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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鉴:从春秋到战国之百年霸主(下)

2022-08-30 01:32阅读:
题目:史鉴:从春秋到战国之百年霸主(下)
作者:王伟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22年八月上,第9~11页
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变迁中,晋国是一个非凡的范本。相较于充满古典贵族色彩的齐国和宋国,晋国的行事风格显得简单粗暴。晋国的对外战争更充满了计谋和诈术,孔子曾评价晋文公“谲而不正”。在内部政治上,晋国特有的“寡头政治”模式,也令其权力斗争比过去的“贵族共和”更激烈、更血腥。
献公隐忧
公元前651年,距晋国世子申生被逼自尽,重耳、夷吾两位庶子流亡国外,已过去5年。在这一年,齐桓公发起了其在位期间最后一次诸侯会盟——葵丘之盟。
晋献公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国主,自然要参加这场国际会议。然而,他年迈的身体却无力支撑这种长途旅行。据史书记载,在路程行至一半时,晋献公的健康状态迅速恶化,不得不半途折返,回到国都绛城后,便一病不起。
已自知时日无多的晋献公,终于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此前的废长立幼,虽令其晚年仍能放心把持权力,但当权力交接后,也极易形成“主少国疑”的局面。毕竟,他的世子奚齐当时才14岁。
晋献公当初把自家公族屠戮殆尽,转而扶持异姓卿大夫家族,无疑是以“新贵”取代“旧贵”。显然,原本没什么根基的新贵,对国君肯定会更加忠诚或顺从。然而,这种短时间内的绝对控制绝不是无代价的,其代价就是长期不稳定。
卿大夫集团之所以用起来顺手,是因为他们效忠的是国君本人,而不是传统或所谓的“贵族精神”。有朝一日,若老国君不在了,原本稳定的臣属关系也就不存在了。对于已羽翼丰满的新贵来说,新君很难继续掌控或吸引他们。如此一来,新君与卿大夫集团之间,会再次形成互不信任的“囚徒困境”。若新君是一个孩子,那就极可能演变成乱局乃至死局。对此,弥留之际的晋献公所能做的已非常有限。临终之际,他只能指定自己最信任的幕僚(曾策划假道伐虢之战的)荀息,作为“托孤大臣”。
pan >内乱再起
公元前651年秋,晋侯诡诸去世,谥号为“献”,意为聪明睿智。曾在晋献公手里作为“工具人”的卿大夫们,不仅为其贡献了忠诚,也从献公身上学到了权力游戏的秘诀——狠辣。
晋献公去世不到两个月,卿大夫里克便率众连续发动两场政变。里克出身嬴姓里氏,是桓庄之族被屠灭后崛起的典型新贵家族。在攻灭虞国之战中,里克曾是晋军的指挥官。在废长立幼事件中,里克最初站在世子申生一边。而在晋献公宣布要废黜世子时,里克旋即表示保持中立(编注:汉语中“中立”一词最早的出处,就出自这里),这个表态相当于断绝了申生最后的依仗。
献公去世后,新贵们从政治“工具人”摇身一变而成新兴的“寡头”。作为“托孤大臣”的国相荀息,偏偏在新君刚继位时,宣布要重新任免官员,好让军权重新集中回国君手中。这一举动,成为晋国新一轮内乱的导火索。里克率领亲随和私兵,先后发动两场政变:先是在晋献公的丧礼上派人刺杀了幼主奚齐,再在一个月后,又在朝堂上当众击杀了接替兄长继位的卓子。在第二次政变中,作为国母的骊姬及国相荀息也被政变者们刺杀。
弑杀新君后,里克还能安然无恙再搞第二次政变,足见当时晋国的政治生态已沦落到何等程度。无论如何,王座上终归还是需要一位国君的,唯如此才能让所有人的利益都有合法性。诸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也要君权从中调和,才不至于陷入无休止的混乱。
纷乱中,卿大夫们决定迎回一位之前流亡在外的公子,以承袭晋献公的爵位——一位被众臣们“拥戴”上位的国君,显然要比一个靠血统传承自然上位的君主更好“打交道”。
“过渡”时期
里克的使者首先找到的是,已在翟国(一说为狄国)生活了5年的公子重耳。除长子申生外,重耳无疑是晋国人气最高的公子,找他回去承袭爵位,可尽快平息晋国混乱的局面。
然而,当时的重耳已年近50,面对里克的邀请,这位好不容易过了5年太平日子的公子选择婉拒。毕竟,晋国两月内刚被干掉两位新君,这种情况下回去,绝对是凶多吉少。里克无奈,只能退而求其次,让使者前往梁国(今陕西渭南、韩城一带),邀请在此避难的公子夷吾回国继位。这位更年轻也更有冲劲的公子,最终答应回国继位。于是,历史上就有了通常被后人视为过渡人物的——晋惠公。
惠公继位后,晋国的政局并未向卿大夫集团所预料的方向发展。原本被设定为“高级摆件”的晋惠公,上位后开始不动声色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并让他们不断渗透到上层众多关键位置。等里克意识到问题不对时,这位国君的势力已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地步。最终,连弑两君的权臣里克,在被自己扶持起的国君的逼迫下,选择自杀。自此,国君与卿大夫集团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不过,这种平衡仅维系了7年。晋惠公在与秦国的一次战争中惨败,并被秦人俘虏。经反复讨价还价后,秦穆公最终释放了晋惠公,而代价是晋国把黄河西岸的土地悉数割让给秦国。
晋惠公顶着“败军、割地、辱国”三顶大帽子回国后,遭遇空前的政治危机,迫使其不得不再向卿大夫集团让渡更多利益。与此同时,原本在翟国“人畜无害”过日子的重耳,被自己的兄弟视为一个严重的潜在威胁。于是,晋惠公决定对自己的兄长痛下杀手。
后面的故事人们非常熟悉,这里不再赘述。简言之,针对重耳的政治暗杀,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弱小的翟国在面对强大的晋国时,显然无力一直庇护一个政治流亡者。最终,重耳不得已结束12年的太平日子,踏上寻求大国庇护的流亡之路,在接续的7年里,先后到达卫、齐、曹、宋、楚、秦六国。
公元前637年,晋侯夷吾去世,谥号为“惠”,意为惠于国人。晋惠公在位14年,虽有兵败割地的“黑历史”,但总体上仍维持了晋国的稳定,让献公时代留下的遗产处于增值状态。惠公去世后,其19岁的世子承袭爵位,史称晋怀公。
六卿专权
新君即位后,晋国再次进入动荡时期。晋国的卿大夫集团再次抛弃了这位靠血统继位的新君,取而代之的是其伯父——已62岁的公子重耳。后者通过联姻,获得了秦穆公的支持,在三千秦军的护送下回到晋国。对卿大夫集团而言,一个年过六旬,离国快20年的老侯爵,自然要比一位年轻气盛的新君更容易被众人接受。
此时,绛城中的晋怀公,虽手握玺印,但却指挥不动一兵一卒,最终只得在少数亲随的护送下逃离国都,不久后,在高梁城(今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一带)被杀,此时距他继位仅有4个月。至此,历史上著名的晋文公方正式登场。尽管晋文公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春秋霸主,但其在位的时间总共不过9年,远不及他的父亲和兄弟。晋国的对外扩张,也只是在之前的巨大惯性下继续前行而已。
晋文公时代真正影响深远的变化,在于建立了六卿专权制度——将全国军队分为上、中、下,每军设一将一佐,称为六卿。从某个角度看,这更像是一个“内阁”。晋国的国家事务全由“内阁”处理,国君则“统而不治”,六卿的人选,则由各家族公议产生。
这套制度,等于在卿大夫集团与国君之间、卿大夫集团之间,进行了一次明晰的确权。尽管大家族间的杀戮与吞并未断绝,但那些动荡总体上处于一个可被社会承受的范围。晋国的称霸与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此:其霸主地位并非系于某个特定的君主或权臣,更像是一个集团意志的产物。尽管构成集团的个体始终在变,但集团意志却长期保持稳定。晋国霸权之所以能维持百年,其根源也在于此。
从曲沃代翼,到屠戮桓庄,再到献公晚年的废长立幼、里克弑君、六卿专权……一直到百年后的三家分晋,晋国历史的演进,也不断演化为此晋已非彼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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