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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十二荒政”与古代赈灾救荒制度】

2016-05-19 10:0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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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十二荒政”与古代赈灾救荒制度】
《尚书·皋陶谟》云：“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禹“暨益奏庶鲜食”，“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这段话是说大禹在灾荒之时，为民众提供谷物和肉食。还发展贸易，互通有无，以使民众安定之。用《史记·夏本纪》之言就是：“令益予众庶稻。”“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馀相给，以均诸侯。”这是古文献关于周代之前荒灾应对措施的文字记载。
钩稽文献，夏商之时的救灾赈灾难得其详，但在《周礼·地官·大司徒》里，则出现了非但是中国，更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全面而系统的十二条荒政制度：

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省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婚，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

《周礼·大宗伯》言“凶礼”云：“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襘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左传·僖公元年》也有“夏，迁邢于夷仪，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的说法。中国古代的赈灾救荒之制，至周代已然大备，后世在荒政措施上均没有超
出此原则，而仅略有变通而已。凶礼之中，吊、襘、恤三者主要为先秦时期天子与诸侯国以及诸侯国之间的礼仪，随着大一统时代的到来，后世逐渐合并为以恤荒、赈灾、劳问的荒政措施为主。然虽世变代异，明权制变，而其义实归于一。另者，荒政吊恤之礼，以哀、祸、灾、寇、乱皆主于哀戚矜敬，礼从其宜，无取缛节繁文，其礼皆从简。而这其中，儒家对荒政提出的“散利”、“薄征”、“恤民”、“移民通财”等一系列原则，更是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体现和具体运用。后世经过历代政府不断完善，救荒赈灾已成为国家的重要制度之一。
《礼记·月令》云:“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赈乏绝。”周礼荒政以救患分灾，达矜恤之意、赴救患之功，正是这个思想的具体体现和运用。“救荒之政，莫急于劝分。”荒政是中国历史上救济灾荒的具体措施，此乃一国兴亡之所系。先秦之时之“劝分”乃一种社会救助之法。古代荒政制度有二：一是礼仪、祭祀方面的荒政制度，主要有素服、彻善减食、去乐驰悬等；另一类乃经济、政治方面之荒政制度，主要体现于社会组织、农业生产、法律刑罚、国君与诸侯国之间的救荒恤民等方面。这其间，尤为著名的就是“周礼十二荒政”：

1.散利
《周礼•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郑玄引郑司农注：“救饥之政，十有二品。散利，贷种食也。”贾公彦疏：“散利，贷种食也者，谓丰时敛之，凶时散之，其民无者，从公贷之，或为种子，或为食用，至秋熟还公，据公家为散，据民往取为贷，故云散利。”说白了，散利就是遇到凶年官府借给百姓种子和粮食，对灾民以救济。其主要措施有三项，即：周、贷、粜。周，指周济，是无偿的赈给，这是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后采用的办法。《周礼·地官·乡师》职：“以岁时巡国及野，而赒万民之囏（艰）阨，以王命施惠”，讲的就是周济灾民，乡师按时巡视各国，考察灾情，然后以天子的名义给予救济。贷，指借贷，发生灾荒时出借，收获以后归还，这往往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采用的办法。《周礼·地官》“旅师”之职，掌管国家征聚的部分谷物，“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就是为了救济春荒而予以借贷。
《礼记·檀弓》中说的春秋时候卫国共叔文子煮粥救济灾民，就是中国最早的施粥救灾记载。

2.薄征
《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郑玄引郑司农注：“救饥之政，十有二品……薄征，轻租税也。”贾公彦疏：“薄，轻也。征，税也。谓轻其税。”薄征，就是蠲免、减少或缓征租赋。后世遇到灾害，一般由君主下达蠲除之令，此谓“灾蠲”；而有时虽无灾害，君主为了表示恩惠，也减免部分租赋，这叫做“恩蠲”——当然，这与荒政无关了。

3.缓刑
宽刑罚。重罪减轻，轻罪赦免。凶荒之年，民众为饥寒所迫，容易触犯法律，所以执法要适当宽缓，以示哀矜之意。《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贾疏：“三曰缓刑者，谓凶年有刑罚宽而放之。” 《周礼·朝士》：“若邦凶荒、札丧、寇戎之故，则令邦国、都家、县鄙虑刑贬。”郑注：“虑，谋也。贬，犹减也。”《周礼·士师》：“若邦凶荒，则以荒辩（贬）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此二处“刑贬”、“荒辩（贬）之法” 均与缓刑同义，言律令条款要有所贬损，以为权宜之意。

4.弛力
“力”，指力役之征。“弛力”，即减免徭役。《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四曰弛力。”郑玄引郑司农注云：“弛力，息繇役也。”贾疏：“弛力者，弛放其力役之事。”根据《周礼·均人》说，国家的徭役要按照年景的好坏征派，丰年每人服役三天，中年每人服役两天，下年每人服役一天，荒年不服役。

5.舍禁
即解除封山泽之禁令。 《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五曰舍禁。”郑注：“舍禁，若公无禁利。”贾疏：“山泽所遮禁者，舍去其禁，使民取蔬食。”国有山泽园囿，平时严禁人民入内，凶荒之时对灾民开放，百姓可以去采摘果蔬，捕猎渔樵，以为生计。汉元帝初元元年诏令云：“关东今年谷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但当年继续大水成灾，二年春，又诏令将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假与贫民。诸如此类，“弛山林川泽之禁”，“开山场河泊之禁”，“弛猎禁”，“弛鱼禁”，“弛樵采禁”，为后世历代逢灾之时常用之法。

6.去几
郑玄在《周礼》注中引郑司农之说：“去几，关市不几也。”“玄谓去几，去其税耳。”“几”，本意门坎，这里指的是设关卡征税。“去几”，就是废除关卡停收关市之税。宋人王昭禹的对此有着清晰的解释：

弛力为民方私其力，以免死故也。以弛力为不足，则又舍禁。以舍禁为不足，则又去几。盖山林泽梁有禁所以止害也。门关有几，所以察过也。虽有小害，舍而弗禁。虽有小过，释而弗察，为其困甚权以救之也。荒政去几，而司关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犹几者，盖所谓去几者，非皆无几也，有所去而已。则所谓舍禁亦若此也，非皆无禁，有所舍而已。（《周礼详解·卷十》）

7. 眚礼
眚礼，意减省吉礼之数。《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七曰眚礼。”郑玄引郑司农注：“眚礼，《掌客职》所谓凶荒杀礼者也。”“眚礼，谓杀吉礼也。”贾疏：“谓吉礼之中，眚其礼数。”每逢荒灾之事，天子就要减省庆贺、祭祀典礼或其中的某些仪式。《周礼·天官·膳夫》：“王齐，日三举。大丧，则不举。大荒，则不举。大札，则不举。天地有灾，则不举。邦有大故，则不举。”杀牲盛馔谓之举，言“不举”，即不杀牲盛馔。《礼记·曲礼下》篇所云“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祭事不悬”。“祭肺”， 郑注：“礼食杀牲则祭先， 有虞氏以首， 夏后氏以心，殷 人以肝，周 人以肺。不祭肺，则不杀也。” 此言是说在飨燕饮食时不用肺作祭品，举行祭祀活动不悬挂钟磬乐器等。《玉藻》篇也说：“年不顺成则天子素服，乘素车，食无乐。”“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举”就是杀牲，食用美味佳肴。这也是降低礼仪规格的措施。减省了某些仪式，通常也称为“杀礼”。
秦蕙田《五礼通考》云：“周礼大荒则不举，大札则不举，天地大灾则不举。举者，杀牲盛馔也。岂但饮食为然？则凡所服之衣、所乘之车，凡百兴作，皆为休息，此无他君臣之分。虽悬绝而实相资以相成也。当此凶荒之时，吾民嗷嗷然以待哺，垂于阽危、濒于死亡，为人上者何忍独享其奉哉？”（《五礼通考·卷二百五·凶礼五》）
眚礼的主要措施一般有：减膳，减乘舆，罢宴会，罢节日庆贺，避正殿，罢角抵游戏，以及太仆减省喂马谷料、水衡减省喂兽用肉、尚方御府停止制造豪华日用器物等。宋司马光《论燕饮状》云：“今岁以来，灾异屡臻，日食、地震，江淮腾溢，风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侧身克己、眚礼蕃乐之时。”

8.杀哀
谓凶荒之年减少丧葬礼数，以省费用。这里专指减省凶礼的礼仪规格，主要是丧葬之礼不得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八曰杀哀。”郑注：“杀哀，谓省凶礼。”贾疏：“八曰杀哀者，谓凶礼之中杀其礼数。”孙诒让正义：“《公羊》何注训杀为省，谓减省丧礼，趋简易也。”

9.蕃乐
“蕃”，即藩，藩屏、闭止之意。蕃乐，即收藏乐器而不奏，以停止、罢除演奏乐事及其他娱乐活动。后世也称为“彻乐”。《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九曰蕃乐。”郑注：“杜子春读‘蕃乐’为‘藩乐’，谓闭藏乐器而不作也。”汉宣帝本始四年正月，因前一年有大旱之灾，下令太官损膳省宰，并且裁减乐府的乐工，“使归就农业”。唐文宗太和七年，久旱不雨，诏令太常所属教坊女乐，停止演唱练习。宋仁宗时曾因河北地区发生水灾，取消上元灯会。

10.多昏
多昏，指凶荒之年，要简化婚礼，使民便于嫁娶，不要为了礼仪的完备而影响了婚娶。这里包含着互相救助、保护以及增殖人口，补充由于灾荒而减少的人口的意思。《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十曰多昏。”郑玄引郑司农注：“多昏，不备礼而娶，昏者多也。”贾疏：“昏礼有六，并有玄纁束帛。凶荒为昏，不可备行此礼，使有女之家得减口数，有男之家易得其妻，故娶昏者多也。”宋秦观《财用策下》：“凡嫁子娶妻，纯帛无过五两，凶荒则又杀礼而多婚。”

11.索鬼神
郑玄引郑司农之说：“索鬼神，求废祀而修之，《云汉》之诗所谓‘靡神不举，靡爱斯牲’者也。”贾疏云：“十有一曰索鬼神”者，谓凶年祷祈，搜索鬼神而祷祈之。”索鬼神，就是找出与造成凶荒有关的鬼神予以祭祀。古人认为凶荒的发生是因为鬼神未加庇佑的缘故，很可能是在常规祭祀中没有祭到的鬼神之怪罪而降下灾祸。所以，凶荒之时，往往要广祭群神。《礼记正义》卷四十九云：“若水旱灾荒，祷祭百神，则有求也。故《大祝》有六祈之义，《大司徒》有荒政索鬼神之礼。”

12.除盗贼
郑玄引郑司农说：“除盗贼，急其刑以除之，饥馑则盗贼多，不可不除也。”贾疏云：“十有二曰除盗贼者，凶年盗贼多，急其刑以除之。”另，《周礼·秋官·士师》：“若邦凶荒令纠守。”郑注：“纠守，备盗贼也。”

《五礼通考》载宋司马温公之言：

《周礼》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率皆推宽大之恩以利于民，独于盗贼，愈更严急。所以然者，盖以饥馑之岁，盗贼必多，残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顷年尝见州县官吏，有不知治体，务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盗斛斗者，小加宽纵，则盗贼公行，更相劫夺，乡村大扰，不免广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后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是劝民为盗也。百姓乏食，官中当轻徭薄赋，开仓赈贷，以救其死，不当使之自相劫夺也。今岁府界、京东、京西水灾极多，严刑峻法以除盗贼，犹恐春冬之交，饥民啸聚，不可禁御，又况降敕以劝之。臣恐国家始于宽仁，而终于酷暴，意在活人而杀人更多也。

秦蕙田评曰：“温公所奏，深得周官除盗贼之防。其云始于宽仁终于酷暴，尤切中姑息之病。”（《五礼通考·卷二百五·凶礼五》）

【“周礼十二荒政”与古代赈灾救荒制度】
周礼十二荒政之间有着完整的逻辑链条，宋人王昭禹的《周礼详解·卷十》对此解释说：

昏者，天地之大义，人之终始，非可以苟也，苟而多昏其为不得已又甚矣。如是而人事毕矣，则索鬼神而已。苟人事有未尽，而将求于鬼神，鬼神其肯福之乎？盖鬼神聪明正直，依人而行故也。自散利至于索鬼神，所以恤人者尽矣。于是乎除盗贼，盖盗贼害人荒馑犹多，不可以不除。然其所以恤人者未尽而遽欲除之，是亦罔民而已。故荒政以除盗贼为后能修政事，然后可以索鬼神能恤人，然后可以除盗贼。此荒政之序也。



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降，历代均以此《周礼》十二荒政作为荒政措施的根本框架、并在此原则指导下进行，历代政府同时更将此作为治国的重要制度之一，这对后世产生了殊为深远的影响。后世的荒政措施，经汉魏两晋、再至唐宋而日趋完备，元明两代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和完善，而清代则是古代荒政发展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乾隆时期常平仓储备储量超过四千万石。（常平之法源于汉代，这是一种国家备荒仓储制度。其基本方法是在丰年谷贱之时，由官府出资籴谷；而在荒年谷贵之时，再平粜谷物，以平抑粮价。）

现存古人关于荒政赈灾的著述多见，而历史上第一部荒政专著则是宋代董煟的《救荒活民书》三卷，是书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体例上均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救荒活民书》上卷考古以证今，中卷条陈救荒之策，下卷备述时贤名臣之论。总结了有宋以前历世的救荒策略与具体方法，如常平、义仓、劝分、禁闭籴、不抑价、检旱、减租、贷种、恤农、遣使、弛禁、鬻爵、度僧、治盗、捕蝗、和籴、存恤流民、通融有无、借贷内库等具体措施。这是中国第一本救荒专书，被誉为荒政百科全书。宋元之后，此书一直广为流传，影响深远。明清时期撰写的《荒政要览》、《荒政汇编》亦多以是书为蓝本。明代的《千顷堂书目》中收录明人修撰的荒政文献二十一部，其中林希元的《荒政丛言》、俞汝为的《荒政要览》皆是极具价值的救荒著述。明末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农政全书》凡六十卷，荒政之论十八，近全书三分之一内容。而清代俞森的《荒政丛书》，“辑古人救荒之法，于宋取董煟，于明以来取林希元、屠隆、周孔教、钟化民、刘世教、魏禧，凡七家之言”（ 《四库提要》语），总结了清代以前的救荒措施。此外，在清人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中也收集有大量灾荒资料，见诸于食货典、乾象典、职方典等篇章。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里，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或者说其统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之一，就是在灾害和饥荒发生时必须赈灾救荒。《大学》云：“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三代而上有荒岁而无荒民，根据《管子》记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而社会上没有出现大面积的饥民，原因就在于“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管子·山权数》）《救荒活民补遗书》曰：“天地之宝藏，唯圣人为能发之，发之而不私之，持其衡而变通之，以待夫民之厄困也。”明儒丘濬亦云：

所以理财者，乃为民而理，理民之财尔。岂后世敛民之食用者，以贮于官而为君用度者哉？古者藏富于民，……是故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大学衍义补·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


儒学之核心曰“仁”，此亦儒学最高道德原则及标准。“仁者，生生之德也。”在天覆地载之中，体现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一体之仁，反映出中国文化敬天重德、仁慈博爱之思想精神。儒学之所谓“仁”，乃涵盖于一切万物、无穷无尽之道德实体。任何固定名言或意象，皆不足以竭尽其全部内容。要之，以此为原则之中国文化乃仁本文化、德本文化，其总特点就是以人为中心，曰“生生”、曰“尽性”，并以“礼”为社会秩序之基础与核心，同时注入“敬德保民”之思想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之深刻内涵，此即中国文明最耀眼、最灿烂之处。儒家思想、即仁本之说，为儒家哲学之中心，亦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之中心。

《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乃天地大德之所象。人为天所生，秉有天性。因之，每个人皆有合乎尊严生存之道德权利。而政府存在之理据，正是首要在于它能够保障民众这一道德权利基础之上。此即《尚书》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意。对此思想之解读，先秦文献之中可谓不知凡几。如：《尚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左传·庄三十二年》云：“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与神。”《吕氏春秋·务本》：“宗庙之本在于民。”孔子主张“既庶加富”、“足食足兵”、“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至孟子，更继承孔子及古代五经之观点而发挥之。亚圣尤以将政治以民生为主之道理阐发详尽，提出“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等系列观点，并第一个将“民”与“天”联系在一起，称民为“天民”，人，皆是天之子民，民都是平等之人。在儒家思想体系里，孟子更首次明确和系统化了儒家之“民生观”。仁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左传》云：“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故孟子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儒学“节爱用民”观及《周礼》所说遇大事“致万民而询”制度、以及《礼记》中的“天下为公”思想屡见诸于古文献记载之中。纵连早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亦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这一切，无不深刻体现着儒家仁本思想及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之光辉。——“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淮南子·泛论训》）。后世从汉代刘安，这种思想脉络直至明儒王艮“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 清儒颜元“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 说，非但是一脉相承，更是清晰地对儒家公天下和民本思想之直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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