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
2012-11-18 15:49阅读：
伽利略曾说：“思考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指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均要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为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为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为第三境也。这亦是人生面临追求时的抉择和状态。追求是人类生命的选择，思考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可以说追求就必然需要思考。
诗是一种精妙，较之散文有更多吟味、思索的语言。古今之士对于《古诗十九首》多有言论，这组诗早见于南朝梁萧统《文选》卷二十九，其作者姓名均无法辨明，然而这并不会失却诗的成就。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钟嵘《诗品》亦评：“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而在梁启超之《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指出，纵是意深味长，其中内容不外乎厌世思想、现世享乐主义，也算是其一大特色。
至今天为止，对于《古诗十九首》的成书时间尚无定论。然从其诗本身可发现一丝端倪。据梁启超而言，古时避讳极严，而东汉却不讳。十九首中有诗云：“盈盈楼上女”，而惠帝讳盈，可见此诗却不为西汉之作。然隋树森驳之言指出，西汉之时，作品甚多，其中亦有不避此讳者，若仅以此来证《十九首》为东汉之作，实不充分矣。①此两者皆不为定论，然各有其道理，在此不一一枚举。今视其体格韵味，暂为东汉之作论。
东汉选士“论族姓阀阅”，②一些士大夫中间便出现了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随着地主经济势力的壮大，他们也寻求在政治的地位，官吏的任用成了财力与权力的比拼。东汉后期，政治腐朽，外戚、宦官专权，官吏横征暴敛，人民苦不堪言，加之自然灾害不断侵袭农村，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如其说。终于黄巾大起义也应期而至。在这种黑暗社会统治下，文人们毫无出路可言，他们的追求无从获得，他们的思考必然发生变化。纵观这十九首诗，其主题主要包括：思妇之辞、失
意之士的愤世自讽、人生如梦当及时行乐、怀思之感及难觅知音。且将这些主题一一做个具体的分析，虽没有很高的鉴赏能力，然能得其一二思考，却也足矣。
一、思妇闺阁的相思怨叹之思考
《十九首》中唯思妇之辞最多，有《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凛凛岁云暮》、《孟东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
自古中国古代女性受到传统礼教的束缚，未嫁时以父母兄长为尊，独居高阁，出阁后，以丈夫为依赖，行之以三从四德。丈夫的远行牵动着其内心的思念，此时，她们内心情感的涌动迫使她们道出自身独处的寂寞悲凉，更强烈表现出了她们内心的相思之情。如李清照之“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而在《十九首》中亦有“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思君令人老”、“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中有不尽缠绵之思，亦有年华易逝的怨叹，直教人泣涕涟涟。
想来古人莫不怪哉，既如此相思，何故偏要远别？若是人生须远行，又何故不相伴而行？这便要寻至古时婚姻家庭关系的规定，而我国古代则主要依靠礼来约定，即是儒家思想，由此将女性严格束缚在家庭之内。
《周易·家人》中有云：“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由此看来，妇女之地位却如执掌半边天地一般。然仅被束之于门庭之内，而今视之又觉欠妥。且虽“女正位乎内”，却又非一家之长，自古“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③可见，女人地位之卑。
其实这个问题也多是人们自己犯下的错，想来中国早先是母系氏族社会，发展至今恐多是人的私心所致。相对于男性，女性却是弱势群体，在强势面前，尽管有争取自身权利的勇气，也没有那样的环境。在她们内心已经形成了一个“身为下贱”的定式，在《十九首》中，妇人们尽管大胆喊出了自己的欲求，但却未有实际性的行动。纵如此，仍是值得肯定。
二、失意之士的愤世自讽之思考
东汉后期，政治黑暗，外戚、宦官掌控皇权，选官常以权势、财势为要，文人们毫无出路可言。而在《十九首》中尽然体现了失意者的孤独与惆怅，其诗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
黄节旧藏《古诗赏析》中，批之曰：“结语乃强作旷达，正是戚戚之极者也。‘极宴娱心意’句总承‘洛中’六句，言当时权贵无忧国之心，一味宴乐自娱，我独何所迫而戚戚乎？正打转‘斗酒娱乐’、‘策马游戏’四句意。曰‘斗酒’，曰‘策马’，与‘冠带’、‘宫阙’相反；曰‘聊厚’，曰‘游戏’，与‘极宴’句相反。”内心之‘戚戚’与不平，通过寒士与权贵的对照，更显出其愤世之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因此，为了摆脱穷苦贫贱，求得富贵，必要“策高足”、“据要路津”。实则，这并非寒士们的劝诫，而是揭穿了追求名利的卑俗之士，同时也将诗人内心的痛楚展露无遗。
今之社会中，此类悲愤愁绪却也不乏其例，小到一个企业，大至一个国家。失意者并非他们没有真才实学，而是上司没有一个发现人才的眼光，抑或是观点立场的矛盾。如今之社会劳动分工明确，而在一个企业内部，不仅要有分工，更要处理好分工的关系。若员工对一项工作持否定意见，恰与其上司相悖而行，此时便有了关系的危机。作为领导，虽然他是一个成功者，需要别人的掌声，但是他更要明白一个人的成功永远无法实现。作为员工，很多时候会想“识时务者为俊杰”，若要逆之而为，必然沦为一个失意者。可是，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大抵忠义有为之士，便多受失意之苦，甚至丢掉身家性命，此之为何？在我看来，社会需要一个贤明领导，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东汉时宦官霸权，皇帝无为，在这种昏暗统治下，必然招致贤士失意，“党锢之祸”便是佐证。失意者惟有将不尽的悲愤附之于笔尖纸端，通过对物候变化之述，叹人情易变之悲，更显出世态炎凉。
或许我们也会想，当自己面临这种境况之时，究竟该何去何从？此时此地已远不是东汉时的环境，也没有了那个时代的文人们的性格，更多的时候，人们会选择去适应社会，仕途不顺便委曲求全以求得官身俱保。所剩无几的“失意者”恐是真无“才学能力”之士了。
三、人生如梦当及时行乐之思考
这个主题读来似有些颓废之感，在今天看来，若有人真将古人之“今朝有酒今朝醉”行之于今天的社会，那么毫无疑问，他必将招致众多“口水”之袭。《十九首》中描写及时行乐的诗句很多，如：“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对此，梁启超认为：此悲观颓废思想影响深远，更有甚者使得中国千余年文学中都带悲观消极的气象。④然而观点并非此一，亦有云：“《生年不满百》，万古名言，即前‘驱车’篇意。而皆重在酒，及时行乐，是其志在旷达。汉、魏人无明儒理者，故极高志，止此而已。”
不论颓废、旷达与否，都是诗人所欲表达之感，错与对并非可以简单说明。其实这也不过是失意者另外一种发泄方式而已，人生如梦，谁也不能将未来之事尽皆预见。追求不可能实现，唯有及时行乐，“尽五官所好”。⑤当然亦会有人视如此做法为放浪形骸，不可为之。我们生之为人，不可以只顾得自身享受作乐，而要为他人、民族、国家、社会之利益奋斗。
此两者在我看来，俱是片面之词。若如“尽五官所好”所为，我们则大可不必担忧课业，人生短暂，岂可为“满纸荒唐言”逗留。若要将享受作乐忽略不记，那么人生又有和乐趣。弗洛伊德将人分为“自我”、“本我”和“超我”，而人是社会的产物，必然要与社会紧密相联，且伦理道德长久支撑着人类的内心，抑制“本我”的爆发。人类自身亦须接受道德的制约，这是人立于社会必要遵守的规则。所谓“及时行乐”看来在这个社会中是不会被允许的了，至少他会受到社会的抛弃。
我们不知道明天是否会感染疾病，不知道是否会横祸街头，可我们知道不能打着“人生难以预料”的口号，为所欲为。人有本性的欲望，更有理性的思考。孟子有云：“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其中之“几希”，我更觉乃理性之思考为是。
四、怀思之感及难觅知音之思考
古来写怀人思乡情感的诗歌颇多，最为人所熟知便是李白之“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句。而在《十九首》中，发故土之思、叹知音难遇则更觉情深意曲。如：“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等，而知音难觅、怀人之感皆发于对故土的思念。
人生总是处于漂泊之中，为了自己的理想，无奈于官场争斗，前文亦有“男正位乎外”之因。故而，文士们均为有所作为离乡而去。然而当其辉煌腾达之时，却因久离家乡不得回，且受乡土观念影响而顿生思乡之情。独在家乡之外，没有家人的依赖，朋友是他们唯一可倾诉的知己。然而知音不可遇，如伯牙子期一般，却不多见得。偶遇知音，便如救命稻草，倾心如释。一旦分离，怀念至极。此时便更觉家乡之温暖，自身之漂泊无依，更思念家乡的亲人。
如《涉江采芙蓉》一诗，有说其为游子思妻之作，有说其为游子思乡之辞。马茂元谓“虚拟”方式说道：“文人诗与民歌不同，其中思妇词也出于游的虚拟。”故称其为游子思乡之辞。我看来，此却为思乡之辞，却不失思妻之意。一个独自远行的漂泊者，欲采芳草遗所思，⑥却无奈“所思在远道”，且长路漫漫，故不得归乡，只能忧伤终老。其思乡之意固然可见出了。
在中国文学中，思乡固为一大主题之一。士人们饱受世态之悲凉，流落他乡，身心俱疲，唯有回到回到其精神寄托之场所——“家”，方能获得重生。然而楚霸王至乌江已无面目再见江东父老，士人们毫无所得又有何面目回归故里。正因为此，知音难觅、怀人之感更甚之而不绝。
综之而言，《古诗十九首》写出了失意文人们的生活经历，展露了他们内心的情感体验，同时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震撼。今之所思，想来也只是冰山一角，但就其诗而言，却有重要的地位。如前文言：刘勰《文心雕龙》称它为“五言之冠冕”，钟嵘《诗品》赞颂它“天衣无缝，一字千金”。如此可见非同凡响，意义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