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大沽口之战：海防要塞悲剧落幕——百年海防殷鉴·复盘近现代中国海战之四
2022-06-14 20:01阅读：
题目：庚子大沽口之战：海防要塞悲剧落幕——百年海防殷鉴·复盘近现代中国海战之四
作者：郭晔旻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22年四月下，第84～87页
谈到近代中国的海防史，天津的大沽口不能不提。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历经3次大沽口之战后，1900年的八国联军再次选中这里，作为登陆华北进军北京的地方。当时，距大沽口抗击英法联军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已过去40年，战况会因此有些不同吗？
新炮台重蹈覆辙
大沽口旧有的炮台，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彻底破坏。为了恢复这里作为“津门之屏”的战略作用，清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就着手修复与改建大沽口炮台。李鸿章主持北洋防务时，曾招募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德国陆军工程师汉纳根等人，仿照德国最新暗炮台式样，用三合土材料建筑炮台。据说，当时的大沽口炮台护墙，“极内一层必用灰墙，外墙用三合土，厚在二丈以外”。
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口炮台的面貌焕然一新。它由海河河口两岸的4组炮台构成，即南岸最南的“南滩”炮台，偏北的以“威”“镇”＂海”命名的炮台，北岸偏南的以“门”“高”命名的炮台和偏西北的“石头缝”炮台。其中“南滩”炮台，是一座沿海岸线修建的长方形炮台。同处海岸南岸，由南向北排列的“威”“镇”“海”大炮台（八国联军统称“南炮台”），是大沽口各炮台中规模最大的。“威”字炮台全高近20米、“镇”字炮台全高约17米、“海”字炮台全高约12米，炮台外围环绕超过2千米的营墙，墙上环列炮位，墙下暗开炮洞。与之隔河相望互为掎角的，是“门”“高”2座炮台（八国联军统称“北炮台”）。炮台外围也环有近1千米的营墙。墙上环列炮位，墙下暗开炮洞。至于“石头缝”炮台则位于“门”“高”炮台西北，故而被八国联军称为“西北炮台”，这是一座筑有双层营墙的城堡式炮台。以上炮台合计装备各类火炮超过150门，其中光是口径超过150毫米的重炮就超过30门。看起来，大沽口炮台已成为固若金汤的京津门户。
八国联军很清楚大沽口炮台上的重炮威力，既然正面进攻胜算不
高，他们便准备避实就虚。其实，这也是1860年第三次大沽口之战的故技重施。当时的英法联军就是先从后方攻下北岸“石头缝”炮台，继而夺取两岸全部炮台的。联军利用《北京条约》赋予的特权，先以千吨以下中小舰艇10艘驶入海河上游，停泊在于家堡、塘沽附近。1900年6月16日，俄、英、德、法、意、奥匈、日本7国海军代表开会，进一步策划进攻大沽的行动。列强命令白河口内的舰艇停泊在各自的作战位置，又令英、德、俄各军约600人分批在北塘登陆（连同前一日登陆的日军，共有900余人），准备从侧后进攻大沽口炮台。
令人扼腕的是，清军在大沽口炮台的守备重蹈覆辙。晚清当局重修的大沽口炮台，仍旧主要考虑防敌攻入海河（白河）河口，威力强大的重型火炮只朝海面射击，由此造成后路防御不足。
6月17日零时50分，大沽口之战爆发。大沽口之战，是清军对外敌进行的最后一场海（防）战，半天时间便以悲剧谢幕。10余艘联军舰艇用大炮同时轰击大沽口南北炮台，集结在塘洁的联军陆战队兵分3路直逼“西北炮台”（“石头缝”炮台）。在敌军猛烈攻击下，“西北炮台”于5时左右失守。6时许，联军未遇抵抗占据“北炮台”。之后，左岸陆路联军从“北炮台”，法、俄各舰从所在位置向“南炮台”猛烈轰击。同时，俄、德、法军一部，由“北炮台”附近渡至白河南岸，从侧后抄袭“南炮台”。“南炮台”守军腹背受敌，弹药库又中弹起火，伤亡不断增加，被迫撤退。至6时50分，清军又一次失掉经营数十年的大沽口炮台。此次作战，清军阵亡七八百人，联军伤亡不足300人。就此，八国联军获得重要的滩头阵地，后续部队陆续登岸。
上下同欲者胜
从这样的战局演变来看，清军的表现与两次鸦片战争时似乎没有长进。且不论炮台本身设计的缺陷，就是作战也停留在固守炮台被动挨打上。不可否认，大沽口炮台守军表现很英勇，“石头缝”炮台作战尤其英勇。这里的官兵在猛烈火力打击下，前仆后继冲上克虏伯120毫米速射炮炮位，持续不断地开火，将敌舰拦截在炮台下。目击者记载，“在所有被攻占的炮台的大炮附近，都发现断手、断脚、断头的英勇捍卫者。沿着胸墙到处都躺着中国的步兵和炮兵。到处都是被欧洲人炮弹打穿、击毁、爆破的混凝土炮台障壁，到处都可以见到欧洲舰艇猛烈轰击留下来的血腥痕迹”。可惜，无情的事实再次证明，孤立地防守炮台，是难以守住的。
这不禁令人遗憾，之前几年刚刚经历过中日甲午战争的清军，难道还不明白“无海军则无海防，无海权则无海防”的道理？在那场战争里，北洋水师的作战虽远远谈不上积极，但号称亚洲第一铁甲舰的“定远”“镇远”舰，仍令日军忌惮不已。为此，日军并未按战前计划，在赢得海战胜利后直捣直隶迫使清廷签订“城下之盟”，而是转为登陆山东半岛，围困北洋水师的威海卫军港去了。对此，美国战略家马汉在《海权论》里明确指出，即便海军无力争锋于海上，使得海岸炮台成为阻止外敌入侵的主要利器，但一支现代化海军的存在，仍可大大减轻炮台的压力。
平心而论，晚清的主政者们尚不会顢顸至此。甲午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后不久，清廷即着手重建海军。短短几年内，清廷即外购排水量4300吨的“海天”“海圻”，排水量2950吨的“海容”“海琛”“海筹”等多艘巡洋舰，初步重建北洋海军。值得一提的是，“海容”的外观设计酷似甲午战争中给清军留下深刻印象的日军“吉野”号，不难看出奋起直追的决心。当大沽口之战爆发时，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珪正乘坐旗舰“海容”号巡洋舰，并率“海龙”“海青”“海华”“海犀”4艘鱼雷艇，停泊于大沽口内水雷营码头。此外，“飞霆”“飞鹰”驱逐舰也正在此修理。
这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诚然八国联军的海军代表着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但具体到1900年的大沽口之战，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大沽口近海的淤泥，凡吨位大、吃水深的军舰，都须停泊于口外10至12千米外，以免搁浅。所以，超过20艘的侵略军战列舰和巡洋舰只能在远处以炮火协助作战，真正参战的主力只是6艘排水量千吨左右的轻型舰艇。反观清军方面，近乎崭新的“海容”号巡洋舰（1898年服役）主炮为3门150毫米速射炮，副炮为8门105毫米速射炮，拥有极强的进攻能力。“飞霆”“飞鹰”2艘驱逐舰还充作“水炮台”使用，增加了清军的火力。特别是“海龙”“海青”“海华”“海犀”4艘鱼雷艇，更可施展特长，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甲午战争时的“定远”舰就是被日军鱼雷艇重创的。
因此，大沽口炮台守军对海军的支援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专弁密约海军统领叶祖珪所部各鱼雷艇管带，赶紧预备战事，由海神庙夹攻。”谁知，北洋海军竟无动于衷，不发一炮，结果4艘鱼雷艇被掳走，为英、德、法、俄瓜分。俄国海军还占领大沽船坞，将2艘驱逐舰的机件拆卸运走，使其成为废船。叶祖珪所在的“海容”号巡洋舰，被侵略者扣留在大沽口外。这实在是近代中国海军史上的耻辱一页。
为什么会这样？表面上看，是北洋海军提督叶祖珪缺乏斗志，不愿与列强开战。但就在此前一年，意大利派军舰6艘来华恫吓，强索浙江三门湾为租界时，叶祖珪却极力反对，并不惜一战。意大利见清朝态度强硬，才未敢再动。何以隔年八国联军来犯，叶祖珪就成了“软骨头”？根本原因还是出在清廷的决策层。可以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并没有真正抗击列强军事侵略的想法，既没有打一场决战的精神准备，也没有打一场决战的军事准备。与列强战端未开之时，清廷还在加强镇压义和团意图换取列强停止进军，并从广东召回洋务老手李鸿章准备乞和，东南各省更是自行其是，与列强“东南互保”两不相犯。在这种混乱局面下，叶祖珪借口“启衅非朝廷意”，一意保全旗舰“海容”号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这从反面证明了《孙子·谋攻》所言“上下同欲者胜”的道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次自卫反击行动之前，无不以舆论工作统一国内军民思想，道理亦然。
不应该的结局
的确，海军的袖手旁观，不仅加速了大沽口炮台的失陷，而且使清军丧失了在这次反侵略战斗中获得局部性胜利的机会。但仅就大沽口炮台的战场表现而言，结局也是不太应该的。
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八国联军投入大沽口战斗的军舰不大，其主要可用之炮有5门中口径速射炮、27门小口径速射炮、2门大口径速射炮、4门中口径非速射炮、5门小口径非速射炮。其中，大口径火炮数量很少，能杀伤火炮和人员的新式速射炮虽多，却无法彻底摧毁炮台防御工事。
反观大沽口炮台，火炮不仅数量多，而且技术上并不落后。19世纪70年代后，从号称“帝国兵工厂”的德国克虏伯公司进口的大炮，成为清军海岸炮台的主要装备。1888年4月，英军炮舰“灰背隼”号发现，大沽口各炮台上装备了数量不一的210毫米与150毫米的克虏伯大炮。到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口炮台最大的火炮是2门克虏伯240毫米重炮，威力超过八国联军参战的舰炮。此外，鉴于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饱受日军速射炮之苦，大沽口炮台还装备了包括克虏伯150毫米40倍径、150毫米35倍径、120毫米40倍径、120毫米35倍径等多种型号在内的速射炮。其射速在每分钟6发以上，火力密度相当惊人。
既然1900年大沽口之战是历次列强侵华战争中双方在装备上差距最小的一次，为何战局仍然不如人意？除了前文提到的一些原因外，还得从清军自身寻找原因。据侵略军战后统计，大沽口各炮台能朝向河道射击的火炮有60多门，其中近半数因保养不善或准备不足而未能使用。战斗中向联军炮舰开火的，只有4门大口径速射炮、15门中口径速射炮、1门中口径非速射炮、11门小口径非速射炮、2门前装线膛炮，共计33门。换言之，清军火力有限，也缘于自身对军械保养维护缺失，只发挥出一半的战力。
对此，或许有人会想起日本海军名宿东乡平八郎的那句名言：“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胜过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在6小时的大沽口之战中，具体战果史料说法不一，有一种记载是：大沽口炮台开炮击中联军的炮舰“伊尔提斯”（德军）21弹、“里昂”（法军）3弹、“基立亚克”（俄军）3弹，“高丽人”（俄军）6弹、“阿尔杰林”（英军）5弹，驱逐舰“鳕鱼”（英军）1弹，总计不到40枚炮弹，而且其中多为小口径炮弹，且有相当部分没有爆炸，进一步削弱了杀伤力。试想一下，若是清军的大炮更有准头，能击沉侵略者的几艘兵舰，整个大沽口之战的进程恐怕就大为不同了。
清军训练不足，是另一重要因素。叶祖珪在战前曾写过《沿江沿海各省炮台图说》，对大沽口炮台提出的专业建议就有一条，“所有各台未备炮表及仪器，宜即添备购办”。所谓“炮表”，指的是开列火炮各种仰角与射程对应关系的表格，一般随炮附带，用于战时快速调校火炮。这本是近代炮兵的常识，但大沽口的清军居然对炮表弃之不用。既然平时忽视观测和瞄准训练，战时自然只能以原始的经验式瞄准方法操纵先进火炮，其射击精度可想而知。炮台守军虽在战斗中表现出极高的爱国热情，但仅凭一腔热血难以御敌。这个结果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即便在120多年后的今天，在海军与海防建设中，人才培养仍不可须臾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