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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的到来》书摘

2022-06-17 10:27阅读:
序言

本书是第三帝国史三部曲的第一卷。它从19世纪的俾斯麦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处在战后苦涩年代的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着手,追溯了第三帝国的起源;继而讲述了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期间,纳粹党徒通过赢得选举并结合大规模政治暴力手段上台掌权的过程。
因此,我写作这三部曲的主要目的,一是涵盖第三帝国史所涉及的范围广阔的主要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外交和军事事务,还包括社会、经济、种族政策、警察与司法、文学、文化与艺术,这样的广度是以往著述出于各种原因而缺失的;二是将这些方面整合起来,展示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没有什么比个体经历的叙述更能使今人深切地体会到,时人不得不做出的抉择是多么复杂,其面临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常常令人迷惘。时人判断事情,不像今人有后见之明的优势:他们无法在1930年知道1933年将发生什么,无法在1933年知道1939年或1942年或1945年将发生什么。如果能有先见之明,时人无疑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历史写作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想象自己置身昔日世界,怀着时人在面对未来(对历史学家来说那已成为过去)何去何从时的全部疑虑与彷徨。今人回顾历史时觉得似乎不可避免的发展进程,在当时则绝非如此。

如果说第三帝国的经验使我们得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对伟大的音乐、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文学之热爱,并没有赋予人们任何道德的或政治的免疫力,从而拒绝暴力和暴行、免于听命独裁统治。实际上,1930年代以来的许多左翼评论家认为,德国文化和社会的先进性本身就是纳粹主义胜利的主要原因。德国经济是欧洲最强劲的,德国社会是发展最完善的;在德国,资本主义企业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组织化程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意味着资本家与他们的剥削对象之间的阶级矛盾不断加剧,直至濒临崩溃的边缘。不顾一切地渴望维系其权力和利益的大企业主及其依附者,利用他们的全部影响力以及任其支配的全部宣传工具,创造出一种专门服务于其利益的群众运动——纳粹党,然后操纵它攫取权力,并在纳粹掌权之后,靠它谋取利益。
第一章 历史遗产
第一节 德意志的
独特性

一战结束之际,很多人心怀眷恋地回顾往昔岁月,觉得1914年之前的德国犹如一个和平、繁荣、社会和谐的安乐之乡。然而在繁荣与自信的外表下,它其实紧张不安、前途未卜,饱受内部矛盾的困扰。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快节奏,令许多人感到恐惧和困惑。旧有的价值观似乎正在消逝,让位于实利主义与狂妄野心的大杂烩。
第二节 宣扬仇恨

因此,总体来说,犹太人在19世纪晚期所走的道路是成功的,而且犹太人与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中最现代、最前沿的发展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
第二章 民主之殇
第二节 大通胀

其他国家也受到战后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无一像德国这样严重。各国恶性通胀的最高点各不相同,奥地利为战前水平的14000倍,匈牙利23000倍,波兰250万倍,苏俄40亿倍。不过严格说来,苏俄的通胀率与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可比性,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基本上使苏维埃经济退出了世界市场。这些国家的通胀率已经够糟糕了,但在德国,物价高达战前水平的10000亿倍,其萧条程度前所未有,已作为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被写入经济史。显然,上述国家均不是一战的胜方。各国最终都稳定了其货币,而没有过多参照别国的经验。1920年代并未出现切实可行的新国际金融体系,不像二战后那样,产生了一套精心设计、用于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机构和协议。

(魏玛共和国)政府在1926年和1927年分阶段向国会提交了精心制定的失业保险方案。方案中最重要的法律于1927年获得通过,其设计初衷是为大约1700万工人提供保障,以缓冲失业造成的影响。它要求雇主缴纳与雇员所交保险费数额相同的资金,并设立一个政府基金,用以处理因失业人数超出保险方案解决能力的上限而出现的重大危机。
第三节 文化战争

斯宾格勒认为,在政治学领域,辨别其为冬季的依据是,社会是由许多都市大众组成的无机体,传统的城邦形态已然瓦解。斯宾格勒赢得了许多追随者,因为他宣称,冬季预示着社会即将转型到新一轮的春天,即“具有农业直觉的”、由一个“有机的政治体制”管理的社会,从而“造就觉醒的、充满理想的强者”。另有一些作家给即将来临的复兴时期取了个新名字,此名不久就被极端右翼阵营热情采纳:第三帝国。使这个名称家喻户晓的,是新保守主义作家阿瑟·默勒·凡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于1923年出版的作品《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他宣称,帝国理想发轫于查理曼时代,复兴于俾斯麦治下,它与魏玛共和国所特有的政党政治恰好相反。凡登布鲁克写道,第三帝国目前还是个梦想,需要进行一场民族主义革命来实现它。届时,那些分裂德国的政党将被清除。当第三帝国最终来临时,它将把所有的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汇拢到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它将恢复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再现帝国在中世纪的荣耀;它将是“终极的帝国”。

尽管认为青年运动为纳粹主义铺设了道路、应该对此承担责任是历史学家的夸大之辞,但独立青年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确实敌视共和国及其政客,他们在世界观上是民族主义者,性格和抱负则是军国主义的。
学生人数迅速增长,从1914年的6万增加到1931年的10.4万,这主要是受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政府投入大笔资金扩大招生,大学成了基层公务员、小企业主,乃至某些体力劳动者的孩子改变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路径。共和国的财政困难迫使许多学生靠勤工俭学读完大学,这让他们心里更加不满。然而,数量不断增多的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在1924年就已开始减少,1930年之后几乎机会全无。
第四节 适者与不适者

魏玛共和国曾经高调承诺并且庄严载入宪法的是,根据需求与资格实行真正覆盖全体国民的福利制度,而无情的现实却是申请人遭到福利机构小气的歧视、侵扰和羞辱,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无助于加强宪法的合法地位。

整个1920年代,他的生活虽说不上尽如人意,但还算稳定。1920年代初他因担心内战而备受困扰,但内战并未到来,而且1923年之后看起来更不太可能发生了。克伦佩勒在日记中写满了他的工作、假期和消遣,他与家人、朋友和同事的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我常常问自己,”他在1927年9月10日写道,“我为什么要写如此庞杂的日记”,对此他并无真正的答案:这只是强烈的冲动使然——“我就是停不下笔。”日记不见得会出版,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只是记录人生。一直记录。印象、知识、阅读、活动,什么都记。别问为什么或有什么目的。”
1918年之后,许多右翼和中间派的德国选民都热切期盼德意志民族自豪感与荣耀的复兴,因此他们或多或少地相信,德意志的复兴必须通过击败“犹太”颠覆精神来实现,正是这种犹太精神被认为在一战结束时摧毁了德国。在这股反犹主义的言论浪潮的洗礼下,许多德国人的感情变得非常麻木,以至于当一个把反犹主义置于其狂热信仰核心的新政党——纳粹党——在战后出现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中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三章 纳粹主义的兴起
第一节 波希米亚式革命者

在1919年6月被送去接受政治教导的士兵中,有一位30岁的下士,他从战争开始起就一直在巴伐利亚军队服役,经历了社会民主思潮、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所有兴衰沉浮,参加过示威游行,与他的同志们一起戴过红袖标,在受命保卫慕尼黑、抵抗几星期前攻入城市的自由军团时,与他的多数同志一起不见了踪影。他的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

也许是为了强调它侧重于反对资本主义,并且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同类团体保持一致,工人党于1920年2月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反对该党的评论员不久把它缩写为“纳粹”(Nazi),就像社会民主党的政敌早年将它的名字缩写成“索粹”(Sozi)一样。名字虽然带有“社会主义”,但是如果把纳粹主义看作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或产物,那就错了。
以“种族”替换“阶级”,以“领袖独裁”替换“无产阶级专政”,纳粹主义就这样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常用术语改头换面了。希特勒于1920年年中亲自选定的纳粹党旗,简明地表达了右翼与左翼的结合:鲜红的底色代表社会主义,激进民族主义的徽章卐字符被涂成黑色,置于旗子正中的白色圆圈之内,因此整面旗子呈黑白红三色,正是俾斯麦帝国国旗的颜色。在1918年革命之后,这三种颜色象征反对魏玛共和国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然而纳粹党通过改变设计、添加在战后已经被形形色色的极右翼种族主义运动和自由军团各分队采用的卐字符,同时宣告了它想取代魏玛共和国的,是一个新的、泛日耳曼的民族国家,而不是原先那个威廉帝国。
第四章 通往权力之路
第一节 大萧条

失业摧毁了人们的自尊心,损害了他们的地位,对成年男子尤其如此,因为在社会上,男人的地位、他人的认可乃至自我认同,主要都来自他们所从事的工作。1930年代初随处可见的景象是,男人站在街角,脖子上挂着牌子:“找工作,什么工种都行”。当社会学家问小学生对此有什么看法时,孩子们通常回答说,失业者的社会地位降低了,
第二节 民主制度的危机

希特勒及其政党用语义含糊但铿锵有力的措辞,向民众承诺了一个团结而强大的德国、一场超越社会界限和社会矛盾的运动、一个全体德意志人携手合作的种族社会、一个能够重建德国的经济实力和恢复德国应有的国际地位的新帝国。这番话深深打动了许多人,他们眷恋着俾斯麦所缔造的帝国,梦想有一位新领袖能够恢复德国已然失落的荣耀。这番话全面总结了许多人所认为的共和国的失误,为人们表达对共和国的绝望提供了机会:投票给一个在各方面都反其道而行的政党。
第五章 建立第三帝国
第一节 恐怖开始了

其他人则不太确定新内阁意味着什么。过去几年里,那么多届政府、那么多任总理来而复往,因此许多人显然以为,新来者不会有什么不同,也会像前任一样短命。
第三节 民主政体被摧毁

为了表达这种意愿,它们一致支持戈培尔公开宣布五一节首次成为公共假日。传统上,这一天通常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公开展示劳工运动的力量。这是劳工运动长久以来的愿望。工会同意将这一天命名为“全国劳工日”。这个做法再次表明,新政权统合了看似大相径庭的民族主义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
第四节 德国的一体化进程

“一体化”进程在1933年春夏发生于德国全境的每个层级——每座城市、乡镇和村庄。仅存的社交生活发生于小客栈或者私宅里。除非在各种纳粹组织里相聚,人们变得彼此隔绝。社会先是被简化成一群不知姓名、无法区分的大众,然后被重构为一个新的组织,在这个组织里,任何事情都是以纳粹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公开的异议和抵制都成了不可能之事,甚至讨论和计划发表异议也不再可行,除非暗中进行。当然,一体化实际上仍是目标而不是现实。该进程的执行并不完美,在形式上遵从新秩序,例如在俱乐部、协会或者专业组织的名称中加上“国家社会主义”,绝不意味着其成员真正承诺信仰这种主义。尽管如此,德国社会一体化进程的深度和广度依然是惊人的。而且其目标并不是仅仅消除反对党的发展空间;新政权让整个德国归附纳粹党,是为了便于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思想灌输和再教育。
第六章 希特勒的文化革命
第一节 不和谐音符

不仅如此,戈培尔曾亲口承认,“宣传”是个“饱受毁谤、不堪回味”的词。它通常被当作骂人的话使用。因此,用这个词作为新部的名称,可谓大胆之举。戈培尔把“宣传”定义为一门艺术,以此为它正名,说它不是撒谎或歪曲的艺术,而是倾听和沟通的艺术——倾听“人民的心声”,“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语言与他们沟通”。

在柏林的时髦夜总会,比如罗克西(Roxy)、雕鸮(Uhu)、白鹦(Kakadu)或者西罗(Ciro),保镖们把纳粹党派来的那些衣着永远寒酸的密探拒之门外,以便时髦的客人们可以安然地在里面踏着最新的爵士乐和改良过的爵士乐曲继续摇摆。如果有密探被放行,门房只需按一下暗铃,舞台上的乐手们就会在密探到达舞池之前迅速变换乐曲。
第二节 艺术的净化

至此,新闻界已在恐吓的压力下选择了屈服。不是纳粹党员的记者只能用含蓄的暗示和影射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读者只能从字里行间揣摩他们的意思。戈培尔一改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府定期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做法,转而召开秘密会议,由宣传部向挑选出来的记者传达关于新闻报道内容的详细指示,有时竟然提供了文稿,让他们全文刊发或者在此基础上撰写报道。1933年3月15日,戈培尔在他首次正式召集的记者招待会上告诉与会者:“你们不但要知道正在发生什么,还要知道政府对此的观点,以及你们怎样才能把政府的意思最有效地传达给人民。”毋庸赘述,记者不可以传达除此之外的其他观点。

德国的文化生活蒙受了巨大损失,享有国际声望的作家、艺术家和画家几乎无人留在国内。顶尖的指挥家和音乐家全部被迫流亡,一些德国最有才华的电影导演也出走国外。在流亡中,有些人成就辉煌,有些人则不然;但每个流亡者都知道,文化和艺术在第三帝国治下所面临的困境,将比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国外所遭遇的任何困难都严峻得多。
第三节 “打倒非日耳曼精神”

在后来的岁月里,海德格尔的思想对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及其追随者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此书的悲观气质更为直接地表明,海德格尔已逐渐从天主教思想中解放出来(他1889年生于天主教家庭),转向一种更受新教思维方式影响的思考模式。尤其到魏玛共和国末期,海德格尔逐渐相信有必要重建德国人的生活与思想,开启精神团结与民族救赎的新时代。到1930年代初,海德格尔开始认为自己已在国家社会主义里找到了他所寻觅的答案。

在大学里推动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是学生。学生们组织舆论战,在本地报纸上抨击不合时宜的教授,成群结伙地在他们的课堂上捣乱,带领冲锋队小分队搜查和突袭他们的住宅。
第四节 一场“摧毁旧秩序的革命”?

(魏玛)共和国在1930—1933年那场最严重危机中的脆弱表现,基本上有目共睹;共和政体的缺乏法统,又导致人们过于轻易地抛弃它,而考虑用其他政治方案来解决德国的弊病,但这些弊病并不是仅仅由共和国本身造成的。整个过程的关键之处是,民主制度的敌人利用民主的宪法和民主的政治文化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有些作者认为,纳粹主义有一条历史线索可循,可直接追溯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793—1794年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再到卢梭的“公意”(General Will)理论中隐含的人民专制(popular dictatorship)理念,即决策最初由人民做出,但决定之后就不允许反对。 [139] 法国大革命确实非同凡响,因为它预演了随后两个世纪里占据欧洲历史舞台的几种主要意识形态——从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但国家社会主义不在其中。实际上纳粹党人认为,他们清除了法国大革命的全部影响,并且让历史的车轮倒转,至少是在政治意义上,大跨度退到中世纪初期。纳粹党的人民概念指的是人种,而不是民权。法国大革命催生出的意识形态将全部被清除。在世界历史上,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将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否定,而不是它的实现。
《第三帝国的到来》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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