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红楼梦》的美学精神
2016-01-14 23:01阅读：
《红楼梦》的美学精神
如上章所说，我国人的精神，是世俗的和乐天的，因此代表我国人精神的戏曲小说，往往显现出这种乐天的色彩。开头虽然悲惨而结局必然欢乐，先前离散的最终必要团圆，始于贫困的终亨富贵荣华，不这样写就无法让读者满意。《牡丹亭》中的“返魂”，《长生殿》中的“重圆”，即是最明显的例子。《西厢记》以“惊梦”结束，是因为书没有写完，如此书已完成，其结局大概和《续西厢》一样浅陋吧？已经有《水浒传》了，为什么有人还要作《荡寇志》？已经有《桃花扇》了，为什么还会有《南桃花扇》出现？已经有《红楼梦》了，《红楼复梦》《补红楼梦》《续红楼梦》这些书为什么还要作出来？为什么又有反对《红楼梦》的《儿女英雄传》？所以我国文学中，具有厌世解脱精神的，只有《桃花扇》和《红楼梦》两书。但《桃花扇》中的解脱，并非真正的解脱。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沧桑变化，而不能自悟，反而听了张道士一句话才醒悟，而且游历数千里，历尽险阻，经牢狱之灾后，才找到中意的女子，却只见了一面，就因道士一句话放弃了，这种情节，恐怕只有三岁小孩才会相信。因此《桃花扇》中的解脱，是被动的；而《红楼梦》中的解脱，是自动的。况且《桃花扇》的作者，只是借侯、李两人的事来舒发自己的亡国之痛，并非旨在描写人生，因此《桃花扇》是政治的、国民的和历史的；《红楼梦》则是哲学的、宇宙的和文学的。因此《红楼梦》的精神和我国人的精神背道而驰，这也正是《红楼梦》的价值所在。《南桃花扇》《红楼复梦》等，是我国人乐天精神的代表。
《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其大宗旨如上章所述，相信读者都已经明瞭了。除主人公不计外，此书中的人物，凡与“生活之欲”有关系的，无不与苦痛相终始。然而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等，犹如藐姑射山上的神人(《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译者注)隐隐约约如在雾中，不可触及，此数人未尝无生活之欲，未尝无苦痛，而
书中既然不写其生活之欲，则其苦痛也无法写出，足见欲望与痛苦如身影相随，而传统的道德无处不显现它强大的力量。而且我国的文学，因为具有乐天的精神，往往包含善人终有好报，恶人终有恶报的传统思想，这也是我国戏剧小说的特质。《红楼梦》则不然。赵姨、凤姐之死，不是鬼神在惩罚她们的良心，倒是她们自己在惩罚自己。再如李纨因子封诰，《红楼梦》第十四曲中这样说：
[晚韶华] 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韶华去之何迅，再休提绣帐鸳衾。只这戴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
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第五回）
此曲反映的思想，明显不是我国诗歌中反映的传统果报思想，而世间从古至今，无时无处不受传统思想的辖制，因此我说《红搂梦》一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根据叔本华的学说，悲剧又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能造成。第二种由于命运不济造成。第三种，源于剧中人物的地位和关系而不得不导致悲剧的后果，并非由蛇蝎心肠的人物或意外的变故所造成，而是因为普通的人物、普通的境遇所逼迫，不得不如此。众人明知其害，仍然不得不互相逼迫，而不负任何责任；受害者则自甘受苦，毫无怨言可言。此种悲剧，其感人程度远甚于前二种。为什么呢？因为此种悲剧所展示的人生的不幸并非例外之事，而是人生之中所固有的。对于前二种悲剧，我们对蛇蝎心肠的人物与不可预知的命运固然感到恐惧，但因其少见，往往心怀侥幸，以为自己未必会遇到，而不必求避免之道。但在第三种，因为此等平常的境遇足以破坏人生福祉，说不定自己真会遇到。而且这种惨酷的行为，不但自己随时可能身受，自己也可能会施加于人，亲身经历这样的痛哭，却无处诉说，真可谓是天下最大的痛苦了。《红楼梦》正是属于第三种悲剧。现以宝玉、黛玉二人加以说明，贾母喜爱宝钗的贤慧大方，不喜黛玉的孤僻小气，又信金玉良缘邪说，因此对宝玉的心事，随时加以压抑。王夫人本来就亲近薛家，凤姐因为掌管家务，对黛玉处处提防，恐黛玉于自己不利。袭人鉴于尤二姐、香菱的不幸，又听到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话（第八十一回），因此对黛玉的态度也如凤姐一般。这些都是很自然很普通的事情。宝玉对黛玉信誓旦旦，却不能对最爱护自己的祖母诉说心事，因为普通的道德不允许，何况黛玉一弱女子呢！由此种种原因，以金玉之说为撮合之媒，以木石之说为离散之因，中间并没有蛇蝎心肠的人物，也没有不同寻常的变故发生，悲剧不过由通常的道德、通常的人情、通常的境遇造成罢了。由此观之，《红楼梦》真可谓是悲剧中的悲剧了。
由此之故，此书中壮美的部分较多于优美的部分，不存在让人感到迷惑的地方。作者于开卷即作如下的申明：
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
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
作者不过欲写出自己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
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这一节文字是上节所说观点的又一 明证。）
现举书中最壮美的一个例子，即宝玉与黛玉最后相见一节：
那黛玉听着傻大姐说宝玉娶宝钗的话，此时心里竟是油儿酱儿糖儿醋
儿倒在一处的一般甜苦酸咸，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自己转身要回
潇湘馆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两只脚却像踏着棉花一般，早已软
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将下来。走了半天，还没到沁芳桥畔，脚下
愈加软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痴痴，信着脚从那边绕过来，更添了两箭地
路。这时刚到沁芳桥畔，却又不知不觉的顺着堤往回里走起来。紫鹃取了
绢子来，却不见黛玉，正在那里看时，只见黛玉颜色雪白，身子恍恍荡荡
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只得赶过来轻轻的问道：“姑娘
怎么又回去？是要往那里去？”黛玉也只模糊听见，随口答道：“我问问
宝玉去。”……紫鹃只得搀他进去。那黛玉却又奇怪了，这时不似先前那
样软了，也不用紫鹃打帘子，自己掀起帘子进来。……见宝玉在那里坐
着，也不起来让坐，只瞧着嘻嘻的呆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瞧着宝玉
笑。两个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不推让，只管对着脸呆笑起来。忽然听
着黛王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
了。”袭人、紫鹃两个吓得面目改色，连忙用言语来岔，两个却又不答
言，仍旧呆笑起来。……紫鹃搀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来，瞧着宝玉只
管笑，只管点头儿。紫鹃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罢。”黛玉道：“可
不是，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儿了。”说着便回身笑着出来了，仍旧不用丫
头们搀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飞快。（第九十六回）
这样的文字，书中随处可见，是最能感动人心的情节！凡是稍有审美爱好的读者，没有不被这样的文字感动过的。
《红楼梦》就是这样的悲剧。亚里士多德在《诗论》中曾说过：悲剧者，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殊如恐惧与悲悯之二者，为悲剧中固有之物，由此感发，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故其目的，伦理学上之目的也。叔本华把诗歌看成是最高级别的美术，又认为悲剧是最高级别的诗歌，而于悲剧之中又特别看重第三种，因其揭示人生的真相，又说明解脱的不可能。这样，美学上最终的目的，与伦理学上最终的目的合二为一。因之《红楼梦》的美学上的价值，亦与其伦理学上的价值相通了。
原文：《红楼梦》之美学上之精神（王国维）
如上章之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著之一例也。《西厢记》之以惊梦终也，未成之作也，此书若成，吾乌知其不为《续西厢》之浅陋也？有《水浒传》矣，曷为而又有《荡寇志》？有《桃花扇》矣，曷为而又有《南桃花扇》？有《红楼梦》矣，彼《红楼复梦》《补红楼梦》《续红楼梦》者曷为而作也？又曷为而有反对《红楼梦》之《儿女英雄传》？故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注1)之中所索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彼《南桃花扇》《红楼复梦》等，正代表吾国人乐天之精神者也。
《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其大宗旨如上章所述，读者既知之矣。除主人公不计外，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终始。以视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等，若藐姑射神人，(繁体瓊“琼”字去掉王旁)乎不可及矣，夫此数人者，曷尝无生活之欲，曷尝无苦痛，而书中既不及写其生活之欲，则其苦痛自不得而写之，足以见二者如骖之靳，而永远的正义无往不逞其权力也。又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此亦吾国戏剧小说之特质也。《红楼梦》则不然。赵姨、凤姊之死，非鬼神之罚彼良心，自己之苦痛也。若李纨之受封，彼于《红楼梦》十四曲中固已明说之曰：
[晚韶华] 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韶华去之何迅，再休提绣帐鸳衾。只这戴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
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第五回）
此足以知其非诗歌的正义，而既有世界人生以上，无非永远的正义之所统辖也，故曰《红搂梦》一书，彻头彻尾的悲剧也。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嫕(注2)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之语，（第八十一回）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由此之故，此书中壮美之部分较多于优美之部分，而眩惑之原质殆绝焉。作者于开卷即申明之曰：
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欲写出自己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此又上节所言之一证。）
兹举其最壮美者之一例，即宝玉与黛玉最后之相见一节曰：
那黛玉听着傻大姐说宝玉娶宝钗的话，此时心里竟是油儿酱儿糖儿醋儿倒在一处的一般甜苦酸咸，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自己转身要回潇湘馆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两只脚却像踏着棉花一般，早已软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将下来。走了半天，还没到沁芳桥畔，脚下愈加软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痴痴，信着脚从那边绕过来，更添了两箭地路。这时刚到沁芳桥畔，却又不知不觉的顺着堤往回里走起来。紫鹃取了绢子来，却不见黛玉，正在那里看时，只见黛玉颜色雪白，身子恍恍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只得赶过来轻轻的问道：“姑娘怎么又回去？是要往那里去？”黛玉也只模糊听见，随口答道：“我问问宝玉去。”……紫鹃只得搀他进去。那黛玉却又奇怪了，这时不似先前那样软了，也不用紫鹃打帘子，自己掀起帘子进来。……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坐，只瞧着嘻嘻的呆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瞧着宝玉笑。两个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不推让，只管对着脸呆笑起来。忽然听着黛王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了。”袭人、紫鹃两个吓得面目改色，连忙用言语来岔，两个却又不答言，仍旧呆笑起来。……紫鹃搀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来，瞧着宝玉只管笑，只管点头儿。紫鹃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罢。”黛玉道：“可不是，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儿了。”说着便回身笑着出来了，仍旧不用丫头们搀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飞快。（第九十六回）
如此之文，此书中随处有之，其动吾人之感情何如！凡稍有审美的嗜好者，无人不经验之也。
《红楼梦》之为悲剧也如此。昔雅里大德勒（今译作“亚里士多德”）于《诗论》中谓：悲剧者，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殊如恐惧与悲悯之二者，为悲剧中固有之物，由此感发，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故其目的，伦理学上之目的也。叔本华置诗歌于美术之顶点，又置悲剧于诗歌之顶点，而于悲剧之中又特重第三种，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故故美学上最终之目的，与伦理学上最终之目的合。由是《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亦与其伦理学上之价值相联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