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的后勤之战——中国百年军事后勤的近现代转变之一
2023-02-08 22:08阅读：
题目：鸦片战争中的后勤之战——中国百年军事后勤的近现代转变之一
作者：郭晔旻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23年一月下，第81～84页
所谓“军事后勤”，顾名思义，指的是与军事活动相关的后勤工作。“后勤”一词，是“后方勤务”的简称。这个词在汉语中虽然出现得较晚，但后勤工作在中国自古便有。大略而言，军事后勤的目的，是将战时物资生产、采购、运输、配给等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布置，以求物资补给的费用更低、速度更快、服务更好。古人所说的“储备”“蓄积”“饷馈”“贮聚”“武备”“辎重”等概念，实际都属于后勤的范畴。
任何军队都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技术保障，否则就无法建军和打仗，也就谈不上强大和胜利了。《孙子兵法》《军争篇》所谓“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正是强调后勤保障是军队得以生存与克敌制胜的重要物质保证，充分说明了后勤建设的重要性。综观古代中国战史，由于重视后勤而取胜和忽视后勤而致败的战例，不胜枚举。因此，在上千年的军事实践中，中国已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后勤体系。然而，在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时，这套体系明显显露出力有不逮的一面。在近现代历史上，作为军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军事后勤体系也经历了一个近（现）代化的转变。其中的成败得失，直至今日，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系列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为您剖解百年军事后勤中的成败得失。
落日余晖
中国古代传统的军事后勤建设发展，在清代前期达到巅峰，这也是其最后的发展阶段，并持续到鸦片战争。尽管如此，清王朝并未有一个独立的军事后勤领导指挥机构，其后勤决策大权操纵于皇帝控制之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及后来的军机处。而军事后勤中的各项具体事务，则分散在许多衙门。
比如，在清廷所设六部里，户、兵、工三部所辖事务均涉及军事后勤。其中，最重要的是户部，它掌管军队的经费，按章按定制薪饷发放、核销和战时关于军费的筹措调剂。乾隆时期，就有“兵饷一项，居国用十分之六七”的说法。可见，军饷在清廷财政支出占比惊人。兵部主要掌管军政，如武职选授、考勤，“掌兵籍
”。兵部下属的车驾清吏司，负责储备军马、管理驿站通信，武库清吏司，所掌诸职中包括武器。至于工部，从职能上说，掌管的是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事务。但古时并不区分军品、民品。所以，军器火药的制造和供给及营房的建设都归工部管辖。比如，军器就得先由“兵部定式”，然后“移交工部制造”。
若是遇到战事，清廷也有一套完整的应对制度。若是作战对象“在二百里内外，道路较近者”，粮饷均须地方当局自备，因数量不大，平时的粮饷即可应付。若战争规模扩大且距离较远，则必须由朝廷来组织后勤保障事宜，即设立临时机构——台站。按照惯例，首先由皇帝降旨调遣官兵，军机处受命议设行军路线及台站事宜，经皇帝批准后行文相关地方，令将各站所需的车马粮草妥速预备。各地方领命后，于适当的地点安设台站，在大军到达数日前预备好，以供应军需。
清廷的这套战时军事后勤体系，完全可与同时期的欧美国家相媲美。乾隆帝平定西北准噶尔部叛乱时（1755年），作为清军前线枢纽的哈密（今属新疆）原贮存牛羊肉干约19万斤，清廷原本决定采办羊4万只、牛2万只，牛只于凉州、庄浪两处购买，均风干后送往哈密存储。这样，运往哈密的肉干共计约30万斤，可以满足6000官兵10日之用。其不足之数以米面搭配，再匀出部分肉干，提供给后到的官兵。军需补给问题便圆满解决了。乍一看，这似乎无甚稀奇，但看一看20多年后的美国独立战争（1775至1783年）的情形，或许就不这么认为了。在纸面上，北美大陆军的每名士兵应该获得每人每天“1磅牛肉，或3/4磅猪肉，或1磅咸鱼；每天1磅面包或面粉”，实际上，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商品奇缺、交通落后及管理不善”，大陆军经常处于严重缺乏给养的困境中。士兵们只好把少许的面粉加上冷水调成糨糊，然后烤成薄饼来吃。另外，他们“既没有棉衣、帽子、衬衣，也没有鞋子”……
兵财两亏
然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至1842年）期间，清军与自海上而来的英军断断续续鏖战两年，连战皆败，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告终。清廷军事后勤方面的落伍，是造就这一结局的一个要因。
武器的制造与装备，是军事后勤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清代军工技术停滞不前之时，西欧列强却借工业革命的东风，在一次又一次的对外殖民扩张掠夺战争中，不断提高手中的“洋枪洋炮”的杀伤力。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亲临前线的两江总督牛鉴说，“臣目击身经，方知凶焰非可猝制，非将士不肯用命”。所谓“凶焰”，更为常见的说法就是“船坚炮利”。
当然，中外战例里，利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例子不胜枚举。差不多就在鸦片战争的同时，不可一世的英军在阿富汗折戟沉沙。对于鸦片战争中的清军后勤来说，更严重的问题是，无法满足前线对武器数量（而非性能）的需求。1835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新制大炮40尊，结果在试放过程中竟炸裂10尊，炸死兵丁一人，炸伤一人。关天培检查炸裂的火炮，发现“碎铁渣滓过多，膛内高低不平，更多孔眼”，其中有一空洞，居然“内可贮水四碗”。不仅广东，内地各省也没有能用的炮。当时，江西想找个铸炮良工都找不到。实在无法，决定把江西的铜解赴广东，就近雇人开铸。江苏省海岸绵长，炮位少，决定添置大炮，可是先是找不到铸炮匠工，后来作为铸炮原料的铜铁又用尽，只能派人赴湖北采购精铁。如此狼狈，不一而足。
表面上看，这可归结为承平日久后的武备废弛，实际上还是“差钱”。先秦时期的《孙子兵法》就曾断言，“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可见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军费充足与否关系到能否取得战争的胜利。而按清廷制度，战事一起，官、兵除了正常该得的行装银两，还有人数不等的跟役、余丁，也要支给口粮和日用菜金，而官兵们原来的薪俸和“坐粮”（编注：清代官兵由原省按月发给的固定粮饷）仍照旧支领。为运送军队和给养，还须支出车船、骡马、役夫等费用。如此一来，战事一起，花钱如流水一般。对此，魏源在《圣武记》中曾指出：“至其用饷之数，则大小金川共首尾五年，用饷至七千万；川楚（指白莲教起义）逾万万；准回两部三千三百余万。”
然而，自乾隆以后，清廷财政日益困难。国家额定的收入，常不能征足，已征部分，地方或拖延不解送户部，或因亏空而无银可解。1839年7月（道光十九年六月初），户部查明，积年欠解银数达2940余万两之多。这就导致清廷库存白银剧烈减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储银7000万两，1789年储银6000万两，而鸦片战争爆发的道光二十年（1840年），存银只略超过1000万两。以此看来，以道光年间的清廷财力，应付乾隆时期的战事都会显得非常吃力，遑论与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一强国（英国）交战了！
当然，作为鸦片战争的另一方，英国也承担着军费的压力。在西方，16世纪打一场战争，只要几千万英镑，而在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末期，主要交战国的开支有时一年就达上亿英镑，靠平时的正常收入不够支付这个时期所进行的战争。为了应付繁浩的军事战争费用，西方各国发展出一套复杂的金融系统，以发行偿本付息、可以流通的长期公债券。这种一边大量借钱、一边大量花钱的双向体制，就像是一个风箱，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发展吹风打气，形成一个互补的循环。这相比清廷“量入为出”的军事财政体系，自然要高明得多。尤其是，从17世纪末开始，英国的银行体系发展起来。到19世纪初，这个体系更加先进和完善。加上鸦片战争中的英军规模不大（至多不过2万余人），所耗军费不及清廷一半，自然更游刃有余。
主客易势
实事求是地讲，英军的军事后勤远非无可挑剔。与许多人想象的不一样，自从拿破仑战争结束（1815年）后，失去主要敌手的英军，在后勤方面其实在走下坡路。譬如，饭菜质量低劣，每天每人定量1磅面包，3/4磅牛肉，实际上吃的是只有牛筋的汤和土豆等等。每天开饭两次，早7点半和中午12点半，从12点半到第二天没有食物供应。饿极了的英军士兵常常到军营附近地区以非法手段获取食物。鸦片战争十多年后，英军与法国、土耳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甚至出现下面的情况：1854年9月14日，首批英国远征军登陆后，由于陆路交通运输工具缺乏，英军只好步行前进。当时，每名士兵除了必要的武器装备外，只带了3天的干粮、咸猪肉、饼干和酒。士兵还被命令每人只留下一件衬衣、一双靴子和一双短袜。由于后勤的混乱，从1854年10月1日到1855年4月30日，英军死亡人数竟占克里米亚参战总兵力的35%，其中大部分人死于各种疾病。
然而，在鸦片战争中，由于英军牢牢掌握着制海权，其海上后勤补给线路始终畅通无阻，英军又以水路机动为主，鲜少陆地行军，这就大大缓解了后勤压力。侵略军从（南非）开普敦、印度开拔时，船上就尽量装足粮食等物资。之后，从离中国较近的印度、新加坡将所需物资运往中国。尤其是新加坡成为英军的重要中转补给站。即便如此，在19世纪技术条件下，食品保质仍是个难题。英军进攻镇江前后，军营内一度流行热病和霍乱，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吃了贮藏不好而变质的油脂和牛酪。为此，英军所到之处，通过贸易或抢掠获取所需物资。他们用洋钱向当地居民购买食物，为了取得新鲜食物，他们愿意出很高的价钱。抢劫清军败走后留下的仓谷、银钱等，更是通常做法。至于武器装备，英军是充足的。而且，侵略军有专门修理军械的船，可以随时修理。其结果就是，就整个战争而言，在中国作战的后勤问题，不曾对远道而来的英军构成太大压力。
其实，所谓“远道而来”也要打个引号。表面上看，英国远在西欧，与清朝相隔整个亚欧大陆。从英国本土运军抵华，一般需四五个月之久。但鸦片战争中的英军，主要来自开普敦、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绝大部分来自印度和锡兰。这大大缩短了军队调动的距离，减少了运送军队的时间。
当时，英军舰船从南非的开普敦驶至香港约60天，从印度开来在30至40天。这样的兵力投送效率，是清朝方面远远不及的：清军当时粮食、物资及武器的运送，仍靠肩挑背负，骡马驮载，木船水运，其调兵的大概速度为，邻省为30至40天，隔一二省约50天，隔三省约70天，隔四省约90天以上。由此推算，英军从浙江的舟山群岛派轮船至印度调集援军或军需品，来回时间几乎相同于清方从四川调兵至广东或从陕、甘等地调兵至浙江。
不仅如此，清军投送兵力不仅速度慢，而且人数少。因道路狭窄加之当地供给能力有限，纵然一两千军队亦不能集团开进，须分成数拨，每拨200至300人，其集结起一支能战兵力耗费的时间可想而知。比如，1841年10月，道光皇帝授奕经为扬威将军，从苏皖赣豫鄂川陕甘八省调兵1.2万人增援浙江。可是，待奕经发动浙东反攻，已是第二年3月的事情了——准备这次规模不大的反攻，居然用了4个多月。
此外，业已腐朽的清朝官僚机器，甚至已无力充分利用既有的军事后勤体系。1841年底，当英军将战火延烧到长江三角洲一带时，道光皇帝派奕经南下御敌。当时，长江三角洲分属江浙两省，于是奕经决定分设粮台，“大兵在嘉兴以北，即由江苏支应，大兵在嘉兴以南，即由浙江支应”。这看似分工明确，结果却搞出4个粮台：“杭州为大营粮台，绍兴为前路粮台，苏州为后路粮台，随营者为行营粮台。”4个粮台便是4个后勤补给中心，政出多门，管理十分混乱，比如“户部及各省拨到饷银，或一粮台独收之，或四粮台分收之。既不知照将军，并不互相知照”。其结果便是开支浩大，舞弊丛生。
总之，由于受到后勤条件的制约，本土作战的清军反而丧失了本土作战的兵力优势。在1840年7月的定海之战，1841年1月沙角、大角之战和1842年7月镇江之战中，英军均在兵力上占优。这种“主客易势”的根本原因，就是清军的军事后勤体系已完全跟不上近代战争的节奏了。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军事后勤体系也是非变不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