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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十大口水战(十九)新墨家的诞生

2011-01-08 10:46阅读:
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据说是科学的发展规律。所以先秦的这场口水大战进行若干年以后,也该有些人总结一些规律或经验,让后世的口水战爱好者更能口沫横飞才对。
  
  这些人还真的有,他们叫做“名家”。 “名家”是汉人的称呼,在先秦,他们多被称为“辩者”,“察士”。。汉人之所以称他们为“名家”,是因为他们最擅长谈虾米“名实之辨”,而其论证方法让汉代的那些儒们闻所未闻,只好称之为“名家”。其实啊,在先秦谈“名实之辨”的何尝只有这些“辩者”,先秦的儒墨道法,哪家没有谈过“名”。
  
  比如儒家就最讲究“正名”,什么叫“正名”呢,因为儒家觉得君不像个君的样子,臣不像个臣的样子,父不像个父的样子,子不像个子的样子,所以一方面要规定君臣父子到底是虾米样子,让大家有个执行的标准,对于那样实在无法名副其实的,就要想办法不要称咱他们是君臣父子,比如孟子就说纣王是“独夫”,而据说是孔子笔削出来的《春秋》,第一句“元年春,王周正月”据说就是“不书即位,摄也”的春秋笔法。所以在儒家看来,如果有哪个自称“父母官”的,对子民横征暴敛,那他就不配做个父母官,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自己改正错误,另一个是不要再自称“父母官”,这样才能名实相称。
  
  这一套“正名”理论,道家很是反感,杨朱说,“名无实,实无名,名者伪而已矣”,老子也不止一次表示过“名”的不可靠,什么“名可名,非常名”,而庄子则告诉人们,你搞那些君臣父子,仁义礼智的名目,自以为能防止名不副实,其实不过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罢了,你发明什么,别人窃取什么,搞得比你们这些儒还要像儒,假做真时真亦假,又哪里分得清呢。这就好比为了防盗,把东西包起来,捆起来,装到箱子里,柜子里,再锁上锁,柜子外面再捆上绳子,放在屋子里,锁上门,自以为没有人能偷走,却不知只能防小盗,大盗直接开个卡车过来,挂个牌子“搬家公司”,你的那些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手段反而给人提供方便。
  
  庄子这本书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文字,似乎是庄子后学对于儒家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段文字说啊,庄子穿着儒服去鲁国,鲁哀公说,我们鲁国那么多儒生,可没人像你这样哦,整天谈什么天道天道的。庄子马上回了一句,鲁国有很多儒生吗,我怎么没见到。鲁哀公笑了,我们鲁国上下,都是身穿儒服的,我们可是圣
人的故乡哦,“弦歌之声不绝”的哦,你说我们鲁国少儒生,不是说维也纳没有懂音乐的一样可笑吗。庄子又说了,是吗,我听说了,儒者戴着圆帽子,代表知天时,穿方鞋子,代表知地理,戴着玉佩,代表善于决断,儒家不是说要正名吗,总得先正正自己吧。干脆鲁公您下令,鲁国之中,如果学问见识德行不足以称作儒生,却穿儒服的,抓到了就把他砍了。鲁哀公就下令了,五天时间里,没有见到一个人穿儒服,到第五天,才看见一个人穿儒服在城门下,喊过来,问以国事,没有难得到他的。庄子于是对鲁哀公说,看吧,这么大一个鲁国,只有一个儒生,很多吗,很多吗。
  
  不过对“名”这种东西贡献最大的,是墨家。墨子是工程师出身,所以方法也是纯技术的。比如说墨子的“三表法”,“三表法”是古代的“实践论”。墨子说啊,讨论一件事情有没有必要去做,要从三个方面考察,哪三个方面,一是本,二是原,三是用。啥叫本呢,就是要参考历史,看看历史上的那些圣王先贤们是怎么做的,效果怎么样。二是原,就是要听听群众的意见,群众对这件事有什么的态度。三是用,就是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其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有什么用处。墨子是实干家,不会像儒家一样纠缠于一些名词,也不会像道家一样反感那些名词,而更注重效果,“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别看广告,要看疗效。
  
  但墨家也是科学家,一本《墨子》,涉及军事学,算学,力学,光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哪能不关注一下逻辑学呢。所以墨家里就分出一支,对“名实之辩”很感兴趣,这一支叫“南方之墨”,他们自己则自称“别墨”,别墨者,新墨家也。他们与“矩子”世代相传的传统的宗教墨家相比,的确是“别”开生面的科学墨家,也算是教外“别”传了。
  
  对于别墨们来说呢,口水大战大致有六个目的,一,明是非,二,审治乱,三,明同异,四,察名实,五,处利害,六,决嫌疑。可见墨家是相信真理愈辩愈明的,不过前提是要尊重辩论的方法,否则就难免鸡同鸭讲了,比如甲说,听说没有,咱们吴国又出现假鸡蛋了,乙说,难道楚国就没有假东西了吗,甲说,反正没有假鸡蛋,乙说,你那么喜欢楚国,为什么不做楚人,甲说,总比你整天义务帮吴王说话要好,乙说,吴王难道不好吗,吴王不是让咱们吴国越来越强大吗,甲说,吴国强大对你有什么用,除了去当炮灰之外,乙说,就知道你会当楚国的内奸,甲说,那你又是什么,吴奴?楚奸!吴奴!……
  
  在庄子看来,这种无意义的争辩都是因为真理是相对的,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我们于真理何止于大海中之一滴,每个人取自己的一滴去否定别人的一滴,能不起无谓之争么。而在别墨看来,这样都因为他们不懂盖楼的方法,各盖各的,难免把楼越盖越歪,最后盖成危楼。
  
  那么别墨对论辩的方法有些什么见解呢,一句话,“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
  
  什么是“以名举实”呢,“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比如说,“孔子是一个人”,孔子就是实,而“人”就是名,辩论之前一定要界定名和实。什么是“以辞抒意”,就是我的想法必须用语言表达出来,所以辩论一定要有准确的表达能力。什么是“以说出故”,就是你说出一件论断,一定要给出论证过程。比如说,“孔子是会死的”,这个论断,就包含两个“故”,一个是“孔子是一个人”,另一个是“人都是要死的”。这时假如有人说,“你说的不对,孔子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就必须对这两个“故”中的一个加以否定,而要否定这两个“故”,即或者“孔子不是一个人”,或者“人并不是都会死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则要对其名实关系加以否定,即改写“人”的定义,或改写“死”的定义,如“孔子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即认为肉体的死亡算不得死亡。所以“孔子是会死的”和“孔子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们争论的焦点,其实是关于“死”的定义。
  
  那么如何避免这种无谓的分岐,又如何这些名加以定义呢,墨家告诉我们,“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比如你要说定义“人”,就要找出所有人的相“类”之处,即符合就一定是人,而不符合此则一定不是人的东西。“孔子是会死的”和“孔子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之所以能争起来,就是“不明于其类”,如果一个人能被人记起来就不能算死,则所有的名人都是不死的了,而亡故的非名人至少在断子绝孙前也未必算得上死人,如果孔子的咽气和其他人的咽气是相“类”的,你找不出根本的区别,就没有理由别人叫“死”,而孔子还叫活着了。
  
  那么又如何可靠的“以说出故”呢,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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