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苏轼贬谪诗中的寄寓思想研究
2014-05-28 21:58阅读：
第一章 绪论
“微生偶脱风波地，晚岁犹存铁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苏轼不止一次在诗歌中表现出对白居易的景仰和追慕，他后来家喻户晓的别号“东坡居士”，更与白居易谪居忠州的经历以及《步东坡》等诗渊源匪浅。同时，苏、白二者的仕途经历也是惊人的相似——同样的进士出身，同样在四十四岁因“得罪于文章”而迎来人生的第一次被贬，并且同样在释道之间寻求解脱。以致苏轼一再感叹，说自己和白居易“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焉”。
后世的评论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试图找出二者在诗艺上的承继和差异。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云：“东坡慕乐天”。金人元好问《陶然集诗序》亦并举二者，道：“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清人方东树在其《昭味詹言》中更是直接指出了苏、白二公在七律上的沿革关系，道：“白傅意格，东坡祖本，但坡加以超妙，而无其俚俗。”
相似的仕途困境和释道思想让白、苏的贬谪诗歌表现出某种相通之处，这种相通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苏诗学白诗，表现出对白诗的推崇；第二，苏诗对白诗中“人生如寄”的了悟表现出高度的认同，并在诗作中反复提及。同时，由于审美趣味以及各自所处时代政治制度、哲学思潮的不同，苏诗对白诗也有所批评和超越。
目前学界对于苏诗学白诗的研究已取得相当的成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对苏诗的注释，找出了大量苏诗引用乐天典故的实例；二是通过对苏轼“出处依稀似乐天”
的论证，阐述了苏轼对白居易的文化认同和受容；三是通过对苏、白诗风的比较，肯定了苏诗对白诗的超越。至于苏、白诗中反复提及的“人生如寄”思想，虽然早在南宋就已为人关注，但相关的研究成果却仍然比较缺乏，值得继续拓展和深化。鉴于此，本文拟以苏轼谪居黄州以后和白居易谪居九江以后的相关诗作为基本资料，试对苏、白二者贬谪诗中的寄寓思想作一次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期更好的理解苏、白二者的作品和经历。
第二章
白、苏贬谪诗中的寄寓思想
寄寓思想是白、苏贬谪诗中反复吟叹的主题。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云：“‘人生如寄’见《高僧传》。又，南齐刘善明云：‘人生如寄，来会几何？’乐天《感时》云：‘人生讵几何，在世犹如寄。’秋山云：‘人生无几何，如寄天地间。’东坡云：‘人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多用此事云。”这里的“人生如寄”，即把人生看作一段寄寓的过程，就是白、苏寄寓思想的基本内容。
寄寓思想是构成白居易独特的人生态度和文化性格的重要因素。在白居易的贬谪诗歌中，对于人生如寄、身世飘零的感叹一直是极为重要的主题。除却上述朱翌援引的《感时》篇，大致还有以下几例：
（一）元和九年《冬夜》：“兀然身寄世，浩然心委化。”
（二）元和十三年《早秋晚望兼呈韦侍郎》：“夫君亦沦落，此地同飘寄。”
（三）长庆二年《宿清源寺》：“我生寄其间，孰能逃倚伏。”
（四）长庆三年《无可奈何》：“嗟吾生之几何，寄瞬息乎其中。”
（五）宝历二年《琴茶》：“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
（六）大和三年《对酒五首》：“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生。”
（七）开成二年《洛下闲居寄山南令狐相公》：“已收身向园林下，犹寄名于禄仕间。”
（八）开成二年《分司洛中多暇数与诸客宴游醉后狂吟偶成十韵因招梦得宾客兼呈思黯奇章公》：“寄名朝士籍，寓兴少年场。”
（九）开成五年《老病幽独，偶吟所怀》：“已将身出浮云外，犹寄形于逆旅中。”
（十）开成五年《闲居》：“是非爱恶销停尽，唯寄空身在世间。”
（十一）开成五年《梦微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细味这些诗句，不难发现，以开成二年作《琴茶》为界，白居易的寄寓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在前一阶段中，白居易仕途漂泊，认为生命短暂且祸福难料，因而产生了强烈的虚幻意识和苦难意识，态度悲观。正像他在《适意二首》中所说：“中年忝班列，备见朝廷事。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况予方且介，举动多忤累。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这一时期，白居易出入朝廷，深感个人的渺小和无力，早年“崇正疾邪”、“为民请命”的政治热情正一点点的消失殆尽。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备感无奈，第一次发出了“人生如寄”的吟叹，认为人生不过是暂时飘寄于世，感慨生命的短暂和命运的不能自主。
第二个阶段中，白居易的寄寓思想有了显著的变化。在上引第五、七、八、九、十例中，可以看到明显相对的五组概念，即“形”与“性”、“身”与“名”、“名”与“兴”、“身”与“形”，以及“是非爱恶”与“身”。如果沿用第一阶段的说法，就是“身”与“心”。和前一阶段的“心”随“身”“委化”不同，此时的白居易试图将“身”与“心”看成互相分离的两个方面，让“心”超脱于“身”，虽混迹于官场，却淡然自适、与世无争。在这里，白居易已经从把“世间”看成“身”的寄寓之所迈进一步，又把“身”当成了“心”的寄寓之所，进而实现了其寄寓思想的一次超越。
与白诗相似，“人生如寄”也是苏诗反复吟叹的主题。据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统计，在苏轼的诗集中，“吾生如寄耳”一句共出现了九次，至于其他意思相近但表述不同的诗句，更是难以计数。可见，苏轼不但继承了白居易“人生如寄”的思想，其寄寓意识甚至比白氏更加强烈。
苏轼《和陶还旧居》云：“生世本暂寓，此身念念非。”认为人生世间不过是短暂的寓居，如梦幻泡影，随时可能在刹那间化为虚无。与白居易悲歌“嗟吾生之几何，寄瞬息乎其中”一样，苏轼也情不自禁发出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慨。把人生世间看作短暂的寓居，从而悲叹人生的短暂和命运的不能自主，这是苏、白寄寓思想的相似之处。
但是，苏、白的寄寓思想又有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对于“身”与“心”的概念及其关系的理解上。首先是关于“心”的定义。“心”是白居易反复提到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内心、精神、思想和品格。苏轼也讲“心”，但却上升到了哲学境界。在苏轼的概念中，“心”与“道”一样，是永恒、实在的，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内心、精神、思想和品格等内容，而是直指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东西，即“性”。再便是“身”与“心”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白居易后期是把“身”与“心”解释成互相分离的两个方面的，认为“身”不过是“心”的寓所，此外二者毫无关联。但是苏轼不这样认为，在苏轼看来，“心”和“身”既是寄寓关系，就是相互影响的。苏轼认为，“心”是根本，“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只要守住本心，不被外物所动，就能看破虚妄，泰然自若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但是另一方面，苏轼又肯定了“身”存在的意义，认为政治活动是“人生的寓意达志的创造性活动”，并否定了对于“身”的放纵。这与白居易的寄寓思想的区别是明显的。
综上所述，可知白居易、苏轼均有明显的寄寓思想。而且，这种寄寓思想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本质的不同。那么，白居易、苏轼的寄寓思想因何而来，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白、苏“出处老少大略相似”的仕途经历，以及“栖心释梵，浪迹老庄”的哲学思想。
第三章
白、苏寄寓思想的成因
1、寄寓思想的缘起
南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云：“苏文忠公诗文少重复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数处用，虽和陶诗亦及之，盖有感於斯言。此句本起魏文帝乐府，厥后《高僧传》载王羲之与支道林书祖其语尔。”指出人生如寄最早见于曹丕的乐府诗《善哉行》，即：“人生如寄，多忧何为！”此后的王羲之、支道林、白居易、苏轼等，都是“祖其语尔”。可知白居易、苏轼的寄寓思想并非独创，有其历史根源。
在周必大的阐述中，白居易、苏轼的寄寓思想均来自于曹丕，原因是曹丕第一次在诗中使用了“人生如寄”的说法。然而，分析白、苏作品及相关资料，曹丕对白、苏的影响很小，几近于无。“人生如寄”的说法也并非起源于曹丕，在更早的《古诗十九首》中，已经有了“人生寄一世”、“人生忽如寄”的诗句。在白、苏寄寓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影响更大的是陶渊明。
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是东晋末期著名的田园隐逸诗人。白居易、苏轼都对其推崇备至，或以“异世陶元亮”自称，或以“只渊明，是前生”自居，表现出对陶渊明思想、人格和诗文创作的高度认同。白、苏的寄寓思想，即与陶渊明的影响不无关系。
寄寓思想是陶渊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其诗文中屡有表现，现按作年列之如下：
（一）晋太原十六年《荣木》：“人生若寄，憔悴有时。”
（二）晋义熙元年《归去来兮辞》：“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
（三）晋义熙元年《杂诗十二首》：“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
（四）晋义熙二年《感士不遇赋》：“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
（五）宋元嘉四年《自祭文》：“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
陶渊明把人生看作一段“寓形”的过程，把人生世间比作在“逆旅之馆”的暂居，瞬息间就将归于尘土。所以，南梁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宜乎与大块而荣枯，随中和而任放，岂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人生如寄，瞬息已尽，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庸人自扰中，不如像天地自然那样随缘自适、率性而行。这与白居易、苏轼的寄寓思想显然是相通的。
其中第二例，将“形”与“心”并提，肯定随心所欲、任性自然，与前引白诗第五、七、八、九、十例的关系不言自明。所不同者，在陶诗中，“形”与“心”是一体的，前者应该顺从后者的意志；而在白诗中，二者则被彻底割裂，成为人生互不影响的两个方面。这即是白居易与陶渊明寄寓思想的沿革。
更值得玩味的是第五例。在这里，陶渊明提到对死亡的态度，用了一个“归”字。这表明，在陶渊明看来，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结束，而恰恰是人最本质的东西的回归。这种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心”，或者说“性”。这是不变不灭的，所以陶渊明又加了一个“永”字，肯定它的永恒、实在性。苏轼从中受到启发，说“此灭灭尽乃真吾”，同样认为有不灭的人性存在。并结合《庄子·人间世》阐释的“心斋”，进一步提出了“神宅空”的观点，认为“心（性）”宅居于一个内在的精神空间。可知，苏轼的寄寓思想也明显曾受益于陶渊明的思考。
总之，白居易、苏轼的寄寓思想并非凭空臆想而来，而是建立在对前人思考成果的继承和审视之中的。其中对白、苏寄寓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的，则是二者共同的异代知音陶渊明。
2、迁谪生涯的顿悟
白居易、苏轼的寄寓思想与二者的贬谪经历有关，这一点自不待论，只从二者寄寓思想滥觞的时间就可以看出。但白、苏的贬谪经历在各自寄寓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具体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其作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则需要做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
苏轼曾一再感叹自己与白居易仕途经历的相似，并做过简单的解释，谓：“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轼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从四十四岁被贬开始，苏、白的仕途轨迹变得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性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官职和衙署的频繁变换：从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开始，白居易先后出任了忠州刺史、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地方官，以及中书舍人、刑部侍郎等京官，最终于会昌六年八月卒于洛阳；而苏轼在元丰二年被贬黄州后，更是先后经历了数十次官职变动，一生颠沛流离，常常是还在赴任途中，就又接到了新的任命。据统计，在元丰二年被贬黄州后，苏轼先后到任的州县至少有八个：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儋耳、廉州，可见其官职和衙署变动之频繁。
官职的频繁变动及其造成的仕途漂泊、颠沛流离之感对白、苏寄寓思想的形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漂泊无定的生活状态引发的“飘寄”之感，这是白、苏寄寓思想的雏形；二是贬谪对身体和心理造成的双重打击导致的健康状况的恶化，这使白、苏备感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三是由身体状况引起的关于“身”与“心”的关系的思考，这构成了白、苏各自寄寓思想最核心的内容。三个方面的表现，都能从白、苏的诗文中找到相关的证据。
首先是由漂泊无定的生活状态引发的“飘寄”之感。试看白居易作于元和十三年江州任上的《风雨晚泊》：“苦竹林边芦苇丛，停舟一望思无穷。青苔扑地连春雨，白浪掀天尽日风。忽忽百年行欲半，茫茫万事坐成空。此生飘荡何时定？一缕鸿毛天地中。”是年白居易47岁，被贬江州已近三载。面对阴郁的天空下茫茫无际的芦苇丛，白居易仿佛被某种无形的东西击中，一种渺小而漂泊的感受瞬间涌上心头，让他感到自己恍若化作了一缕轻之又轻的鸿毛，孤苦无依地飘荡在茫茫的天地之中。白居易希望安定下来，希望自己的命运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中，但这显然是无法做到的。他在同年创作的另一首诗中叹道：“淼茫积水非吾土，飘泊浮萍是我身。”江水淼茫的九江并不是白居易理想的乐土，但身似浮萍的他根本无从选择，所以无可奈何，他也只能自我安慰似的吟道：“此地何妨便终老，匹如元是九江人。”强装的豁达背后，是难以排遣的飘寄之感。
与白居易出处经历相似的苏轼，同样有这样的感受，而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作于嘉祐六年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中，苏轼这样写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把人比作飞鸿，认为人生的经历即如偶然留在雪泥上的爪痕一样踪迹无常，充满了不确定性。十九年后的元丰三年，在作于黄州任上的《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中，苏轼则明确把自己比作鸿雁，道：“我今漂泊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道尽了自己辗转流离的仕途状况。与之相似的诗句还有“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漂零竟何适，浩荡寄此身。”“我自飘零是羁旅，更堪秋晚送行人。”等。这些诗句或以鸿雁、蝼蚁自比，或直抒胸臆，充满了对身世飘零、命运不能自主的感叹。其中前两句，更是明确使用“寄”字来描述此身与世界的关系。可见不论白居易还是苏轼，都曾一再感叹迁谪生活的漂泊无定，并因此孕育了各自寄寓思想的雏形。
第二，贬谪对白居易、苏轼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打击及各自对生命的脆弱和短暂的悲叹。贬谪作为古代统治者惩罚获罪官员的重要手段，由来已久。白、苏在诗文中多次提到的“楚客”屈原，就是中国历史上极富盛名的一个放逐之臣。“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贬所偏僻而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由放逐而造成的诗人心灵上的孤独让屈原难以承受，以致他甚至不得不以投身汨罗来寻求解脱。白居易和苏轼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困境，这从二者的诗文中能找到大量的证据。
元和十年，白居易因“以宫官而先谏官言事”被政敌弹劾，被贬江州司马。在长安往江州途中，白居易写到：“江湖我方往，朝廷君不出。蕙带与华簪，相逢是何日？”又说：“人烦马蹄跙，劳苦已如此。”“旧游都似梦，乍到忽如归。”朋友自此天各一方，独留自己瘦马天涯，此时的白居易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承受着巨大的创痛。及至江州任上，这样的情况也未见改善。“雨径绿芜合，霜园红叶多。萧条司马宅，门巷无人过。唯对大江水，秋风朝夕波。”白居易这样描写自己的居所，在另一首诗《司马厅独宿》中，他忍不住再次悲叹道：“官曹冷似冰，谁肯来同宿？”足见其内心之孤苦和生存条件之恶劣。而恰在这时，又传来了长兄白幼文的死讯。“交游行路，尚为兴叹；骨肉亲爱，岂可胜哀！”得知长兄的死讯，白居易心骨俱碎。他在次年创作的一首感怀诗中写道：“碧荑红缕今何在？风雨飘将去不回。惆怅去年墙下地，今春唯有荠花开。”表面上似乎在感叹合欢花为风雨所摧、一去不回，但更深层的意义，却是在悲叹生命的无常、脆弱和短暂。
相比白居易，苏轼的处境显得更加艰难。首先，与白居易因越职言事而被贬不同，苏轼之被贬，乃是因为讪谤由神宗亲自主持的新政，被认为有“不臣之心”。如果不是考虑到苏轼难以估量的社会影响力和大量朝臣的营救，神宗对苏轼的惩罚也许远不止贬谪黄州如此简单。在御史台狱中，苏轼甚至认为自己已难逃一死，并且作诗托狱卒转交弟弟苏辙，隐隐有托孤之意。即便是在数年之后，回顾这一段贬谪经历的苏轼也依旧惊魂难定、后怕不已，道：“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
其次，是贬所更加恶劣的生活条件，包括经济条件、居住条件和气候条件等。试看苏轼作于元丰三年的《初到黄州》一诗：“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诗后自注：“检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清人王文诰案：“如无折支物，则累年不可常得。”可见苏轼当时已领不到俸禄。所以在《答秦太虚书》中，苏轼说自己“廪入既绝”，不得不“痛自节俭”，把全家每天的花费控制在一百五十钱以内。抵达黄州的第二年，为了补贴家用，他还亲率全家开荒种地，种植了些秔稌、枣栗之类的作物。足见其经济状况的窘迫。如果说白居易还可以抱怨自己的司马宅萧条冷清的话，初到黄州的苏轼却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暂时借宿在定惠院的僧舍中。之后，在知州徐君猷的帮助下，苏轼才得以把家安在了长江边上的一座驿站：临皋亭。尽管苏轼一再在诗文中美化这座叫临皋亭的驿站，把它描绘成一个依山伴水、风光无限的人间仙境，但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元丰三年写给好友陈慥的信中，苏轼为没有合适的房间接待陈慥而发愁，写道：“临皋虽有一室可憩从者，但西日可畏。承天极相近，或门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后相度。”家中能腾出的仅有一间朝西的酷热难当的房间，以致苏轼不得不考虑让陈慥到附近的承天寺借宿，或者干脆就让其住在门前停泊的破船上。可见临皋亭并不像苏轼诗文中描绘的那样美好，其居住条件一直都不是很理想。同时，“西日可畏”四字还透露出黄州气候条件的恶劣。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齐安行》一诗中写道：“最愁三伏热如甑，北客十人八九病。百年生死向中州，千金莫作齐安游。”对黄州夏季湿热的气候谈虎色变。而苏轼一家抵达黄州的时间为农历五月，其时正值夏季，一家人水土不服纷纷病倒，苏轼的乳母任氏更是一病身亡。在《答秦太虚书》中，苏轼写道：“轼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丧一女子，而轼亦丧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乡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谪居生活中接连的打击和变故，让苏轼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开始感叹生命的脆弱和短暂。
第三，由生命短暂引发的关于“身”与“心”的关系的思考。仕途漂泊，加上病痛的折磨，以及亲朋好友接二连三的死亡变故，让白居易、苏轼深感生命的脆弱和无奈。同时，一种渴望超脱现实困境、实现命运自主的强烈愿望也在白、苏的心底悄然萌生。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显然还无法实现。无论是老病的身体状况，还是迁臣逐客的政治身份，都不是他们所能够改变的。那么，怎么办？在一次又一次的挣扎突围中，白居易和苏轼找到了突破口，就是试图把“身”和“心”分离，让“心”不受“身”的束缚。因为外在的现实状况并非人力所能改变，白居易和苏轼便把目光转向了内在的精神层面，以期实现另一种意义上的自主。至于他们具体是怎样认识“身”与“心”的关系，其思考过程是怎样的？则还需要结合二者的佛道思想加以论述。
3、佛道思想的濡染
白居易、苏轼的思想行为与佛道二家思想有关，这一点早已被历代学者关注、研究，近人陈寅恪曾撰有《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对这一问题论述甚详；林语堂《苏东坡传》亦指出佛道二家思想使苏轼的“想法和作品更加添了一番色泽。”不过，对于佛道二家思想与白、苏寄寓思想的关系的研究，则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成果较少。
白居易在作于开成四年的《病中诗十五首》的序言中写道：“余早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指出了自己接受佛道思想的两个阶段：学理的思辨和经验的印证。其中后一阶段，即经验的印证，与前文所述白居易的贬谪境遇（包括身、心两个方面）有无法忽视的关联。宗教是一种奇妙的信仰，它描绘了宇宙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使信众得以从短暂、苦难的现实中超脱出来，获得另一层面的安宁和满足。仕途的不顺、身体的老病、亲朋的死生，接踵而至的变故让早已熟读佛道经典的白居易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佛道二家所构筑的宗教哲学，并且在参悟与印证中获得了不小的收获。他从《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偈语中获得顿悟，认识到自己所面对的一切苦难与欢愉，都是短暂而虚妄的。就连人的肉身，也不过是一副虚幻、不净的臭皮囊。在《病中诗十五首·罢灸》中，白居易写道：“病身佛说将何喻，变灭须臾岂不闻？莫遣净名知我笑，休将火艾灸浮云。”就是从佛教思想中得到启发，把身体视作浮云，决意停止病痛的治疗，不再执著于此身，字里行间体现出一种随缘自适、乐观放达的超然态度。但是，对现实人生的彻底否定，也让白居易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条价值虚无的道路，让他的作品充斥着怀疑和虚无的审美情绪。关于这一点，下文将另作论述。
苏轼面临着与白居易一样的困境。看不到丝毫希望的仕途现状，尤其是御史台狱中不堪回首的记忆，让苏轼心灰意冷、疲惫不堪，终日闭门不出，“惟佛经以遣日”。与白居易相似，苏轼也试图以自身的遭际去印证佛道经典中所阐释的思想哲理，期冀从中得到解脱之法。在作于元丰七年的一首诗中，苏轼说自己“中年忝闻道，梦幻讲已详”。这里的“道”，就是佛道二家思想，尤指其中人生虚妄、如梦幻泡影的内容。把人生视作一场虚幻、短暂的梦境，这是佛道二家共同的主张，见于诸多经文之中。如前引佛教《金刚经》所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以及道家《南华经》的“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均持此说。苏轼采纳了这一主张，并把这种人生虚幻意识进一步深化，认为“过去、现在、将来，宇宙、历史、人生无不如梦，无不虚幻。”翻阅苏轼这一时期的作品，可以看到大量感叹人生如梦的内容，如“万事到头都是梦”、“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等。苏轼用否认“此身”来否定自己所经受的苦难，但同时，这种强烈的人生虚幻意识也将他推向了梦幻破灭的边缘：如果人生的一切内容都虚幻不实，那么生命的存在还有何意义？苏轼把目光转向了“心（性）”，认为这是符合天道的东西，是超越梦境的真实、永恒的存在。同时，就像佛教徒的修行度世一样，苏轼又转而肯定起“此身”的价值来，同时也就肯定了自己造福于民的政治活动。
总之，白居易、苏轼的寄寓思想的最终形成，尤其是其中关于人生虚幻并进而引出“身”与“心”的关系的内容，与佛道二家思想的濡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第四章
寄寓思想下的白居易、苏轼贬谪诗歌比较
作为白居易、苏轼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寄寓思想对白居易、苏轼的贬谪诗歌创作势必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是造成二者贬谪诗歌内在关联的根本成因。这种关联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艺术风格和情感意蕴。
1、艺术风格
白居易、苏轼贬谪诗歌的艺术风格有相通之处，都充斥着怀疑、茫然和价值虚无的审美情绪。翻开白、苏二者的诗集，可以看到大量相关的例证。先看白居易。在前文追溯白居易寄寓思想成因时，已经论述了白居易对于人生短暂和命运莫测的认识，已经表现出怀疑、茫然和价值虚无的审美的情绪。不过，白居易的怀疑、茫然和对人生价值的否定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而对士大夫人格价值乃至佛道思想都提出了怀疑和否定。在《赠杓直》一诗中，白居易先肯定了孔子、颜渊超越凡俗的人格价值，却笔锋一转，叹道：“二人如何人，不奈命与天。”在命运的面前，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意义。对于佛道所追求的长生，白居易也提出了质疑：“神仙但闻说，灵药不可求；长生无得者，举世如蜉蝣。”佛道二家虽然描绘了一个美轮美奂的长生世界，可古往今来修成正果、得道飞升的又有何人？没有，有的只是一些和长生一样虚无缥缈的传说罢了！至此，白居易陷入了彻底的怀疑、茫然和虚无之中。他说此时的自己“已任时命去，亦从岁月除”，又说：“年长识命分，心慵少营为。”“我知世无幻，了无干世意。”否定了一切的白居易仿佛突然被抽空，化作了一缕虚幻的浮云，无力地随风飘荡着，了无生趣。
再看苏轼。苏轼的贬谪诗中同样时有怀疑、茫然和价值虚无的审美情绪表露，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前文已经提到的苏轼对“人生如梦”的一再吟叹。虽然“人生如梦”是中国文人的常规慨叹，但像苏轼那样“随着生命的进程，逐年累月地体会梦境般的感受，把过去的三年、五年、十五年都断之为梦，却可见出虚幻意识的沉重有加。”此外，和白诗不同的是，苏诗还经常通过写景咏物的方式来间接地表达这种独特的审美情绪。比如《梅花二首》中的“开自无聊落更愁”，认为不论开落，对幽独愁苦的梅花都毫无意义。又如《寒食雨二首》中的“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勾勒出一幅苍茫寥廓的雨中江景图，暗藏诗人茫然不知所之的情绪。此前，在《竹阁》一诗中，苏轼还是对佛道二家描绘的仙境极乐提出了质疑，道：“海山兜率两茫然”，谓仙境极乐亦是虚妄、飘渺难求。可见，在乐观旷达的主调之外，和白诗一样，苏诗也时有怀疑、茫然和价值虚无的审美情绪表露。
同时，就像前文论述的白、苏的寄寓思想存在差异一样，白居易、苏轼贬谪诗歌的艺术风格也存在迥异之处。这种迥异之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苏诗“改变了白诗津津乐道于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和享受，以及浅俗直白、琐碎繁弱的作风”，整体上较白诗超旷、清雅、雄健。苏轼《答毕仲举书》云：“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静与懒、达与放，这四个字非常贴切地概括了白、苏贬谪诗歌艺术风格的不同。在白居易看来，生命既如此短暂，祸福又自有命分，那么个人的作为还有何意义？所以，白居易选择了“懒”和“放”。在作于宝历二年的《自问行何迟》中，白居易在不厌其烦地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完自己“酒醒夜深后，睡足日高时”的生活状态后，叹道：“想到京国日，懒放亦如斯。”明确使用“懒放”二字来概括自己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就是大量流连于物质上的闲适满足风格浅俗直白、内容琐碎繁杂的“闲适诗”。苏轼虽然也感叹人生的短暂和命运的难以自主，却并未因此而彻底否定人生的意义。在苏轼看来，人生虽然如梦，但却始终有其主体性，有永恒、实在并且暗合天道的“心”存在。也正是如此，苏轼才得以最终从茫然和虚无中超脱出来，踏出了一条和前人大异其趣的道路。苏轼追求静和达，表现在诗歌上就是不留意于物，以超然旷达的心态观照一切，显示出主体心灵的宁静、恬淡和达观。比如作于元丰六年的《东坡》一诗：“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就完全没有白诗的浅俗、繁絮，被清人王文诰赞为自然天成、格调清雅。
2、情感意蕴
正如前引曹丕《善哉行》所云，“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寄寓思想带给白居易、苏轼的一是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的人生态度，反映在二者的贬谪诗文中，最明显的就是二者在对“心”与“乡”的关系的理解上所产生的强烈共鸣。试看二者原话，白居易：“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是吾家。”苏轼：“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把乡土视作心灵的归处，而剔除其地理上的含义，虽天涯海角亦泰然处之，足见白、苏超然的人生态度。
不过，在相似的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主格调之外，白居易、苏轼贬谪诗中的情感意蕴亦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苏轼较白居易似更达观一些，而白居易则时有哀怨之情流露。如白居易谪居江州时，曾抱怨当地的山歌和村笛“呕哑嘈杂难为听”，而处境与之相似的苏轼却欣喜地发现黄州“村酒亦自醇酽”。又如白居易曾在诗中悲叹“黄鸡催晓”、“百日催年”，苏轼却反其意而用之，朗声吟出了“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豪言壮语。又如白居易常以白发自悲，而苏轼却不以为然，认为“白发何足道，要使双瞳方”。苏轼对白居易并非一味盲从，而是始终都有着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在《书乐天香山诗》中，苏轼明确表明了这种态度，道：“乐天每闲冷衰病，发于咏叹，辄以公卿投荒、僇死不获其终者自解。于亦鄙之。”可知苏轼亦已发觉白居易的问题，并且对此颇有微词，明确使用“于亦鄙之”四字来表明自己对白居易的批判。
第五章
结论
综上所述，寄寓思想，即把人生看作一段寄寓的过程，并把“身”看作“心”的寓所，是白居易、苏轼人生思考的主要内容。其形成与陶渊明的影响、各自的迁谪经历，以及佛道二家思想的濡染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而作为白居易、苏轼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寄寓思想对白居易、苏轼的贬谪诗歌创作势也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造成了二者贬谪诗中怀疑、茫然和价值虚无的审美情绪，以及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情感意蕴；同时，由于二者寄寓思想存在的一些差异，也使得苏诗对白诗有所批判和超越，主要表现在苏诗克服了白诗流连于物质享受、风格浅俗直白、内容琐碎繁杂的缺陷，风格比白诗更加超旷、清雅、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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