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翻译教程 导读
2010-11-24 09:51阅读：
从前，翻译界有一句话，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翻译理论的态度：
Those who
can，translate；those
who can’t，teach
translation；those who
can’t teach
translation，teach
translation theory。
持这种观点的人如果不是认为翻译理论毫无用处，至少也是十分看轻翻译理论的。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句话实际上也可以有另外两种理解：一是认为翻译是一件实践性很强的事情，如果从事翻译的人能依靠自身的实践和经验达到较高或很高的水平，那么，理论的有无便不那么重要了，因此“教翻译”与“写翻译”也就只能是那些“不能”
翻译或达不到那么高的翻译水平的人所要做的事了。另一种理解是，人们对翻译的理解不同，有人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有人则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重艺术性者则侧重其艺术再创造性，强调感性的方面多一些；而重科学性者侧重于翻译这一活动的理论依据和归属。有的认为翻译自身可以成为独立学科，主张建立“翻译学”，有的又认为翻译本身无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必须依靠其他的学科才能存在，于是将其归入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客观地说，翻译理论对于翻译研究的理论化、系统化，作用还是相当大的。
近十年来，国外翻译理论研究十分活跃，仅大型系列丛书就已有好几套，如John
Benjanins公司和Rutledge公司出版的两套翻译理论丛书，另外还有Rutledge公司推出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R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等。英国学者Mona
Baker女士的《换言之：翻译教程》(In Other
Words-A Course book on
Translation)就是其中的一部，它既有很强的理论性，又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Mona
Baker女士是英国口笔译学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主席、UMIST的荣誉研究员和英国文学翻译中心顾问组成员，多年从事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除本书外，她还主编过上述省《翻译研究百科全书》其他著述也很多。
这本书从写法上讲，既处理了翻译中诸多复杂难解的问题，又有很强的系统性，可以当作一本系统培训翻译人员的教科书。它探讨了现代语言学理论中一些重要领域的相关性，并说明了这些研究领域对于翻译工作者的下笔翻译又有怎样的指导意义。全书采用的是从下到上(bottom-up)的方法，即由简到难，从翻译中词的对等讲起，经过词、词组的搭配、句子的对等，直至篇章的对等。全书的例证十分丰富，涉及英、法、德、汉、西、阿、日、俄等多种语言，另外还论及多种美洲印第安人语言。全书共有七章，第一章为引言，第二章和第三章论述翻译中词和词组的对等问题；第四章为过渡部分，论述人称、数等语法范畴的问题；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讲的是篇章的对等问题，而且从篇幅上看，这几章占了全书正文的一半以上。从这样的布局可以看出，篇章的对等是作者在书中所要强调的和重点阐述的内容。
第二章 讨论“词层的对等”。
翻译工作中，首先遇到的就是词的问题，而要处理好词的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词。因此这一章对“词”进行了超越具体语种的定义，使之适用于所有的情况。这一章的重点是“不同语言之间词的不对等问题”这也是翻译中时时遇到的棘手问题。翻译中，对等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对等才是绝对的，完全的对等是不存在的。因此，对等词的选择也就只能是相对对等词的选择。选择对等词取决于诸多因素：纯粹语言(学)方面的和语言以外的。所谓“不对等”即指译人语中没有与译出语中的词语直接相对应的词。这种“不对等”有程度上的差别：有时为完全不对等，有时则是部分不对等，因此，造成困难的程度也不等。书中列举了11种不对等的现象，如与特定文化有关的词的不对等、译出语概念在译入语中没有词化、译出语和译入语对意义的区分不一致、词义宽窄程度不一等。
同时，书中也提出了8种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如：用一般的词译具体的词、用中性或词义色彩接近但稍有区别的词进行翻译、用文化概念不同的词进行替代、用外来语翻译等等。
第三章“词层以上的对等”涉及的也是词汇，但范围扩大到了词的搭配、组合和短语，讨论词组合成短语之后给翻译造成了什么样的问题。
任何语言中的词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与其他的词结伴出现，也就是说必定在一定的上下文中出现。词与词进行组合表达意义是有限制的，这种限制每种语言都有其特殊性。这一章分为两个部分：词的搭配和成语；固定表达法。词的搭配指不同语言中的动词—宾语、形容词—名词等的相互搭配情况，如汉语的“打”这个字可以用在“打水”、“打电话”、“打架”、“打车”、“打家具”等词组中，而且这样的用法还可以举出成百个。但是，这些搭配若译成英语，却要使用不同的动词。同样的意思，动宾搭配完全不同。其他语言里也有相同的情况。这样的搭配中，“对等”的情况就是不同的语言里都有表达相同意义的说法；“不对等”的情况则是，一种语言里的说法并不能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如上文的“打”字就无法照搬到英语中，这种“不对等”是绝对的。
成语和固定表达法情况也相似。一种语言中的成语与其所处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离开文化背景，成语也就不复存在了。这里的问题是，翻译中是使用译入语的成语替代呢，还是使用非成语的说法译出？问题在于，用不同文化背景的成语翻译，所引起的联想是不同的。书中列出了几种现象：
1.没有对等的成语。
2.有相似的成语，但使用的情景不同，两个成语的内涵也不同。书中用英语的to
sing a different
tune和汉语的“唱对台戏”进行了对比。前者在英语中意为“因与某人的初衷(所言或所为)相抵触而改变说法或做法”，而后者虽与前者在表达法上相似，却主要指“因与某人意见相左而与其对着干”。两者使用的情景是不同的。
3.译出语中字面意义和含义同时有效，有双重含义，而到了译入语中只能选择其一。也就是说，两者并不是形式和内容都能做到对等。
书中提出的几种对策是：
1.使用意义对等、形式相似的成语；
2.使用意义相近但形式不同的成语；
3.使用释译(paraphrase)；
4.略去不译。
第四章为“语法对等”，是前面两章(词、词组对等)与后面几章之间的过渡。
词汇并不是影响人们表述的唯一因素，因为要表述事情，并且还要表述清楚，使之有条理，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把词组织起来。这就是语法的作用。语法对人们表述方式的影响也同样十分强大。西方语法的构成有两条线：一条是词形学，如名词的阴阳性、单复数等等。另一条就是句法学，即名词、动司、形容词、副词等和主语、谓语、宾语等在句子中的组合排列规则。
语言不同，语法的范畴也有差异。西方语言中，动词大都有明确的时态和数的概念。汉语等东方语言则不然，时态是“有选抒性地表明的”，即动词本身不表明时态，时态必须由表示时间的副词或名词来说明。语法结构不同，常在翻译过程中使信息内容产生变化。一种语言需要具体说明的，另一种语言有可能只能用笼统的说法表达。反之亦然。
本章分别论述了性、数、人称、时态与语体、语态，并简单提到了语序的问题。由于英语、汉语等语言语序相对来说较为固定，因此，译成语序不重要、靠词的变位体现句子成分之间关系的其他语言(如德、俄、芬兰、阿拉伯语等)时，便需要注意是“人吃鱼”还是“鱼吃人”。
以后三章的内容是本书的重点：篇章的对等。
第五章“篇章对等：主题结构与信息结构”讨论的是，在篇章这一层面构成信息流时，语序所起的作用。这里所讨论的语序是以篇章为背景进行的，指的并非是一种语法特征。对语序制约信息流的一些表现形式也作了研究。在篇章中，词语的线性排列在加工信息、组织信息方面都发挥着作用。在通常的情况下，说话人或写作者(书中统称为说话人，本文亦然)都会选择使信息流以清楚无误的方式进行表达。而为了了解影响人们这样做的因素，人们通常把“分句”(clause)看作一条信息，而非一连串的语法或词汇。
这一章的前后两部分分别总结了韩礼德和布拉格学派对“分句”的不同分析方法及其对翻译的影响。两种学派观点不同，对翻译的意义也不尽相同。韩礼德的方法涉及到主位与述位理论(theme
and
rheme)，这一理论对于东西方语言互译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有学者认为汉语是一种“话题突出”(topic-prominent)的语言，而英、法、德等西方语言则多为“主语突出”(subject-prominent)的语言。这两种倾向在表述方式上相去甚远，给翻译造成的困难也尤其明显。我们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篇译文，尽管文字不错，与原文对照也还算“忠实”，但连起来读却觉得磕磕绊绊，不十分流畅。其原因就常常是由于主述位关系处理得不好，把主述位完全与主谓语等同了起来。实际上，西方语言中的主语译为汉语或其他一些东方语言时，并不一定放在主位的位置上，述位的情况也是如此。主位与述位的区分是说话人决定的，他想以什么内容为其出发点、论述什么，决定了什么在主位、什么在述位；而若以听话人的角度来看，这种信息流便要分为哪些是已知的、哪些是新的。已知的信息即是说话人认为听话人已知的、也应是听话人确实了解的，否则，这种信息流便不会流杨。因此，一句话从主题结构上讲，分为主位与述位；从信息结构上讲，则分为已知信息和新信息。
布拉格学派的方法所要研究的是句法功能与交际功能之问的相互作用问题，用以说明主位/述位、已知信息/新信息等范畴在简章中如何实现，方式也与韩礼德大为不同。他们的方法称为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ie这一理论的主要前提就是，使句子的结构按照不同的情况行使其职责的，是交际的目的。他们与韩礼德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主述位不仅仅是通过它们在句子中的相对位置来确定的，
communicative
dynamism当是由以下三个因素相互影响而成：线性修饰(即句法)、语义纺构、语境(上下文)。
韩礼德的做法是把主题结构与信息结构分开，把二者视为截然不同、径渭分明的两套结构；而布拉格学派的做法则是把二者合而为一。两种方法相互抵触，对同一句子常常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分析。翻译工作者既应当了解这两种理论体系，又应在工作中采用适合自己的译入语和译出语情况的做法或理论，把另一种理论放在一边。
人们在翻译中不可能总循着原文的主题结构行文，在可能时可以使译入语尽量贴近原文，但由于两种语言在语序、句子重心、自然措辞等方面的差异，原文的主题结构有时只得放弃。重要的是译文应当有其自身的主题结构，读起来自然顺畅，不损害原文的信息结构。不同语言(尤其是东、西方语言)之间的互译常常因语序(主位/述位、已知信息/新信息)不同，造成语序与交际功能之问的错位。了解上述两学派的观点，大大有助于人们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且能针对所涉及的不同语种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解决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对于这种错位，书中也简单地提出了一些解决的策略。
第六章“篇章对等：词语连贯”是前一章的继续，研究篇章各个部分之间的语法、词汇关系，进而达到篇章的连贯顺畅。根据韩礼德等人的总结，英语要做到这一点，有5种主要的黏着手段：
1.所指：表达的是一种语义关系，表明两个表达法之间的一致性。如：Mrs
Thatcher has resigned. She
announced her decision this
mooing。第二句话中的She即指Mrs
Thatcher。此处的所指即指这种关系。
2.替代：表达的是语法关系。如：I
like movies.—And I
do.第二句中的do即用以替代like
movies.
3.省略：表达的也是语法关系，实际是另一种形式的替代。如：Joan
brought some
carnations，and Catherine
some sweet
peas。后半句中省略了brought一词。
4.连接：表示说话人想要听话人了解他将要说的话和已经说的话之间的关系，如递进、转折等。
5.词汇黏着：指篇章内词汇的选择对组织结构所起的作用。
作为一名译者，应当认识到不同的语言采用上述手段的频率、场合都不尽相同，这一点十分重要。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自己的翻译中充分考虑两种语言的特点，给出既忠实于原文、又符合译入语言习惯的译文来。
最后一章“语用对等”研究在涉及作者、读者和文化背景等变量的交际情景中如何使用语篇。
在讨论了语言方面的内容以后，本章探讨篇章以外的东西：即在交际情景中说话、写作的情况，以及人们根据语境所作的解释。这一领域既复杂难解，又引人入胜，语言学上称为语用学—研究语言使用的科学。
作者从语用学的核心部分中选取了她认为最能使文章言之成理、最能说明跨文化交际中的困难的两项内容进行阐述：意义连贯(coherence)和意义隐含(implicative)。这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连贯的篇章中出现意义隐含，并不一定是篇章不连贯，也不一定会减弱其连贯性，相反，它能使篇章的连贯性变得更强。
语用问题涉及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也涉及文化背景，如汉语和英语在列举日期、门牌号数时从大到小和从小到大的差异等等。这些变量数量之多，实难一一列举。要靠翻译者具备基本的知识，然后在实践中学习、总结，然后才能应付错综复杂的情况。
作为一本教科书，这本书每一章后面都附有几项练习题，供学习者练习使用。每章之后还对文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作了详细的注释。另外还提供了与每一章内容相关的阅读书目，十分有助于学习者进一步学习、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申雨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