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羡派词论及其影响（一） 孙克强
2011-02-28 20:56阅读：
阳羡派词论及其影响
孙克强
摘
要:阳羡词派是清初与浙西词派齐名的重要词学流派，其领袖陈维崧以独特的词风和词学理论著称于词坛并影响于后世。阳羡词派的词学主张主妥包括：倡豪放词风，反对颓靡孱弱;推尊词体，存经存史;感物起兴，穷而后发。
清代词学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词学流派的存在和影响，阳羡词派即是一例。明末清初，以陈子龙为领袖的云间词派曾执词坛牛耳，为革除明代词坛的弊端，在创作和理论上都曾做过努力。但由于在词体观念、风格倡导等方面的认识未有新的突破，因而清初的词风主流仍为明代余绪。[1]康熙初年，以陈维崧为宗主的阳羡派登上词坛，与同时稍后的浙西词派一起拉启了清代词学的帷幕。近代词学家蔡嵩云将清代词学流派分为三期:“浙西派与阳羡派同时。……阳羡派倡自陈迦陵，吴园次、万红友等继之，效法苏、辛，惟才气是尚，此第一期也。”[2]清代后期谭献《复堂词话》说:“锡鬯、其年行而本朝词派始成……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3]指出了陈维崧和阳羡派在清代词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
一个为人承认的文学流派，须有共同的审美倾向和理论主张，而这种倾向和主张又必须独具特色，以引起人们的关注。阳羡派的崛起是与其豪放词风直接相关联的。陈维崧为阳羡派领袖和突出代表，以词风雄健和鼓吹豪放而闻名于世。然而陈维崧词风的形成和其词学理论的成熟又有一个过程。陈维崧的词风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从云间入手，又加入广陵唱和，间或表达一些对词的看法，并无特色也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后期随着他的词雄浑豪健风格的形成，阳羡后学向往追摹者的增多，以及他们共同的理论主张的提出，阳羡派的阵营渐强，并为词坛所确认。
陈维崧在康熙八年(1669)离开扬州，此后他专力作词，创作日富，词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陈维崧的词给词坛带来了新鲜而强劲的气息，天下词人耳目为之一新，纷纷仿效。与创作相辅而行，陈维崧同时发表了许多有关词学的理论主张，使他的影响更为扩大。陈对鸥形容当时的情形云:“江左言词者，无不以迦陵为宗，家娴户习，一时称盛。”(1)蒋景祁说:“近则其年先生负才晚遇，僦居里门近十载，专攻填词。学者靡然从风，即向所等夷者，尚当拜其后尘。未可轻颉颃矣。”(2)由此可见陈维崧在当时词坛的地位，以及受词林向往的盛况。在宗习陈维崧的人中，又以陈维崧同里阳羡(今江苏宜兴)词人最为热情。他们以陈维崧为宗师，心摹手追，编选数种词选以畅其词学宗旨，又互相砥砺，研习切磋，颇具声势。当时即有“近时倚声一席，独推阳羡”(3)的声誊。于是阳羡词派开始以独特的词风和词学理论立于词林，并与稍后兴起的朱彝尊浙西派分庭抗礼。与陈维崧同时的浙西秀水(朱彝尊同里)人高佑釲说:
明词佳者不数家，余悉踵《草堂》之习。鄙俚亵狎，风推荡然矣。文章气运有剥必复。吾友朱子锡鬯出而振兴斯道。俞子右吉，周子青士，彭子羡门，沈子山子、触谷，抟九，李子武曾、分虎，共阐宗风。陈子其年起阳羡，与吾里旗鼓相当。海内始知词之为道非浅学率意所能操管者。(4)
高佑釲与朱彝尊同为浙江西人，作此序时浙西派方兴未艾，而称陈维崧的阳羡派与其“旗鼓相当”，可见陈维崧和阳羡派已为世人所推重。
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有诸多因素。阳羡派的兴起可以说甚得里邑的“江山之助”。陈维崧《蒋京少梧月词序》描绘了阳羡词风好尚的历史和现实:
铜官崎丽，将军射虎之乡;玉女峥泓，才子雕龙之薮。城边水榭，迹擅樊川;郭外钓台，名标任昉。虽沟塍芜没，难询坡老之田;而陇树苍茫，尚志方回之墓。一城菱舫，吹来《水调歌头》;十里茶山，行去《祝英台近》。鹅笙象板，户习倚声;苔网花笺，家精协律。居斯地也，大有人焉。(5)
宜兴是景色优美、名人荟萃之地。铜官山的峥嵘，玉女潭的清幽且不必说，历史上的名人也足以使宜兴人自豪。晋周处、南朝宋任昉、唐杜牧都曾与阳羡结下不解之缘。尤其是阳羡的词学传统更令人自豪:苏轼曾在阳羡买田，欲安居于此。北宋有“贺梅子”美称的词人贺方回的墓就在宜兴。宋词人中还有一位阳羡籍的蒋捷，他生当南宋末年，宋亡后隐居太湖中竹山，抱节以终。其词多抒发故国之思、山河之恸，风格以悲慨清峻、萧疏凄爽为主。他又是阳羡派主要成员蒋景祁的远祖。蒋景祁《荆溪词初集序》说:“吾荆溪……以词名者则自宋末家竹山始也。竹山先生恬淡寡营，居滆湖之滨，日以吟咏自乐，故其词冲夷萧远，有隐君子之风。”蒋捷的人品、词品对后世阳羡人其是阳羡派词人们的影响之大可以想见。宋代以后阳羡词风一直很盛，尤其在清代，“户习倚声”、“家精协律”虽不无夸张之辞，却也形象地说明了宜兴词人之多、词风之盛。严迪昌先生据《瑶华集》和《荆溪词初集》研究，仅从康熙初年至康熙三十四年，阳羡词人“竞达百人之多”[4]康熙朝之后，虽然词坛中心移至浙西，阳羡词人仍以其突出的成就引世人瞩目，甚至有“数乾隆以来阳羡词流，几几人握蛇珠”[3]之说。在这样一块词学热土之上，词人们很容易激发起树帜立旗的热情。阳羡派词人在词坛张旗立派的意图是较为明确的。曹亮武等编选了以阳羡乡邑地域为主体的词选本《荆溪词初集》，并强调编选的意图是彰明阳羡词人的成就。曹亮武《序》中引陈维崧的话说:
今之能为词遮天下，其词场卓荦者尤推吾江浙居多，如吴之云间、松陵，越之武陵、魏里，皆有词选行世。而吾荆溪虽蕞尔山僻，工为词者多矣，乌可不汇为一书，以继云间、松陵、武陵、魏里之胜乎?
他们在分析词林形势后得出结论:阳羡词人完全可以继武各派而树旗立帜。相对而言，阳羡词人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这给声息相通、保持较为一致词学主张提供了条件。蒋景祁《刻<瑶华集>述》中曾说到阳羡词人们的活动，他们收集了各种词选、词集加以筛选整理研究，“校定之力则同邑史子云臣(惟圆)、储子同人(欣)、曹子南耕(亮武)、吴子天篆(梅鼎)、王涛(潆)、陈子纬云(维岳)、次山(枋)，颇极研讨，以故乏鲁鱼亥豕之憾。”这些参加“研讨”的人中，史、曹、陈，还有蒋景祁都成为阳羡派的中坚。他们这种积极的词学活动也是其张旗立派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
要研究陈维崧及阳羡派的词学主张，尚须对陈维崧前期的思想、创作进行探讨，以了解他前后变化的过程。下面我们首先分析陈维崧前期的词风和他对词的认识。
陈维崧从少年起就从云间陈子龙、李雯等名流学诗词，并得到赞誉。他后来在诗中写到:“忆昔我生十四五，初生黄犊健如虎。华亭叹我骨格奇，教我歌诗作乐府。”(6)在《上龚芝麓先生书》中也回忆当年从陈、李学词的情形:“维崧东吴之年少也，……向者粗习声律，略解组织，雕虫末技，猥为陈黄门、方简讨、李舍人诸公所品藻。”(7)在从云间学词的过程中，除了风格追摹婉丽之外，还接受了云间黜南宋而上溯南唐、北宋的复古主张。云间词人蒋平阶曾说:“词章之学，六朝最盛。余与阳羡陈其年、萧山毛大可、山阴吴怕憩，力持复古。”(8)陈维崧前期的词作沿云间余绪，多作小令，取南唐、北宋含蕴婉丽一体。所以被人称为学云间词而“入室登堂”[5]。云间派的复古主张虽然从补救明词淫哇的角度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以时代划界域，从古人作品中讨生活，是此非彼，其弊端显而易见。陈维崧学步复古，说明他的词学观念尚不成熟。
顺治十六年(1659)王士祯任扬州推官，广陵词坛盛极一时。陈维崧当时也活跃在广陵，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说:“自济南王阮亭先生官扬州，倡倚声之学。其上有吴梅村、龚芝麓、曹秋岳诸先生持之，先生(陈维崧)内联同郡邹程村、董文友，始朝夕为填词。”广陵词坛诸人虽各有特色，而总体不出婉丽。邹祗谟曾谈到各人的特点:“同里诸子，好工小词，如文友之懁艳，其年之矫丽，云孙(黄永)之雅逸，初子(黄京)之清扬，无不尽东南之瑰宝。今则陈、董愈加绵渺，二黄益属深研。”[5]王士祯也说:“友人中，陈其年工哀艳之辞，彭金粟擅清华之体，董文友善写闺幨之致，邹程村独标广大之称。”[6]陈维崧作于此时的词哀艳婉丽，缠绵多情，这种特点从王士祯、邹祗谟选《倚声初集》中为陈维崧词作的评语中可窥见一斑:
〔菩萨蛮〕《席间有感》。王士祯评曰:“近日名家，作丽语无如程村，作情语无如其年。”(卷四)
〔醉公子〕《艳情》。邹祗谟评曰:“此等俱其年近作，如微之双文、致光偶见诸咏，喁喁呢呢，正是销魂动魄处。”阮亭云:“似韦相。”(卷二)
虽然此时的陈维崧已颇具同名，但也还是仅仅作为广陵词坛的一位名家出现，并无独特的风格引起世人的关注。
这一时期陈维崧没有提出系统的词学主张。从其风格审美偏好看，他倾心于婉娈雅丽之体。值得注意的是陈维崧在康熙五年(1666)说的一段话，从中可看出他词学观念的信息。这一年陈维崧科举落第，萧条瓠落，他“叹曰:是亦何伤?丈夫处不得志，正当如柳郎中使十七八女郎按红牙拍板，歌‘杨柳岸、晓风残风’以陶写性情，吾将以秦七、黄九作萱草忘忧耳。”(9)从这段话可看出陈维崧词学观念的两个内容:一是奉行婉约风格;二是古人“过故乡而感慨，别美人而涕泣情发于言，流为歌词;合理凄婉，闻者动心”(10)的继续，仍不出传统词学观念的范围。
人的思想感情变化也象世上万事万物一样，有一个量变积累的过程，方能达到质变的飞跃，然而我们考察事物变化又不得不把注意的焦点对准质变的临界点。我们对陈维崧词作风格和词学思想变化的研究也是这样。康熙八年(1669)，陈维崧离开广陵，他的艺术生命也进入后半期，这时期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发生了重大变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专力写词，弃诗不作;二是词风由婉丽转向豪放沉雄;三是词学观念的彻底更新。而第三点则是前二点的思想基础。
关于陈维崧转变的原因，当时的蒋景祁、陈宗石都有解释说明。蒋景祁说:
(维崧)向者诗与词并行，追倦游广陵归，遂弃诗弗作。伤邹、董又谢世，间岁一至商邱，寻失意归，独与里中数子晨夕往还，磊砢塞之意，一发之于词，诸生平所诵习经史百家、古文奇字，一一于词见之。(11)
陈宗石说:
迨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榭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12)
概括起来说，功名事业上的失意打击，生活上的颠沛流离，至友的亡逝所造成的悲楚意绪，总之，命运的坎坷不平是使陈维崧词风转变的直接原因。其变化的具体表现为题材的扩大、语言的豪健、感情的深沉等方面。而这一切都反映了他文学思想的变化，尤其是对词体认识的变化。
陈维崧后期词以豪放著称。同时代的朱彝尊说他“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13)史惟圆也曾形象地描绘他的词风:
观吾子之词，湫乎侐乎，非阡非陌乎?何其似两山之束峭壑，窘蠢扼塞，数起而莫知所自拔乎！抑众水之赴夔门乎?漩涡湍激，或蹙之而转轮，或矶之而溅沫乎!(14)
陈维崧转为豪放风格除了命运坎坷、性格等原因外，还与其审美意识的变化有关，可是说是一种自觉的追求。陈维崧在《采桑子·吴门遇徐松之问我新词赋此以答》中谈到自己词风的变化:
当时惯作销魂曲，南院花卿，北里杨琼，争谱香词上玉笙。
如今纵有疏狂兴，花月前生，诗酒浮名，丈八琵琶拨不成。(15)
作香艳的“销魂曲”已成为过去，词中表达了对豪放风格的追求和向往。他在作于康熙十年以后的《任植斋词序》也谈起他二十年前作的艳词:“忆在庚寅、辛卯间(1650,1651)与常州邹、董游也，文酒之暇，河倾月落，杯阑烛暗，两君则起而为小词。方是时，天下填同家尚少，而两君独矻矻为之，放笔不休，狼籍旗亭、北里间。其在吾邑中相与为唱和则植斋及余耳。顾余当日妄意词之工者，不过获数致语足矣，毋事为深湛之思也。乃余向所为词，今复读之，辄头颈发赤，大悔恨不止。”(16)词史上有不少词人晚悔少作，甚至焚弃旧稿，自扫其迹，如五代后晋的和凝、南宋的陆游，都是在成为朝廷显臣后，以士大夫的身份回视能“损格”的“卑体”小词而后悔。与他们不同，陈维崧则是为少作只追求语言的工致，而内容贫乏、风格浮靡而惭愧，转而讲求深刻思想内容的新词风，反映出他文学思想的进步。
要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是他提倡豪放词的一个重要原则。由此又与徒兴豪放形式的词作区分开来。他在《贺新郎·奉赠蓬庵先生》中写道:
识得词仙否？起从前，欧、苏、辛、陆，为先生寿。不是花颠和酒恼，豪气轩然独有。要老笔万花齐绣。挪碎琵琶令破面，好香词污汝诸伶手。笑余子，徒雕镂。
秦宫汉苑描难就，矗中原，怒涛似箭，断崖如臼。我有铜人千行泪，扑地狮儿腾吼!声撼落桔中棋史。鹤发鸡皮人莫笑，忆华年曾奉西宫帚。家本住，金台口。(17)
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陈维崧把豪放雄健和颠狂醉喊式的粗豪区别开来。这种“花颠酒恼”徒具狂荡的形式，实为无病呻吟。词史上即有模仿辛弃疾而流于粗率叫嚣的，正如陈廷焯所指出的:“稼轩自有真耳，不得其本，徒逐其末，以狂呼叫嚣为稼轩，亦诬稼轩甚矣。”(18)批评的是南宋豪放派末流仅从形式上模仿辛弃疾，而缺乏辛词激昂的感情、宏大的气势和充实的内容，与辛弃疾实有本质的区别。
陈维崧提倡豪放词风也是针对词坛积弱不振的局面而发的。他在《词选序》中分析了当时同坛的情况:
今之不屑为词者固无论，其学为词者，又复极意《花间》、学步《兰畹》，矜香弱为当家，以清真为本色，神瞽审声，斥为郑卫，甚或爨弄俚词，闺幨冶习，音如湿鼓，色若死灰。此则嘲诙隐瘦，恐为词曲之滥觞所虑。杜夔左□(马真)，将为师涓所不道。辗转流失，长此安穷?”(19)
这种香弱之风由来已久。明词的淫哇且不论，清初从云间开始虽转入曲婉雅丽一路，却仍是婉约的一统天下，所以在此时提倡豪放词风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陈维崧在《……和荔裳先生韵亦得十有二首……》的第六首中说:
诗律三年废，长瘠学冻乌。侍声差喜作，老兴未全孤。辛柳门庭别，温韦格调殊。烦君铁绰板，一为洗蓁芜。(20)
表明了要用豪放之风去荡涤香婉柔靡的词坛风气。
由于陈维崧是针对词坛积弊有的放矢的倡导新风气，并能抓住思想内容——构成文学风格的根本因素，所以能够高屋建瓴，较之从语言、音律上斤斤两两分别豪放、婉约的词论家更具理论高度和说服力，所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同时，陈维崧是从思想内容、感情因素谈风格，所以并不专主一种风格，而是豪放、婉约并举。《今词选序》中谈到选词原则上表达了这一思想:
夫体制靡乖，故性情不异。弦分燥湿，关乎风土之刚柔;薪是焦劳，无怪声音之辛苦。譬之诗体，高、岑、韩、杜，已分奇正之两家;至若词场，辛、陆、周、秦，讵必疾徐之一致。要其不窕而不榛，仍是有伦而有脊。终难左袒，略可参观。仆本恨人，词非小道。遂撮名章于一卷，用存雅调于千年。诸家既异曲同工，总制亦造车合辙。脚存微尚，讵偭前型。(21)
陈维崧分析了词风格不同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所致。就主体的作者来说性格有差异，阅历有不同;就作品来说，形式休裁各有特点，所以不能厚此薄彼，偏废一方。陈维崧的词实践了他的理论，不仅以豪放享誉，而且以各体兼擅闻名。当时顾咸三曾评论他的词:“宋名家词最盛，体非一格。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而姜白石、张叔夏辈，以冲淡秀洁而词之中正。至其年先生纵横变化，无美不臻，铜琶铁板，残月晓风，兼长并擅，其新警处，往往为古人所不经道，是为词学中绝唱。”(22)
阳羡派后学蒋景祁继承和发展了陈维崧的理论主张，他在《陈检讨词钞序》中说:
(陈维崧)磊砢抑塞之意一发之于词。诸生平所诵习经史百家，古文奇字，一一于词见之。……读先生之词，以为苏、辛可，以为周、秦可，以为温、韦可，以为左、国、史、汉、唐、宋诸家之文亦可。盖既具什佰众人之才，而又笃志好古，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豪情艳趣，触绪纷起，而要皆含咀酝酿而后出。以故履其阈，赏心阅目，接应不暇；探其奥，乃不觉晦明风雨之真移我情。噫，其至矣。向使先生之词，墨守专家，沈雄荡激，则目为伧父;柔声曼节，或鄙为妇人。即极力为幽情妙绪，昔人已有至之者，其能开疆辟远，旷古绝今，一至此也耶?
《序》中通过分析陈维崧词的风格特征阐述了理论主张。首先肯定了陈维崧豪放词的地位，并指出其具有风格多样、各体兼擅的特点。其次说明了陈维崧词的成就与其遭际坎坷、感情抑塞的关系，指出内容充实、感情充沛是其词工的原因。这些看法，继承了陈维崧的词学理论。在此基础上，蒋景祁进一步阐述了继承和创新，兼收并蓄和独辟新境的关系。他认为陈维崧所取得的成就在于他善于学习前人的艺术经验，更重要的是:“取材非一体，造就非一诣”，镕众长为一炉，创出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正是对陈维崧词学风格理论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