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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大元宝”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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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大元宝”探源
一天！
要探究，各有不同的方法和途径。笔者以为，既然无史可考，只能“一切从实际出发”——从钱币自身特征着手。虽说这种方法有些“原始”，但只要在“寻找方法”上认真下一番功夫，一定会有所斩获。
其实，每一枚古钱币，都在以它自身的诸多特征，向我们“讲述”着它的“身世”和“经历”，就看你能否“读”懂它。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所以千差万别，就是因为各有其自身独具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是固有的、唯一的，就像人的面貌和指纹，绝无完全相同的另外一个。同样道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朝代的钱币，必然各有其自身独具的特征。就是朝代或年代不同而同名的钱币，也一定会有差别。比如，唐初的“开元”、会昌的“开元”和南汉的“开元”，虽然都是“开元通宝”，但它们各有自身独具的特征，有“质”的区别，永远不会混淆。“保大”究竟应归南唐，还是属于辽代，也完全可以从其自身特征上，找到表明其“身世”的一些“蛛丝马迹”，甚至可以找到可信的“凭证”。我们设想一下，历史上的两个“保大”年号，一个在“天南”，一个在“地北”，地域上相距遥远。所建立的政权，一个是汉族的，一个是契丹族的，这两个民族有着截然不同的人文特质和发展历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反映在所铸行的钱币上，也必然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从钱币自身特征入手，深入探究“保大”的归属问题，也不失为一种有效图径。如今面世的“保大”虽然只见到一种（据考古发现已有几种版式），但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保大”身上深入挖掘它自身独具的、历史形成的“固有特征”，完全可以在总体上判断出它（或它们）的“家”，究竟应该是“南朝”，还是在“北国”。
当今是“信息时代”，应用信息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意义。在古钱币中，信息多多，既有硬性的，也有软性的；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诸如形制、材质、重量、尺寸、字纹、用途、痕迹、绣色、包浆、声音等等。严格地讲，要把一枚（或一种)古钱币作出全面鉴定，这些因素都不可缺少，但对于一般性的鉴别，并不必“眉毛胡子一把抓”，面面具到，只需提取其中关键的、具决定性意义的几项，甚至一两项便可。当然，所需信息不都是那么“一目了然”的，尤其是那些所谓“隐性”的信息，是要去发现、“挖掘”的，这也正是难点所在。对于“保大”来说，最能够表明它“身世”的，就是它的文字或“文字特征”。
钱币文字，既是钱币构成的主体，也是钱币的“姓名”和“身份证”。本来，某钱币所属的朝代或铸主，可以从它的文字内容上，直接或间接地得到答案，如“大宋通宝”、“乾隆通宝”等等。但对于历史上同名的两个朝代的“保大”年号钱，只见其一，不见其二，没有比较，可如何鉴别？泉界的“铸主”之争，正源于此。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深入、细致地研究保大钱的“文字特征”，来寻求突破。
人认识事物都是从直观、感觉开始的。面对这种保大元宝的形制及文字，粗看便知，这是一种制作精整、美观的钱币。尤其在文字上，显得端庄、秀劲而饱满，在字形、字体上
，显现着一种雍容和典雅。稍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它们的每一笔、每一划都是严格按着汉字的规范写法来书写的，正所谓“起笔严谨，落笔健劲”，点、横、撇、捺无不体现着利劲的笔触和特有的神情气韵。容易看出，在书写过程中，运笔平稳而流畅，一丝不苟，一气呵成。不难想像，这一定是一位颇具书法功力而又严谨、持重的资深文人所书。可以说，在“保大”的文字中，充分展现着“中原文化”的深厚底韵和“汉字书法”的丰富内涵。上述这些就构成了“保大”文字上的主要特征，根据这些文字特征，便可初步断定，此种“保大”，应该是中原汉族政权的铸币。而在中原只有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五代十国”和一个特定的年号——“保大”，那么，它只能是南唐李璟称帝时的一个年号钱。如果再结合观察五代十国时期的其它一些钱币，如“天德重宝”、“天策府宝”、“永通泉货”等等，不难看出，它们都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尽管在字形、书体和风格上有所差异，但不失在文字气韵和书法规范上的一脉相承，“保大元宝”与它们的确有共同的“时代特征”。
由上述理由可初步判断，“保大元宝”应为南唐所铸，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仅凭这些还不能完全排除它是辽钱的可能性。“有比较才有鉴别”，
“大辽”是古契丹人所建立的政权，地处塞北草原。契丹族有着可圈可点的历史文明和发展中的辉煌，他们在与中原汉族人的长期交往中，也不断地接受着汉族文化的影响。建辽后，在文字的应用方面，参照汉字的形体结构，逐渐创造出契丹文字体系，有所谓“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也常与汉字混合应用。但在契丹人所使用的汉字中，其写法上，并不都是严格按着中原汉字的规范写法来书写，而是融入了契丹的笔韵，显得随意、自然，不拘一格，书写中往往有增笔、省笔和借笔。在字的形体上，既使有些“走样”、“变形”也无大碍。正是如此，才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辽风”汉字，我们观察诸多辽钱上的文字，无不充溢着草原文化的气息和特有的民族风格，这些特征是由契丹人长期的草原生活和民族特质所决定的。对于辽钱文字的这种鲜明特色，历来泉界文人常用如下一类的词语来表述和形容它们，诸如“雄浑扑拙”、“粗犷豪放”、“悍劲而自然”、“遒劲而灵动”等等。这种风格独特的辽钱文字极具自然美。辽钱也已经成为中国古钱币大家族中的“宠儿”，甚至成为世界古钱币大花园中的一朵亮丽的奇葩！
辽代在钱币铸造方面，由于受中原钱币的影响较大，钱币文字多为隶书，且不乏有一些精整之作。如“重熙通宝”、“牡国元宝”等等。在辽钱文字中纯正的楷书比较少见，往往是隶楷相参，是真正意义上的“以隶写楷”。但在折五以上比较大型的辽钱文字中，楷书却比较常见，如“天禄通宝”、“清宁元宝”、“康国通宝”（西辽）等等。不过在这些楷书的写法中，也总会渗透着一种“北国”气息，就是在比较成熟的楷书写法中，在细微之处也給人一种“别样”的感觉。比如在“天庆元宝”和
“乾统元宝”中，“元”字的两横收笔处，乍看起来，似乎也有一些书法上的讲究，但如果与“保大”中“元”字的两横作一对比，懂书法的人一看便知，在它们笔法的“内力”和神韵上，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从上述对辽钱文字特征的分析中，可明显看出，“保大”在文字上并不具有辽钱文字那种“塞北风韵”；而在辽钱文字中也见不到此类“保大元宝”文字中的那种“中原格调”。“南”、“北”两种钱币文字之间，实是“风韵有别、风范不类”，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够见到一枚真正的辽“保大”，一定会惊奇地发现：它们之间原来有着天壤之别！
正是：
观文字，察特征，彰显中原格调，保大应归南唐“李璟”，
看辽钱，细辩析，独具塞北风韵，“天祚”不认此泉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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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究，各有不同的方法和途径。笔者以为，既然无史可考，只能“一切从实际出发”——从钱币自身特征着手。虽说这种方法有些“原始”，但只要在“寻找方法”上认真下一番功夫，一定会有所斩获。
其实，每一枚古钱币，都在以它自身的诸多特征，向我们“讲述”着它的“身世”和“经历”，就看你能否“读”懂它。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所以千差万别，就是因为各有其自身独具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是固有的、唯一的，就像人的面貌和指纹，绝无完全相同的另外一个。同样道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朝代的钱币，必然各有其自身独具的特征。就是朝代或年代不同而同名的钱币，也一定会有差别。比如，唐初的“开元”、会昌的“开元”和南汉的“开元”，虽然都是“开元通宝”，但它们各有自身独具的特征，有“质”的区别，永远不会混淆。“保大”究竟应归南唐，还是属于辽代，也完全可以从其自身特征上，找到表明其“身世”的一些“蛛丝马迹”，甚至可以找到可信的“凭证”。我们设想一下，历史上的两个“保大”年号，一个在“天南”，一个在“地北”，地域上相距遥远。所建立的政权，一个是汉族的，一个是契丹族的，这两个民族有着截然不同的人文特质和发展历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反映在所铸行的钱币上，也必然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从钱币自身特征入手，深入探究“保大”的归属问题，也不失为一种有效图径。如今面世的“保大”虽然只见到一种（据考古发现已有几种版式），但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保大”身上深入挖掘它自身独具的、历史形成的“固有特征”，完全可以在总体上判断出它（或它们）的“家”，究竟应该是“南朝”，还是在“北国”。
当今是“信息时代”，应用信息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意义。在古钱币中，信息多多，既有硬性的，也有软性的；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诸如形制、材质、重量、尺寸、字纹、用途、痕迹、绣色、包浆、声音等等。严格地讲，要把一枚（或一种)古钱币作出全面鉴定，这些因素都不可缺少，但对于一般性的鉴别，并不必“眉毛胡子一把抓”，面面具到，只需提取其中关键的、具决定性意义的几项，甚至一两项便可。当然，所需信息不都是那么“一目了然”的，尤其是那些所谓“隐性”的信息，是要去发现、“挖掘”的，这也正是难点所在。对于“保大”来说，最能够表明它“身世”的，就是它的文字或“文字特征”。
钱币文字，既是钱币构成的主体，也是钱币的“姓名”和“身份证”。本来，某钱币所属的朝代或铸主，可以从它的文字内容上，直接或间接地得到答案，如“大宋通宝”、“乾隆通宝”等等。但对于历史上同名的两个朝代的“保大”年号钱，只见其一，不见其二，没有比较，可如何鉴别？泉界的“铸主”之争，正源于此。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深入、细致地研究保大钱的“文字特征”，来寻求突破。
人认识事物都是从直观、感觉开始的。面对这种保大元宝的形制及文字，粗看便知，这是一种制作精整、美观的钱币。尤其在文字上，显得端庄、秀劲而饱满，在字形、字体上
由上述理由可初步判断，“保大元宝”应为南唐所铸，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仅凭这些还不能完全排除它是辽钱的可能性。“有比较才有鉴别”，
“大辽”是古契丹人所建立的政权，地处塞北草原。契丹族有着可圈可点的历史文明和发展中的辉煌，他们在与中原汉族人的长期交往中，也不断地接受着汉族文化的影响。建辽后，在文字的应用方面，参照汉字的形体结构，逐渐创造出契丹文字体系，有所谓“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也常与汉字混合应用。但在契丹人所使用的汉字中，其写法上，并不都是严格按着中原汉字的规范写法来书写，而是融入了契丹的笔韵，显得随意、自然，不拘一格，书写中往往有增笔、省笔和借笔。在字的形体上，既使有些“走样”、“变形”也无大碍。正是如此，才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辽风”汉字，我们观察诸多辽钱上的文字，无不充溢着草原文化的气息和特有的民族风格，这些特征是由契丹人长期的草原生活和民族特质所决定的。对于辽钱文字的这种鲜明特色，历来泉界文人常用如下一类的词语来表述和形容它们，诸如“雄浑扑拙”、“粗犷豪放”、“悍劲而自然”、“遒劲而灵动”等等。这种风格独特的辽钱文字极具自然美。辽钱也已经成为中国古钱币大家族中的“宠儿”，甚至成为世界古钱币大花园中的一朵亮丽的奇葩！
辽代在钱币铸造方面，由于受中原钱币的影响较大，钱币文字多为隶书，且不乏有一些精整之作。如“重熙通宝”、“牡国元宝”等等。在辽钱文字中纯正的楷书比较少见，往往是隶楷相参，是真正意义上的“以隶写楷”。但在折五以上比较大型的辽钱文字中，楷书却比较常见，如“天禄通宝”、“清宁元宝”、“康国通宝”（西辽）等等。不过在这些楷书的写法中，也总会渗透着一种“北国”气息，就是在比较成熟的楷书写法中，在细微之处也給人一种“别样”的感觉。比如在“天庆元宝”和
“乾统元宝”中，“元”字的两横收笔处，乍看起来，似乎也有一些书法上的讲究，但如果与“保大”中“元”字的两横作一对比，懂书法的人一看便知，在它们笔法的“内力”和神韵上，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从上述对辽钱文字特征的分析中，可明显看出，“保大”在文字上并不具有辽钱文字那种“塞北风韵”；而在辽钱文字中也见不到此类“保大元宝”文字中的那种“中原格调”。“南”、“北”两种钱币文字之间，实是“风韵有别、风范不类”，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够见到一枚真正的辽“保大”，一定会惊奇地发现：它们之间原来有着天壤之别！
正是：
观文字，察特征，彰显中原格调，保大应归南唐“李璟”，
看辽钱，细辩析，独具塞北风韵，“天祚”不认此泉同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