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妙的镜头 深刻的思想——简析《钢琴家》中的视听语言应用与思想内涵
2013-11-05 20:29阅读：
巧妙的镜头 深刻的思想
刘小浩
《钢琴家》是罗曼·波兰斯基根据波兰著名钢琴家瓦拉迪斯罗·司皮曼的自传体小说《死亡城市》改编而来的一部作品。罗兰斯基本身即出生在侨居巴黎的一个犹太家庭，他出生不久就遇到了在法国兴起的反犹排犹浪潮的迫害，举家被迫迁回波兰老家。自己的祖国，波兰斯基最后的避难所—波兰，显然也并没有给他一个值得高兴地同年，应为不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冲击下，波兰首当其冲的遭受了德国法西斯的蹂躏，甚至他的母亲也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个童年的创伤一度是他对二战题材讳莫如深，然而，2012年，他却因这样一部反映二战的影片重回世界影坛的高峰，有趣的是，这似乎正得益于导演小时候的童年经历。这种故事题材的真实和导演经历的真实一结合，就诞生了被影评界津津乐道的影坛新宠《钢琴家》。这不片子当然是成功的，本文无益于综合考究影片成功的要素，也无意于宏观评价，只想从视听语言和主题两个方面简单对影片文本进行简单分析。
先谈视听语言，有评论称波兰斯基在这部片子中摒弃了其可谓独步天下的视听技巧，对这种观点，恕笔者不能苟同。诚然，这部片子整体风格确实不甚华丽而更多的倾向于一种近乎纪录片似的冷峻的客观，然而这种客观并不代表他对于自己视听语言或者直接说构图和光线技巧的放弃。用影像本体读解的方法慢慢推究电影本文就不难发现，影片的关键镜头无不遵循严格的构图技巧和光影要求。影片中表现废墟上的荒芜的若干个画面，平衡式的构图让画面的死寂感尤为显得强烈，而在德国军官和斯皮尔曼对话的场景中，镜头角度的把握为就颇心思，幅度不大但却明显有区别的俯角与仰角的切换，在客观上符合二人位置的观看特点，但更深层次上则表现了二人在话语权上的不对等身份。在当时的场景下，斯皮尔
曼
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存在，在于德国军官的对话正其实是不享有任何话语权的，不要以为场景中是对话便比所当然的认为他也享有与军官平等的话语权，而这显然从事实上就能佐证它的错误性。斯皮尔曼之于军官的交谈，其实根本不是交谈，称之为询问似乎倒真比较贴切，军官是发问者，斯皮尔曼是回答者，交谈的主控在军官，而我不过事这场询问中一直战战兢兢随时可能走向死亡的羔羊，这种细微的人物关系正是通过影片场景中镜头角度的选择来体现的，难道这还能说是摈弃视听语言的客观真实记录吗？显然不是。然而这又似乎无法解释影片整体风格的客观性和纪实性，这种局部的视听语言技巧的渲染似乎与整体风格存在一个矛盾的悖论。是这样吗？笔者认为显然不是。要解释这一点就先得从视听语言之于影片的整体作用来谈，对于一部影片，主题是灵魂，情节是骨架，故事是血肉，那么，视听语言是什么？笔者认为视听语言是“化妆”，是对影片整体的“化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影片，就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影片局部的视听语言“化妆”（不真实）是为了构成整部影片的接近于客观记录，视听语言的本质在于技巧的自然流露，而这种自然流露恰恰又推动了影片朝着冷峻的客观记录式的方向发展。
该片的思想主题之于一般的二战题材的影片而言无疑是多元的。显然影片并无意于塑造英雄或者歌颂所谓的正义斯皮尔曼在影片中不过是个艺术家——处于战争/炮火下的艺术家——显然无异于任何普通人，而他在片中的表现也无非就是人类求生的本能，他既没有振臂一呼充当起义首领，也没有保得一方安宁，甚至于他保护不了自己的父亲，他之所以能最终活下来，可以说都仅仅是源于朋友们的无私的帮助。这种感情并非并非轰轰烈烈的名族大义，也不是什么标榜的所谓的国际人道主义，仅仅是朋友间最普通的友谊，最寻常的相互的关爱，而这，恰恰是影片中想着重表现得人性中的至美的闪光点。这里在提一下两个人物。第一个就是音乐家，她自己本非犹太人，她自己也明明清除在当时的环境下泛滥的同情心会带给她什么，然而她没有抛弃没有告发，甚至主动设法帮助这个犹太钢琴家，而这种感情，正是无关于任何民族大爱之类的人类最原始最纯朴也最自然的人性之美。还有就是德国军官的形象，他为什么放过斯皮尔曼？难道仅仅是因为叹服他的高超的琴技（被感化），抑或是像某些读解说的那样视为自己预留一条后路？显然这两种看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感化说显得滑稽，如果一首音乐就能感化德国军官所代表的法西斯，那还会有二战吗？这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而留后路说为未免显得想当然。当时的局势虽然德国已现败象，然而作为军人反而将自己的未来命运托付给一位连自己都差一点被俄国人方程德国人打死无任何实际权力的钢琴师身上，这是多么的滑稽可笑啊！所以要解释这个问题就得另寻思路。首先来试着讨论一下这个德国军官自身，在这个叙事段落中，他的身份到底该如何界定？他是德国军官？军人？还是只是一个人？显然军官和军人都是立不住脚的，那就只剩下人，而且从影片中似乎也能找到佐证，这位德国军官在临走时将自己的意见外套给了斯皮尔曼，而斯皮尔曼在见到俄国士兵时正是因为这件外套而被误认为是德国人差点被打死。这个段落的设计仿佛在说明这样一种读解的可能：军官的外套就是德国军官身份的象征，而脱下这个外套后的他就只是一个人，当然开始见到斯皮尔曼时并没有脱外套这也是符合当时的客观环境的。确定了这一点再来解释他为什么放过斯皮尔曼，就不难看出这其实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爱，是一种无关任何外在的人性之美。这部影片显然无意于给战争定性，当然对于那次战争历史似乎已经做出了大家普遍认可的定性，然而这种定性真的正确吗？战争真的有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吗？大凡战争，其本质上就是杀戮，是对人性的摧残，不管披上什么华丽的外衣，这就是战争的实质。而影片之所以设置钢琴家的视角讲故事以至于安排德国军官听完钢琴之后放弃杀害他的段落，相比正是把音乐作为和平的一种隐喻的吧！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与其说的国军官被&美妙的琴音所打动，到不如说对音乐所代表的对和平的企盼产生了共鸣。反思战争，是为了更加的珍视和平，而这，我想也是这部影片带给我们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