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宿命撬开一条缝
2022-04-03 10:23阅读：
1、
我想起一本小说《我本芬芳》里面说的一个人物，作为女主（惠才）丈夫的吕。他一生对自己的太太孩子非常冷淡，甚至到了无情的地步，反倒对家以外的人非常的好，甚至是讨好，你一定觉得非常诡异——这样的奇葩是怎样产生的？
遗憾的是，吕这样的人并非奇葩的少数，而是那个时代的很多人的侧影。
下面是贾行家对吕这个人物的转述：
“结婚以后，惠才发现，吕完全是一块冰冷的、不可理喻的石头，从来不会说一句关心、温存的话，也从来不会做一丁点的家务。惠才在下放地住的这间屋子里死过很多人，而吕每星期只来看她一次，还不过夜就走，说是医院里有事。惠才怀孕的时候特别想吃豆腐，盼着吕为她买几块，过了一个星期，吕给她买回来了四块豆腐，她‘有种发自内心的感激’，因为这是‘结婚以来吕特意为她做的第一件事’。惠才生第一胎的时候筋疲力尽地折腾了几天，晚上求吕睡在自己的脚头照顾一下自己，吕说：‘我怕血腥味，再说也不能搞得你娇生惯养。’（注意，他是医生）他还没有为惠才接生的医生在乎她的死活。
“惠才养的兔子被人偷了，她隔着门听到有贼，但是不敢开门，吕这一次倒是反应激烈，质问她：‘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怎么会怕贼？’到了半夜，又坐起来追问：‘好人怎么会怕贼，你怎么就不敢开门？’
“吕身上还有很多惠才难以理解的地方，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骂惠才和孩子，也不和其他的女人搞暧昧，然而对家人就是完全没有体贴和爱护。两个人的每次争吵都毫无结果，当惠才哭哭着说‘想不到你会对我不好’的时候，吕二话不说，拔腿就走。就算是惠才哭死了，他也不会多说一句话。
“然而对外面形形色色的人，吕都会尽量去帮助和庇护，唯独对妻子儿女不闻不问。他在家招待下乡时结识的农民朋友，用全家几个月的肉票买了肉，和过年的时候留下来的墨鱼炖了一大锅，说：‘乡下人平时没东西吃，这次就让他们吃个足。’然而惠才一打听，他们自己的女儿什么都没吃，连汤都没喝一口。埋怨说：‘怪不得人人都喜欢你，你也喜欢别人。’
“惠才恨透了婚姻，更害怕
婚姻，一有机会就赶紧结扎了。二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惠才和吕的三个孩子陆续考上了大学，吕为了孩子筹措学费的时候，变得开始像一个父亲了。后来他又生了一场急病，在病中显得很温顺，让惠才觉得他的脾气可能会变得好一些。
“等到两个人都进入了耄耋之年，儿孙绕膝的时候，惠才问吕：‘再过几个月，你88了，我也81了……假如真有下辈子，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吕清清楚楚地说：‘不愿意。’惠才终于知道，这六十年的婚姻，他们两个人都没能获得幸福，都是各有各的伤痛，她原本以为：悲惨孤独的人是更容易相爱的。”
以上摘自贾行家的说书。
其实，等你知道了他的人生轨迹，你就明白了，这是那个时代在他这一类人身上的投影。
这让我对他（吕）的一生有了些复杂深刻的感觉：无力、无奈、同情或者慈悲。
他从小被过继给一个有田地的人，解放后他的继父继母自杀，而他的亲生父母因为怕事居然不收留他，只给了他一袋米。
这让他对家庭对父母也对他所生活的村子，有了刻骨铭心的冷。
后来他虚报年龄参军，可是抗美援朝战争在他所在的部队正要上前线时结束了。然后他被送到北京学医，学习期间得了肺结核，差点死了，所以他总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了解了他的经历，你可以窥探到他的内心，在他内心中家庭是如此的冷酷，外界是如此的强大，是他需要竭力去讨好的。这就是他一生的关系蓝图，或者说他一生的关系都是他早年内心的这段关系的投射，这可能就是很多人说的宿命吧。
直到他去世，他也没有觉察到，他一直活在自己的投射的“宿命”里——这对他自己对他的妻子孩子是多么残忍啊。
武志红说过：从小幸福，长大后重复幸福；从小不幸，长大后重复不幸。
我觉得这句话后面应该还有一句话：直到觉察的来临。
历史，哪怕是个人的历史，是没有假设的，吕和他的家的命运就这样固定在历史中了。
但是作为“惠才”的人物原型的杨本芬老奶奶，把这段极其个人的历史和背后生动深刻的体验写了出来，为一代人为一代典型的家庭照了像，就使得人们开始注意开始反思——你的“命运”就是你内心的投射，而你的内心就是你早年关系的内化啊。
于是，觉察就有可能产生，“宿命”就有可能被撬开一条缝，阳光可以从这里照进来。
2、
觉察之前，个人命运是如此的不由自主，那么国家民族的命运呢？
我最近听了另一本书，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茅海建的著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这本书里有这样的考证：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英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真相是什么？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之后，英国就逼着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一说到《南京条约》，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它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比方说2100万银元的战争赔款，还有割让香港，再比如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大面上看当然是这样，但是一旦深入到历史的细节，就有意思了。
“刚才说的那四点，其实是两份条约的内容：割地和赔款是《南京条约》，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虎门条约》。那哪一份算是不平等条约呢？严格意义上讲，《南京条约》其实不能算是不平等条约。台湾历史学家李定一先生就说过，自古以来战败国都是这个待遇，从罗马帝国到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了的一方要割地和赔款，这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如果严格地按国际法来说，《南京条约》其实是一个平等条约，虽然我割地赔款，但我们的关系还是对等的。开放通商口岸也是，我只是让你来贸易而已，而且规定你只有这五个地方可以，别的地方都不行，做生意也都是平等的。真正让中国和英国之间地位不平等的，是后来补充签订的《虎门条约》。有意思的事来了，主动推进《虎门条约》签订的，不是英国，而是清政府。这是怎么回事呢？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人既然得了赔款，又得了香港，最主要的是打开了中国的五个通商口岸，还有其他的一些优惠，目的基本上达成了，比较满意。但清政府这边的小心思就多了，简单来说，就觉得英国人是强盗，《南京条约》满足不了他们，他们一定会得寸进尺。其实，按照西方的国际规则，两国签订条约后，都必须遵照执行，该赔款的赔款，该撤军的撤军，谁违反了就是单方面毁约。不但条约作废，而且要受到国际谴责。
“但是，鸦片战争的时候没人知道这个事情，他们还是按照以前的思维来看待这个事，觉得所谓条约就是暂时的停战协议，随便找个借口就能撕毁重来。所以，在签订《南京条约》之后，有一位大臣就写了一个《十可虑》，就是有十件必须要考虑的善后大事，或者说十件值得忧虑的事。
“说是大事，实际上不过是两国之间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在鸦片战争过程中，英国曾经以占领天津为目标，很明显，英国人对天津有兴趣啊。可是在《南京条约》里开放的通商口岸中，又没有天津，那英国打的是什么主意？再比如，战争之后，中国的沿海各省肯定要修筑海防工事，万一引起英国的猜疑，进而阻挠怎么办？
“你看，表面上看，好像每件事都很具体，但实际上都是杞人忧天，说白了就是没有契约意识。问题是，在当时不止这位大臣这么想，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都这么想。所以到最后，道光皇帝干脆给耆英——也就是负责《南京条约》签订的满族大臣——下了一道圣旨，让他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继续谈“一切要紧事件”。
“但究竟什么是要紧事件，道光皇帝也没说，耆英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主动去找英国人交涉。于是，耆英就按照自己的想法，主动要求要给《南京条约》做“添注”，也就是补充条约。
结果，就是这个补充条约奠定了中英关系不平等的基础。
“耆英提出的交涉意见一共有十二条，比较复杂，我们只说最关键的两点，就是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
“先说治外法权。治外法权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政府无权审判，必须将罪犯带回英国才能定罪。也就是说，无论英国人在中国犯了什么罪，都有正当的理由逃避中国的司法审判。至于英国怎么判，跟中国就没有关系了，这不是典型的不平等关系吗？
“而最开始提出这种想法的，不是英国人，是耆英。耆英的初衷也不是故意要把审判权送人，他的初衷是为了避免麻烦。万一英国人在中国犯罪之后，英国政府要庇护怎么办，没准又成了英国人挑衅和发动战争的借口。
“就算不成为借口，但对于中国官员来说还是个很麻烦的事，至少要向上批示吧，还有得跟英国交代清楚吧。所以，干脆就不要这个麻烦，你英国人在中国人犯了罪，你们自己带回去处理。如果其中有中国人参与，就由中国司法来审判。
“说白了，耆英的本意就是，咱别那么麻烦了，干脆“你的归你，我的归我”，但实际却是把中国的独立司法权拱手想让，最后落在条约中，就变成了白纸黑字的“治外法权”。
“另外一件事，协定关税问题，则是在《南京条约》中有过讨论的。英国人本来的意思是，你们清朝的关税制度太混乱了，每个省都不一样，沿海和内陆也不一样，现在开的通商口岸又不在一个省，所以你们自己商量一下，把关税统一就行了。你看，英国人只是要求统一关税，至于定多少你们自己说了算，别太高就行，没有不平等的意思。
“但是，在耆英商谈补充条约的时候，自己把这一条否决了。初衷也可能是觉得，由我们自己定关税太麻烦，万一英国人觉得不合适又节外生枝，所以还是按照以前广东的办法，咱们商量着来。
“这个心思一经提出，英国人当然巴不得，立即和耆英等人把160余种货物的关税定了下来。然后英国人再在文本上偷梁换柱，关税由《南京条约》的“自主统一”变成了“关税的变更，中国需和英国商量。”
别看“商量”这个词好像很和气，但是从此以后，中国就丧失了单方面变更关税的权利。
“这些事情经过重新协商之后，就变成了《虎门条约》，这才是在国家关系上让中国和英国不平等的根源。表面看，是英国人在玩把戏，利用耆英对西方国际规则的无知，哄骗出许多额外权利，让中国逐渐丧失主权。这种说法当然也不错，但是细看当时的具体过程，未尝不是清政府自找的结果。
“道光皇帝也好，大臣耆英也好，他们的初衷都是在《南京条约》签订的情况下，要尽量免除后患。茅海建先生就在书中评价，这些人的初衷是争取一点利益，占一点便宜，但最终的结果却更严重了。这才是，鸦片战争中“不平等条约”签订的真相。”
从作者的考证和论述里，你可能会听着非常气闷：仗打输了，赔款割地咱就不说了，干嘛还要生的贱，非要拿着别人的手打自己的脸，追着人家去签订什么虎门条约？
如果没有耆英和道光皇帝之流的奇葩心理，就不会有虎门条约啊！
那么，为什么耆英、道光皇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葩心理？
了解历史和民族心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心理并非只是耆英和道光皇帝的个别心理状态，而是那一代人有那样的历史，就会有那样的共同心理，他们必然会把他们共同的内心投射到他们王朝的现实中，形成新的可悲的历史。
只有诚实深刻地探究历史背后的动力，才有可能产生觉察，使人们看到历史事件背后的心理成因。
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个体，他们的“宿命”也是可以因为觉察而被撬开一条缝，让阳光照进来的。
我想，这就是茅海建教授写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