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献校勘
文献校勘主要还是古籍校勘，其他近代以来新加入文献领域的内容，如出土简帛、文书档案等，在校勘方面也仍要使用传统的古籍校勘方法。这种校勘，自二刘父子以来，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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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校勘，自二刘父子以来，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规范。
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古文中豕与亥极近。《抱朴子内篇》卷一九《遐览》：“书字人知之，犹尚写之多误，故谚云：‘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此之谓也。”也就是后来形容书中误字常说的鲁鱼豕亥的出典。
致误出于多种原因，前人总结，主要有几种类型，与汉字本身特点有关。
偏旁部首是汉字的基本成分，形近而误出于偏旁者占相当大比例。《史记·殷本纪》：“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清代学者段玉裁、王念孙根据前人引用《汉书》旧本以及《史记索隐》、《荀子》杨倞注、《周礼》郑玄注、《吕氏春秋》、《列女传》、《韩非子》等书，确定烙是格字之误，炮格是在铜格下架火，使罪人在上面走的一种酷刑（卢文弨《钟山札记》卷二《炮格》条；《读书杂志·史记第一·殷本纪·炮格》条）。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王念孙说：“陶山之名不见于各史志。陶当为陰，隶书陶字或作 ，陰字或作 ，二形相似，故陰讹陶。”并举出《水经注》有关记载为证。（《读书杂志·史记第一·秦史皇本纪·陶山》条）这虽是讲隶书字形相近的例子，实际各种古代使用的各种字体，后代发生变化都会产生这类错误。
如《战国策·赵策》：“夫用百万之众，攻战逾岁，未见一城也。”王念孙云：“见当为見寸。見寸，古得字，形与见相近，因讹为见。”又举出下句“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及《史记·赵世家》“未得一城”为证（《读书杂志·战国策第二·赵·未见一城》条）。这是古今字写法不同造成的。
书籍长期流传或保管不善，会有损坏，另过去书籍主要依靠雕版印刷复制，而书版经过长期使用后也会有残损，因此会有所谓坏字。也是致误的一个原因。《战国策·宋策》：“宋康王指天笞地，……骂国老谏曰。”宋人鲍彪注时改“谏曰”为“谏臣”。王念孙曰：“‘曰’与‘臣’形声俱不相近，若本是臣字，无缘误为曰。考《太平御览·人事部》引此作‘骂国老谏者’。《贾子·春秋》篇、《新序·杂事》篇，并作‘骂国老之谏者’。则旧本‘曰’字乃‘者’字脱去上半耳。”（《读书杂志·战国策第三·宋·骂国老谏曰》条）
古代汉字的使用并无规范，随意性很大，尤其是在民间。元明建阳书坊所刻通俗文学类书籍中，就大量使用简笔别体字。敦煌文书更典型，其中存在大量的这方面问题。今人潘重规总结为“字形无定，偏旁无定，繁简无定，行草无定，通假无定，标点无定等条例”。还举出一些例子：字形无定，如雨两不分，人入不分；偏旁无定，如木扌不分，忄巾不分；等等。碑刻中也存在同样问题，因此近代以来，有人专门做过碑别字的整理工作。
有的错误是现代才出现的。
建国以来，推广简化字，又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年来，不断有人指出。黄永年先生《古籍整理概论》就举出繁体字排印本《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皇上出至乾清宫门罩之下，居中而立，所谓当寧也”，当寧是当宁之误，引用《礼记·曲礼》：“天子当宁而立。”《尔雅·释宫》：“门屏之间谓之宁。”整理者不知本不是一字，当作简体字改成寧。属于简繁字辨误方面及不懂古代名物制度造成的错误。
当代电脑技术用于文字录入排版，又出现一些新的致误因素。有简繁字转换的问题。另外各种输入法，也会造成前代未见过的错误。如国、男，在五笔字型输入法下分别击键一次二次，大、磊，分别击键二次三次，原、帮，五笔分别是dr、dt，是相邻键，名、句分别是qk、qkd，句加了误别码，都是五笔编码相近而误，以后的校记中可能会有某某输入法编码近而误。
《论衡·案书》：“韩非著书，李私采以言事；杨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孙诒让谓：“‘私’当作‘斯’。”（《札迻》卷九）这是音同而误。
《礼记·大学》：“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郑玄注：“‘命’读为‘慢’，声之误也。”
《战国策·赵策》：“鲁连见辛垣衍，辛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也。今吾视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为久居若围城之中而不去也？”王念孙曰：“鲍据上文及《史记·鲁仲连传》改，改‘若’为‘此’，（元）吴（师道校注）云：‘若’疑‘居’字衍。”王氏认为：“鲍之改，吴之疑，皆非也。若犹此也。”并举《公羊传》隐四年、庄四年、《论语·公冶长》等，证实此义，说：“古字兼有数义，后人不能遍识，或改之，或删之，而古义浸亡矣。”（《读书杂志·战国策第二·赵·久居若围城之中》条）
古书致误的原因还有一些，如因上下文、因注文、因避讳等等原因造成的错误。
造成衍文，主要以下几方面原因。
另也有字残字坏而衍。
另还有不明词义、不明句读而衍等情况，致误原因基本一样。
另批校者旁记之文有时也会成为衍文。
此外，还有误据本文、误据他篇而衍，也属同类型的错误。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王念孙指出：“‘贵其能让也’，本作‘患其不能以让也’。篇内五‘患’，其文义相承，此句不当独异。‘患’与‘贵’上半相似，因讹而为‘贵’。后人不得其解，因删去‘不’字‘以’字耳。”并引《群书治要》、《说苑·说丛》引《曾子》为证。这是既误又脱，这种复合性错误也是非常常见的。
《国语·周语》：“若贪陵之人来而盈其愿，是不赏善也。”王念孙指出：“‘不赏善’《左传》成十三年《正义》引作‘赏不善’，是也。贪陵之人，不善之人也，而如其愿以予之，则是赏不善也。今本‘赏’‘不’二字倒转，则义不可通。”这是二字相连而倒。另外虽不相连，但相距甚近，也易造成误倒。语句也会因此发生误倒。
《汉书·百官公卿表》：地节三年，“七月壬辰，大司马（霍）禹下狱要斩。”王念孙据《宣帝纪》、《外戚表》、《五行志》及《汉纪》、《通鉴》记载诛禹事皆在四年，认为“此十二字，当在四年下。‘七月’二字与上文相复，则其为四年可知。”（《读书杂志·汉书第三·百官公卿表·错简十二字》条）
这类错误，历代皆有，今天仍可能出现。
另外，不懂古代修辞手法、假借字、字音等，也往往会造成同类错误。
上述只是择其要者。校勘就是针对这些情况，所做的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关键是能够发现能够指出，进一步并能运用校勘学的原则和方法加以订正，通过校勘，确实能够为人提供一个尽量接近原稿的可信版本。
致误出于多种原因，前人总结，主要有几种类型，与汉字本身特点有关。
（１）形近而误
汉字是表形文字，有大量的字字形相近，很容易发生笔误，造成混淆，前引《吕氏春秋》和《抱朴子》，都是因形近而误。是古书致误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再举一例，旧本《文选》所收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首句“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宋人吴仁杰谓：“牛当作先，字之误也。《淮南书》曰：‘越王勾践亲执戈为吴王先马走。’”（《两汉刊误补遗》卷七《太史公》条）“先马走”意为后世的所谓“马前卒”，可备一说。偏旁部首是汉字的基本成分，形近而误出于偏旁者占相当大比例。《史记·殷本纪》：“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清代学者段玉裁、王念孙根据前人引用《汉书》旧本以及《史记索隐》、《荀子》杨倞注、《周礼》郑玄注、《吕氏春秋》、《列女传》、《韩非子》等书，确定烙是格字之误，炮格是在铜格下架火，使罪人在上面走的一种酷刑（卢文弨《钟山札记》卷二《炮格》条；《读书杂志·史记第一·殷本纪·炮格》条）。
（２）字形的其他错误
汉字的字体历代多有变化，先后产生使用过甲骨文、金文、篆、隶、行、草、楷，历代还有异体、俗写，今天有简体繁体等等，古今字体的不同往往也会导致发生错误。《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王念孙说：“陶山之名不见于各史志。陶当为陰，隶书陶字或作 ，陰字或作 ，二形相似，故陰讹陶。”并举出《水经注》有关记载为证。（《读书杂志·史记第一·秦史皇本纪·陶山》条）这虽是讲隶书字形相近的例子，实际各种古代使用的各种字体，后代发生变化都会产生这类错误。
如《战国策·赵策》：“夫用百万之众，攻战逾岁，未见一城也。”王念孙云：“见当为見寸。見寸，古得字，形与见相近，因讹为见。”又举出下句“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及《史记·赵世家》“未得一城”为证（《读书杂志·战国策第二·赵·未见一城》条）。这是古今字写法不同造成的。
书籍长期流传或保管不善，会有损坏，另过去书籍主要依靠雕版印刷复制，而书版经过长期使用后也会有残损，因此会有所谓坏字。也是致误的一个原因。《战国策·宋策》：“宋康王指天笞地，……骂国老谏曰。”宋人鲍彪注时改“谏曰”为“谏臣”。王念孙曰：“‘曰’与‘臣’形声俱不相近，若本是臣字，无缘误为曰。考《太平御览·人事部》引此作‘骂国老谏者’。《贾子·春秋》篇、《新序·杂事》篇，并作‘骂国老之谏者’。则旧本‘曰’字乃‘者’字脱去上半耳。”（《读书杂志·战国策第三·宋·骂国老谏曰》条）
古代汉字的使用并无规范，随意性很大，尤其是在民间。元明建阳书坊所刻通俗文学类书籍中，就大量使用简笔别体字。敦煌文书更典型，其中存在大量的这方面问题。今人潘重规总结为“字形无定，偏旁无定，繁简无定，行草无定，通假无定，标点无定等条例”。还举出一些例子：字形无定，如雨两不分，人入不分；偏旁无定，如木扌不分，忄巾不分；等等。碑刻中也存在同样问题，因此近代以来，有人专门做过碑别字的整理工作。
有的错误是现代才出现的。
建国以来，推广简化字，又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年来，不断有人指出。黄永年先生《古籍整理概论》就举出繁体字排印本《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皇上出至乾清宫门罩之下，居中而立，所谓当寧也”，当寧是当宁之误，引用《礼记·曲礼》：“天子当宁而立。”《尔雅·释宫》：“门屏之间谓之宁。”整理者不知本不是一字，当作简体字改成寧。属于简繁字辨误方面及不懂古代名物制度造成的错误。
当代电脑技术用于文字录入排版，又出现一些新的致误因素。有简繁字转换的问题。另外各种输入法，也会造成前代未见过的错误。如国、男，在五笔字型输入法下分别击键一次二次，大、磊，分别击键二次三次，原、帮，五笔分别是dr、dt，是相邻键，名、句分别是qk、qkd，句加了误别码，都是五笔编码相近而误，以后的校记中可能会有某某输入法编码近而误。
（３）音同音近而误
汉字有大量的同音字近音字，本身就很容易出错，而古人又有通假的习惯，即借用同音字近音字来替代某字，也是古书出错或造成不解、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论衡·案书》：“韩非著书，李私采以言事；杨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孙诒让谓：“‘私’当作‘斯’。”（《札迻》卷九）这是音同而误。
《礼记·大学》：“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郑玄注：“‘命’读为‘慢’，声之误也。”
（４）误改而误
由于古书流传年深月久，后人不明古字古义古音等原因，有时会按照个人的理解随意改动原文，也是造成古书错误的原因之一，历代学者多有指出。如顾炎武说：“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轻改，不复见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其尤可叹也。”（《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战国策·赵策》：“鲁连见辛垣衍，辛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也。今吾视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为久居若围城之中而不去也？”王念孙曰：“鲍据上文及《史记·鲁仲连传》改，改‘若’为‘此’，（元）吴（师道校注）云：‘若’疑‘居’字衍。”王氏认为：“鲍之改，吴之疑，皆非也。若犹此也。”并举《公羊传》隐四年、庄四年、《论语·公冶长》等，证实此义，说：“古字兼有数义，后人不能遍识，或改之，或删之，而古义浸亡矣。”（《读书杂志·战国策第二·赵·久居若围城之中》条）
古书致误的原因还有一些，如因上下文、因注文、因避讳等等原因造成的错误。
２、衍
也是古书中常见的错误。即多字多句，凡是原稿中无而在传写刊刻中误增的文字，称为衍字、衍文，也叫羡文。一般衍一字较多见，也有衍数字、成句甚至几句的情况。《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杨雄以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司马迁是西汉前期人，扬雄是西汉末人，远在司马迁之后，司马迁如何能引扬雄的话，显然有误。前人指出，这一段出自《汉书·司马相如传》末赞语，是后人将这一段话加到了《史记》中。这是成段的衍文。造成衍文，主要以下几方面原因。
（１）形似而衍
与上述形近致误属同类。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五《两字形似而衍例》列举了若干，如《墨子·天志》下篇：“而况有逾人之墙垣，抯格人之子女者乎？”指出“‘抯’字衍文，‘格人之子女’与‘逾人之墙垣’相对成文，‘抯’即‘垣’字之误而衍者。”另也有字残字坏而衍。
（２）因字义同而衍
《古书疑义举例》卷五《两字义同而衍例》：“古书有两字同义而误衍者。盖古书未有笺注，学者守其师说，口相传受，遂以训诂之字误入正文。”并举例：《国语·晋语》：“若无天乎云？若有天，吾必胜之。”王念孙校此句说：“‘若无天乎云’文不成义，且与上下二句不相联属。‘云’字当在下文‘若’字下，而以‘若无天乎’为一句，‘若云有天’为一句。”俞樾更认为王说虽有理，但不完全。引用古本说，原文是“若无天乎？若云天，吾必胜之”。并引《广雅·释诂》：“云，有也。”又引《公羊传》为证“云”即“有”义，辨明“云天”就是“有天”，此句属云有二字同义而误衍，传写又误倒。（３）因不明文义而衍
《战国策·赵策》：“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之雠矣。”王念孙根据《文选·报任少卿书》无“之雠”二字，并根据文义推论， “后人以下文多言知伯报雠，故加‘之雠’二字。”（《读书杂志·战国策第二·赵·报知氏之雠》条）另还有不明词义、不明句读而衍等情况，致误原因基本一样。
（４）注文误入正文而衍
古书中注文多为文内夹注，以大小字区别，极容易混入正文，这也是古书出现衍文的一个重要原因。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后汉书注搀入正文》条指出，“《郭太传》（范晔父名泰，避家讳改泰为太）‘初太始至南州’以下七十四字，本章怀注引谢承《后汉书》之文，今误作大字，混入正文。予尝见南宋本及明嘉靖己酉福建本皆不误。蔚宗书避家讳，于此传前后皆称林宗字，不应忽尔称名。且其事已载《黄宪传》，毋庸重出也。”另批校者旁记之文有时也会成为衍文。
（５）因误据他书而衍
《史记·曹相国世家》：“北救东阿。”王念孙根据《索隐》出“北救阿”三字，注“阿即东阿也”和《正义》注“今济州东阿也”，指出：“正文内无‘东’字甚明。”认为：“‘阿’上本无‘东’字，此后人依《汉书》加之也。”此外，还有误据本文、误据他篇而衍，也属同类型的错误。
３、脱
古书在流传过程中，由于某些自然或人为原因，会产生缺文漏字，称为脱文，也是常见错误之一。（１）因原书缺损而脱
是造成古籍脱文的主要因素。如《魏书·礼志》《乐志》《刑罚志》有脱叶，陈垣先生据《册府元龟》引文补其阙。由于《北史》的流行，《北齐书》在宋代即有残缺，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一《北齐书·神武帝纪》条考订，原书五十卷仅存十八卷，是正史中缺损最严重者，今本为后人据《北史》等书重补。（２）因重文而脱
古人遇重复的文字语句即重文，习惯用“一一”来表示，很容易脱去，因而造成脱文。《列子·仲尼》篇：“孤犊未尝有母，非孤犊也。”文义不通。俞樾认为，“因两‘有母’字相连，误脱其一。”并引《庄子·天下》篇《释文》为证。（３）因上下文而脱
往往是由于传抄造成的，如文中相邻或相近之处有同样的文字，很容易看错，致使脱漏部分文字。这在今天仍是造成文字脱落的重要原因。（４）正文误入注文而脱
与前述注文误入正文而衍的情况相反。《淮南子·说林》：“疾雷破石，阴阳相薄。”注：“自然之势。”王念孙指出：“‘自然之势’四字，乃是正文，非注文，言疾雷破石，此阴阳相薄，自然之势也。”并以《太平御览·火部》所引此句四字正在正文内为证。（５）因误删文字而脱
有时读书者、传抄者或刊刻者由于种种原因，如不明词义、不懂文义、不识疑难字、不通校勘等等，为了使文从字顺，往往会有意删去书中文字，有时也是出于其他某种考虑，如避讳等，也会删字，因而造成脱文。《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王念孙指出：“‘贵其能让也’，本作‘患其不能以让也’。篇内五‘患’，其文义相承，此句不当独异。‘患’与‘贵’上半相似，因讹而为‘贵’。后人不得其解，因删去‘不’字‘以’字耳。”并引《群书治要》、《说苑·说丛》引《曾子》为证。这是既误又脱，这种复合性错误也是非常常见的。
４、倒
古籍中文字语句出现前后颠倒，也是常见错误。这种颠倒，有的出于无心，有的是前人校改时将不应乙正的改错了，是为妄乙。（1）因上下字句关联而倒
上下文字相连或相隔不远，传抄者很容易因疏忽造成相互颠倒。《国语·周语》：“若贪陵之人来而盈其愿，是不赏善也。”王念孙指出：“‘不赏善’《左传》成十三年《正义》引作‘赏不善’，是也。贪陵之人，不善之人也，而如其愿以予之，则是赏不善也。今本‘赏’‘不’二字倒转，则义不可通。”这是二字相连而倒。另外虽不相连，但相距甚近，也易造成误倒。语句也会因此发生误倒。
（2）因错简错叶而倒
早期的书，以竹木简作为书写材料，如编连的带子断掉，重新编连时很容易也现错位，纸作为文字载体，尤其是雕版印刷发明后，书成为册叶装，如装订散开，重装时也会发生类似问题。这样也会造成内容的颠倒。这种错简错叶以及其他文字较多、距离较远的倒文造成的内容错位，校勘学上统称之为“错简”。《汉书·百官公卿表》：地节三年，“七月壬辰，大司马（霍）禹下狱要斩。”王念孙据《宣帝纪》、《外戚表》、《五行志》及《汉纪》、《通鉴》记载诛禹事皆在四年，认为“此十二字，当在四年下。‘七月’二字与上文相复，则其为四年可知。”（《读书杂志·汉书第三·百官公卿表·错简十二字》条）
这类错误，历代皆有，今天仍可能出现。
（3）因不明词义文义乙正而倒
《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愿君留意臣之计，必不为二子所禽矣。”王念孙指出：“‘必不为二子所禽矣’本作‘不（句），必为二子所禽矣。’不与否同，言若不用臣之计，则必为二子所禽也。《史记》作‘否，必为二子所禽矣’是其证。”并说是后人不懂断句，而改“不必”为“必不”（《读书杂志·汉书第八·魏豹田儋韩王信传·必不为二子所禽矣》条）。另外，不懂古代修辞手法、假借字、字音等，也往往会造成同类错误。
（4）因误乙正而倒
如所读之书文字语句有误、衍、脱、倒等错误，为了读通而妄加乙正，又会造成新的误倒。《大戴礼记·帝系》篇：“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王念孙云：“此文当作‘颛顼娶于滕奔氏，滕奔氏之子，谓之女禄。’今本上‘滕奔氏’脱‘奔’字，下‘滕奔氏’‘奔’字又倒在‘氏’字下。”是因为上‘奔’字脱而造成后人误乙。如不明古书体例而见他书文句顺序不同而加以乙正，也会造成倒文。上述只是择其要者。校勘就是针对这些情况，所做的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关键是能够发现能够指出，进一步并能运用校勘学的原则和方法加以订正，通过校勘，确实能够为人提供一个尽量接近原稿的可信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