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从春秋到战国之宋襄余晖
2022-07-04 00:27阅读：
题目：史鉴：从春秋到战国之宋襄余晖
作者：王伟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22年五月上，第9～11页
从宏观角度看，所谓“春秋战国”，或可视作一个“打碎-重组”的历史阶段。随着周王室的没落，原本由周天子维系的半主权国家联盟（联邦）开始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各封国开始一步步接近主权国家概念。“霸（伯）主”作为这一过渡阶段的产物，在客观上令这个破碎分解过程变得不那么惨烈，这便是春秋时代。当数个完成一系列兼并或改制后幸存下来的主权国家彼此吞并并最终达成大一统时，便是战国时代。于是，社会运行逻辑在此期间不断改变，而人们心中的信仰也在不断地“崩塌-重构”……
隐患显现
公元前645年，曾执掌齐国政务40年的国相管仲病逝，之后继任者也在几个月里相继去世。初代管理团队的相继离场，让齐国此前蓄积的隐疾迅速暴发。
此前，齐国长期实行的“官山海”、统一铸币和特许经营等制度，令国家得以垄断庞大的商业资源。由此带来的财政充盈，让君权得到空前强化，也给齐桓公的霸业提供了支撑。然而，福祸相依，齐国的隐患也正在于此。
此时的君位，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被人觊觎。巧合的是，齐桓公的三位正妻
都没有生下儿子，所有公子都是庶出。这意味着在本就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下，任何一个人出来夺位，在法理上都不至于太站不住脚。
值得一提的是，300多年后的“田氏代姜”，究其根源，也与齐桓公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个隐患有关。后世田氏正是通过打破原有的国家商业垄断，向众多贵族乃至平民释放利益，才获得多数人支持继而取代姜姓公族成为齐国新的主宰。
回到正题，在管仲等人先后离世后，诸公子们纷纷开始谋划和布局，齐国朝堂之上暗流涌动。公元前643年，已步入暮年的齐桓公身染重病。早已按捺不住的各方势力，等不及国君咽下最后一口气，便开始发动政变。公子无亏得到了易牙、竖刁等原桓公近臣的支持，把重病中的齐桓公封在宫室里并活活饿死——既然是国君自己饿死的，那就不算弑君了。
意外之喜
原本被齐桓公指定的继承人公子昭，面对国内乱局，一度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情急之下，这位太子想到能救自己的可能只剩下当初葵丘会盟时（公元前651年）的一个约定——齐桓公与当时刚继位不久的宋襄公约定，日后若齐国内部有变难，还请后者对齐太子昭多加照顾。
于是，太子昭逃到宋国，向宋襄公求助。这位颇具“古风”的君主，痛快地答应了太子昭的请求，决定发起号召联合诸国一同发兵，以平息齐国政变。
然而，宋襄公派出的一众使节，却并未得到多少诸侯国回应，最终只有卫、曹、邾三个小国象征性地派出一些兵马。饶是如此，宋襄公仍指挥着这支“理论上”的四国联军，一路开进齐国。
另一边的公子无亏在强行上位后，并未得到太多贵族支持，特别是国、高两个影响力最大的子爵家族。这些贵族在得知宋军到来的消息后，随即与联军里应外合，一举推翻登基仅3个月的公子无亏，后者最终与竖刁一同被处死，史称“齐中废公”。得到宋襄公支持的太子昭顺利成为齐国新君，史称“齐孝公”，齐国内乱至此宣告平息。
然而，因结构性隐患一直都在，所以齐国的这种稳定也是暂时的。齐孝公在位10年后病逝。此后，他的几位兄弟围绕君位你争我夺，这种不稳定状态前后延续了24年。与之前公子无亏的政变凑在一起，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公子之乱”。
当然，以上这些只是后话。仅就在宋国主导下，齐国内乱得以平息、秩序得以恢复、原本的法定继承人得以顺利继位就让宋襄公收获空前声誉。正因如此，宋襄公有了超乎本国实力的雄心壮志，以致他逐渐走上一条“自不量力”的争霸之路，并在宋楚泓水之战中落败，被贴上“迂腐”“蠢笨”等标签成为后世的笑柄。
然而，若回顾宋国的过往，宋襄公种种看似“奇葩”的举动，其实并无多少不合理之处。
白色贵族
周朝建立之初，因武王在立国后的第二年就病逝了，这使得王朝一度处于主少国疑的险境。正是看准了这个机会，商的末代王子武庚与原本负责监视自己的周室贵族联手，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叛乱，史称“三监之乱”。
这场由“囚犯”和“狱卒”联手发起的政变，在持续3年后，最终被周人镇压下去，王子武庚也被处死。此后，殷商遗存下的子姓贵族被周人分封到豫东平原，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公国——宋国。在服色上，他们延续了商朝的传统，崇尚白色。他们的开国之君，则是商纣王的庶出兄弟微子启，后者也是最早一批投奔周人的商朝贵族。
宋国虽贵为地位最高的公国，但自建立之初，这个封国本质上还是周王室为殷商遗老们准备的豪华版监牢——面积虽广，却是无险可守的平原，在其周围遍布鲁、曹、陈、卫等姬姓诸侯国，它们几乎占据了周边所有地理要冲。
由此可见，自立国之初，宋国之后数百年的命数已被封印。广袤的平原，加上商人特有的商业文化传承，让这个国家不难变成一个富国。但地缘上的先天缺陷，又制约其在乱世中难有大作为，甚至生存堪忧。
这种特殊的境遇，也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宋国上层的思维。一方面，作为前朝遗族，宋国的贵族们在心底终归还是心有不甘。即便知道已没机会翻盘，但至少还想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宋国的贵族阶层为顺利融入由周人主导的新世界，对周的礼乐制度比众多姬姓诸侯国看得还重。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思维，便在同一群人乃至同一个人的头脑里能不断融合。
落日余晖
事实上，早在郑庄公时代，宋国就曾一度与作为地区霸主的郑国打得不可开交，这种试图通过“有所作为”来提升自己国家地位的思维，在宋国上层可谓一以贯之。
在春秋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宋国的国力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当时，“称霸”可以说是诸夏各国能达到的最高成就，而宋国的国力决定了它与这个大目标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看得见摸不着”的尴尬状态。轻言放弃，对任何一个国君而言都会心有不甘。在这种心态下，一旦上层感觉有了某种“机遇”，冒进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在宋襄公这一代，他所遇到的恰恰就是这种状况——齐国内乱让诸夏各国的霸主之位出现真空。而成功恢复齐国国内秩序，帮助齐孝公（太子昭）顺利继位，又为宋国赢得空前的国际声望。宋国借助多年的商业积累，又的确有了一定实力。这种情况下，宋国自然觉得已处于一个不进则退的历史机遇期。于是，自殷商灭亡后，一度被压制的雄心壮志便被激发出来。
起初，宋襄公试图效法齐桓公以会盟的方式来确立霸主地位。然而，几次努力都无果而终。最后一次的鹿上之盟，更是因楚成王出兵扣押了宋襄公，让宋国颜面尽失。至此，宋襄公决定孤注一掷对楚开战，试图以此来确立霸主地位。于是，便有了著名的泓水之战。
关于泓水之战的故事，因广为人知，这里不再多述。值得一提的是，战场上，宋襄公那些看起来十分不可思议的举动，其实只是严格遵守了西周时代的交战规则而已。
在西周时代，诸夏之间的战争原本就充满各种“仪式感”。战争必须师出有名，即便是借口，也必须是一个站得住脚的借口。所谓师出有名为“伐”，师出无名为“侵”，不宣而战则叫作“袭”。由于当时战争的参与者，仅限于贵族及由贵族阶层分化出的城市平民（国人），居住在城邑之外的“野人”平时也不享受国家福利，战时自然没义务参战。所以，当时诸夏间的战争规模都不大——毕竟只是贵族间的争端。
在正式开战前要正式递上战书，约定开战的时间、地点，而战书的遣词用句也必须保持应有的礼仪。开战后，交战方式只有最简单的对冲，按交战规则，双方都必须在对方列阵完毕后，才能发起冲锋（不鼓不成列）；不能对受伤倒地的对手二次杀伤（不重伤）；也不能去俘虏那些年老体衰者（不擒二毛）；一旦一方开始败退，胜方不能赶尽杀绝（不逐北）——按惯例，通常只能追五十步。
以后世的眼光看这种被条条框框限制死的“战争模式”，完全无法理解，但在当时却是非常合理的。交战双方，说到底都是周联盟下的半主权国家，这意味着即便已兵戎相见，也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这样才能避免诸夏的过度内耗。
宋襄公要做的是霸（伯）主，那势必要恪守共同规则。而在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下，对其他诸侯国来说，这或许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但对于前朝贵族建立的宋国来说，却断不能轻举妄动。
事实上，在这种新旧更迭的过渡时期，很多行为的对错好坏都难以轻易界定。从宏观审视，西周时期基于贵族统治形成的种种规则与文化，随着时间推移的确无法继续存蓄下去。但仅就对双方士兵而言，经历一场恪守规则的“仪式化战争”，显然要比经历一场充满“智慧”的惨烈厮杀幸运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