春官》：“小宗伯掌神位。《註》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古者立位同字。”
“寴”字，《史记》作“親”。《说文·宀部》：“至也。从宀親聲。”段注：“至者、親密無閒之意。見部曰。親者、至也。然則寴與親音義皆同。故秦碑以寴爲親巡。”所以，“寴”即“親”字。
“䡅”字，《史记》作“巡”。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车部》：“䡅之言巡也。巡繞之。此許之周禮說也。”故䡅作巡解亦渊源有自。
“兹”字，见图6所示，此篆不知出自何处？刻石此篆不见《说文》。《说文·玄部》从二玄，篆如图7。秦以前的大篆也未见类似如刻石者。李斯作为实行“书同文”的幕后倡导者和推动者，又是小篆书体的创造者和书写大家，他是不太可能写一个生僻的字，在这么重要的文献中的。所以，我认为此篆是由于漫漶不清，致使翻刻者讹误。否则，无法解释先秦文物中始终不见类似此形的篆字，而且，在整个汉代的文物中也没有再出现过此形的小篆。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图6
图7
“迹”字，此篆为《说文·辵部》“迹”的异体字。所以此篆不误。
图8
图9
“原”字，此篆当释为源，本源也。本源古作本原。《说文·灥部》：“水泉本也。从灥出厂下。篆文从泉。”徐铉注：“今別作源，非是。”故知正篆作（图8），或体作（图9）。源是后起的字，古字就是原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灥部》曰：“而別製源字爲本厡之厡。”与《史记》“本原”一致。
“者”字，《史记》作“诸”。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言部》：“諸與者音義皆同。《釋魚》：‘前弇諸果。後弇諸獵。’諸卽者。《郊特牲》：‘或諸遠人乎。亦作或者遠人乎。’”
“陲”字，《史记》作“垂”。《韻會》：陲“本作垂。”《爾雅·釋詁》：“疆界邊衞圉，垂也。”《戰國策》：“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荀子·臣道篇》：“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
“嗣”字，《史记》作“世”。不通借。
“聽”字，《史記》作“聖”。高亨《古字通假匯典》第62頁：“《書·無逸》：‘此厥不聽。’《漢石經》聽作聖。O《禮記·樂記》：‘小人以聽過。’《釋文》：‘聽本作聖。’”“聽”“聖”可通。
图10
“宣”字，见图10所示，《說文》不从日。此篆之形在秦以前的文字中没有。汉印和汉瓦当中有此形，罗福颐《汉印文字徵》卷七凡三见。因是书所谓“汉印”是广义之概念，包括了汉代即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时期，所以，其中文字无法确认是汉时文字，故存疑。
“體”字，《史记》作“禮”。高亨《古字通假匯典》第543頁：“《易·繫辭上》：‘知崇禮卑。’《釋文》：‘禮蜀才（蜀才，人名）作體。’《集解》禮作體。O《易·繫辭上》：‘而行其典禮。’《釋文》：‘典禮姚作典體。’O《詩·邶風·谷風》：‘無以下體。’《韓詩外傳》九引體作禮，據《詩攷》引今《外傳》仍作體。”所以，“體”“禮”通用。
“昆”，《史記》作“後”。《爾雅·釋言》：“昆，後也。《註》謂先後也。”《書·大禹謨》：“昆命于元龜。《傳》昆，後也。”
赵明诚《金石錄·卷十三》就刻石碑文和《史记》铭文的记载的异同最后说“皆足以正史氏之误。”这是何等轻率的结论。赵明诚先是说：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兖州太守以《泰山刻石》四十余字“模本”进献宋真宗皇帝，又说“蓋碑石爲四面其三面稍磨滅，故不傳世。所見者特二世詔書四十字而已。”“稍磨滅，故不傳世”，逻辑上非常说不通。又说：“大觀間，汶陽劉跂斯立，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模以歸，文雖殘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于是，秦篆字本復傳世間矣。”前面说“故不傳世”，这里又“復傳世間矣”，何其颠三倒四。又说：“碑既出，斯立模其文刻石，自爲後序，爲之泰山秦篆譜云。”前面既已说“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为何又要“模其文刻石”？既然“所見者特二世詔書四十字而已”，后又说“碑既出，斯立模其文刻石”，何以颠倒矛盾如此。还要以碑正史？斯立的“模文”就是秦時遗物吗？《金石录》语焉不详。而且，这些不一样的字（见上辨正）多是可以通假的，古籍各种不同版本多有异同。再说，司马迁的原稿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吗？《金石录》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支离破碎。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
九字本作为局部的残碑的合理性很可疑，使我怀疑九字本并非真品。
二十九字本没有可疑之处。從書法的角度看很愿意相信是真本。但也没有很充分的理由说就是拓自秦時真品。
一百六十五字本，疑问太多，根本不能确定就是拓自秦時遗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被忽视了，李斯雖是小篆第一高手，然而，秦代焚书坑儒后，朝代很短命，到了汉代，人们是怎样看待秦始皇和李斯的呢？他们把典籍都烧了，却要留下自己的碑刻以傳万代？其正当性和合理性存在吗？
图4-2
二、二十九字本
泰山刻石殘字（二十九字本）释文：
图5
臣斯臣去疾囗囗囗臣
昧死言
臣請具囗詔書金石刻因明白
矣臣昧死請
此碑四行二十九字。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余見一明拓廿九字剪裱本（附十字精拓）爲六舟僧舊藏，名人題跋甚夥，拓墨濃黝。秦刻石僅此及《琅琊》爲真，餘皆後人摹刻。”方若《校碑隨筆》认为，九字本和二十九字本，恐出宋人手。王壯弘认为，此刻石及《琅琊台刻石》为秦刻石之真品。欧阳修《集古錄·卷一·秦泰山刻石》云：“按《史記》秦始皇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於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詔僅在，所存數十字爾。”我的推断，二十九字本的来源就是，欧阳修所说的“獨泰山頂上二世詔僅在，所存數十字爾”。当时可能是四十字，今天仅存这二十九字了。
三、一百六十五字本
此拓本即所谓“明人无锡安国藏一百六十五字本”，现流至日本。王壯弘《增补校碑隨筆》记载：“上海藝苑真賞社、日本《書苑》五卷十一號專輯、二玄社《書跡名品叢刊》均有影印。”
这三个拓本如果是真本，那么，应该出于同一块原石，惜原刻已佚。九字本还有一块残石在，但那是原石的残余吗？；而二十九字本，王壯弘《增补校碑隨筆》记载是剪裱本；一百六十五字本已裁剪成书页，一定是剪裱本。如此，我们从二十九字本和一百六十五字本，是看不出原石的整体面貌的。但是，根据释文九字本也是有疑问的。第一行“斯臣去疾”第二、三、四行的上面两字都淹灭了，如果把它加上去，第二行“昧死”前当是“夫臣”，第三行“臣请”前当是“死言”，然第二行已有“死”字，故“臣请”前只能是一个字“言”，这种排列就很不可思议。再说，如果九字本的第二、三、四行，正如二十九字本都是顶头的两个字，那么，第一行的“斯臣去疾”四字，为什么会冒上来？前面几个字“丞相臣”是另外一行的吗？非常匪夷所思。再仔细看看残石（图4-2），字迹刻画比较清晰，但字的周围人为造作的痕迹明显。一百六十五字本，即明人无锡安国藏一百六十五字本，据说系宋拓本，就拓本而言确实非常珍贵，但并不能确凿证明就是拓自秦時的原刻。真的希望是秦時的作品，然而，证据的缺乏实在无法说服自己的内心。
试从文字的角度做一些分析。
一百六十五字本釋文如下：
“皇帝臨立，作制明，廿六年，初并，不。寴䡅遠黎，登茲山，周，從臣思迹，本原德。治道運行，者産得宜，大義著明，陲于後嗣，皇帝躬聽，既平天下，不夙興夜寐，建設長利，革，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貴賤分明，男女體順，慎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昆，化及無窮，遵奉遺詔。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这段文字有三个问题：1、明显有脱字，无法卒读；2、将秦始皇及秦二世两个刻辞合并在一起了；3、个别篆字的辨正。分述如下：
2、将秦始皇及秦二世两个刻辞合并在一起了。一百六十五字本的“黄帝曰”以后的文字是另外一个刻石的文辞，合在一起称“泰山刻石”，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不严谨。请看的《史记》的记载。
《史記·卷六》：“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这是根据《史记》记载的秦二世刻石的文辞。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其中“夫”字下有两点，当释为“大夫”之合文。高明《古文字類編》（新版）第1445页，记载战国简书多有此合文。在一些著名的出版物中释作“夫”是错误的,应该是“大夫”。《史记》的记载正可佐证这点。一百六十五字本刻辞与《史记》记载的二世刻石文辞相去不远。所以，公元前219年的秦始皇刻石，和公元前209年的秦二世的刻石，是两个碑主不同的刻石。虽然原石不在，无法证明这一说法，但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史记》的记载呢？
3、个别篆字的辨正。
“立”字，《史记》作“位”。“立”即“位”字，《石經春秋》：“公卽位，作公卽立。”《周禮·春官》：“小宗伯掌神位。《註》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古者立位同字。”
“寴”字，《史记》作“親”。《说文·宀部》：“至也。从宀親聲。”段注：“至者、親密無閒之意。見部曰。親者、至也。然則寴與親音義皆同。故秦碑以寴爲親巡。”所以，“寴”即“親”字。
“䡅”字，《史记》作“巡”。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车部》：“䡅之言巡也。巡繞之。此許之周禮說也。”故䡅作巡解亦渊源有自。
“兹”字，见图6所示，此篆不知出自何处？刻石此篆不见《说文》。《说文·玄部》从二玄，篆如图7。秦以前的大篆也未见类似如刻石者。李斯作为实行“书同文”的幕后倡导者和推动者，又是小篆书体的创造者和书写大家，他是不太可能写一个生僻的字，在这么重要的文献中的。所以，我认为此篆是由于漫漶不清，致使翻刻者讹误。否则，无法解释先秦文物中始终不见类似此形的篆字，而且，在整个汉代的文物中也没有再出现过此形的小篆。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图6
图7
“迹”字，此篆为《说文·辵部》“迹”的异体字。所以此篆不误。
图8
图9
“原”字，此篆当释为源，本源也。本源古作本原。《说文·灥部》：“水泉本也。从灥出厂下。篆文从泉。”徐铉注：“今別作源，非是。”故知正篆作（图8），或体作（图9）。源是后起的字，古字就是原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灥部》曰：“而別製源字爲本厡之厡。”与《史记》“本原”一致。
“者”字，《史记》作“诸”。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言部》：“諸與者音義皆同。《釋魚》：‘前弇諸果。後弇諸獵。’諸卽者。《郊特牲》：‘或諸遠人乎。亦作或者遠人乎。’”
“陲”字，《史记》作“垂”。《韻會》：陲“本作垂。”《爾雅·釋詁》：“疆界邊衞圉，垂也。”《戰國策》：“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荀子·臣道篇》：“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
“嗣”字，《史记》作“世”。不通借。
“聽”字，《史記》作“聖”。高亨《古字通假匯典》第62頁：“《書·無逸》：‘此厥不聽。’《漢石經》聽作聖。O《禮記·樂記》：‘小人以聽過。’《釋文》：‘聽本作聖。’”“聽”“聖”可通。
图10
“宣”字，见图10所示，《說文》不从日。此篆之形在秦以前的文字中没有。汉印和汉瓦当中有此形，罗福颐《汉印文字徵》卷七凡三见。因是书所谓“汉印”是广义之概念，包括了汉代即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时期，所以，其中文字无法确认是汉时文字，故存疑。
“體”字，《史记》作“禮”。高亨《古字通假匯典》第543頁：“《易·繫辭上》：‘知崇禮卑。’《釋文》：‘禮蜀才（蜀才，人名）作體。’《集解》禮作體。O《易·繫辭上》：‘而行其典禮。’《釋文》：‘典禮姚作典體。’O《詩·邶風·谷風》：‘無以下體。’《韓詩外傳》九引體作禮，據《詩攷》引今《外傳》仍作體。”所以，“體”“禮”通用。
“昆”，《史記》作“後”。《爾雅·釋言》：“昆，後也。《註》謂先後也。”《書·大禹謨》：“昆命于元龜。《傳》昆，後也。”
赵明诚《金石錄·卷十三》就刻石碑文和《史记》铭文的记载的异同最后说“皆足以正史氏之误。”这是何等轻率的结论。赵明诚先是说：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兖州太守以《泰山刻石》四十余字“模本”进献宋真宗皇帝，又说“蓋碑石爲四面其三面稍磨滅，故不傳世。所見者特二世詔書四十字而已。”“稍磨滅，故不傳世”，逻辑上非常说不通。又说：“大觀間，汶陽劉跂斯立，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模以歸，文雖殘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于是，秦篆字本復傳世間矣。”前面说“故不傳世”，这里又“復傳世間矣”，何其颠三倒四。又说：“碑既出，斯立模其文刻石，自爲後序，爲之泰山秦篆譜云。”前面既已说“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为何又要“模其文刻石”？既然“所見者特二世詔書四十字而已”，后又说“碑既出，斯立模其文刻石”，何以颠倒矛盾如此。还要以碑正史？斯立的“模文”就是秦時遗物吗？《金石录》语焉不详。而且，这些不一样的字（见上辨正）多是可以通假的，古籍各种不同版本多有异同。再说，司马迁的原稿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吗？《金石录》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支离破碎。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
九字本作为局部的残碑的合理性很可疑，使我怀疑九字本并非真品。
二十九字本没有可疑之处。從書法的角度看很愿意相信是真本。但也没有很充分的理由说就是拓自秦時真品。
一百六十五字本，疑问太多，根本不能确定就是拓自秦時遗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被忽视了，李斯雖是小篆第一高手，然而，秦代焚书坑儒后，朝代很短命，到了汉代，人们是怎样看待秦始皇和李斯的呢？他们把典籍都烧了，却要留下自己的碑刻以傳万代？其正当性和合理性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