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两字谥号和单字谥号的比较 ，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
2015-02-27 10:19阅读：
有关两字谥号和单字谥号的比较
，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
(写于2012年11月3日)
先说下，我的观点：
1，臣子谥号所用的字都有固定的意义，也就是根据孔子删定的《逸周书*谥法解》为基准。所以“文”的意思，只有那么几个。君臣谥号是不同的，不能同义。所以像“经纬天地曰文”是不能用在臣子身上的。
2，臣子的谥号是有个发展过程的，但在古人看来，复谥比单谥好，也就是说，2字谥优于1字谥的。“文正”优于单谥“文”。
3，初唐以后，“文贞”（宋时为避讳改为“文正”）就成为对文臣最大的褒奖，是极美的谥号，朝廷不轻易授予。有许多史料可以佐证“文正”是人臣最高的谥号，都有明确的记载。反而是单谥“文”，唐以前单谥“文”的大臣有许多都是毁誉参半的，唐以后的都是表彰个人品德和文学道学成就的。没有任何史料能证明单谥“文”是最好的，或者“文”比“文正”好。
4，定谥号是有很严格的程序的，要走很多道过程，不是皇帝喜欢这个臣子，就可以随便给他什么谥号的。王安石单谥“文”是为了隐恶！遵“取一善为定”的古训。韩愈和朱熹本来不够有谥号的品级，单谥“文”也是表彰其在文学道学上的成就。
下面我来一条条解释，列证据。
1、复谥
好还是单谥好，这个历史上也是有过争论的。最终的意见是，2字谥比1字谥要好，所以2字谥越来越多，最终到明清时成为定例。
南宋左丞相京镗死后，谥文穆，其子请避家讳，改为文忠。太常驳之说，当年大儒杨亿，谥文，要加一“忠”字，都没有给。“夫欲加一字犹且不可，况二字俱极美乎？”否定了其家之请。证明了两字比单字谥更加难得，也说明了单谥“文”甚至还不如“文忠”好。
秦以前，没有什么控制，基本比较杂乱。汉以后一直有严格的控制，大体以2字为限。先秦卿大夫有单谥，有复谥，还有极个别的三字谥，并无定例。两汉，总共有582例臣谥中，绝大多数为单谥，只有萧何、张良、霍光、马援等16人（都是权臣或皇后的父兄）是复谥。三国到唐，臣谥仍一二字兼用。
晋至唐，礼官对单复谥是否含褒贬之义曾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最有名的争议有这几个。
一、记载最早的一个争论，是从东晋司空蔡谟的谥号引起的。蔡谟曾为晋康帝师傅，穆帝时官至司徒。死后，太常议谥为“穆”。司空长史孔严认为蔡谟“博士引礼之义，以通高尚之事。穆，诚是美谥。然蔡公德业既重，又是先帝师傅，居总录之重，则是参贰宰相。考行定名，义存实录，不可不详。”提出不应该只给他一字之谥。晋孝宗采纳孔严的意见，给蔡谟谥“文穆”。也就是说，东晋时认为，复谥是优于单谥的。
二、唐丞相吕*死后，太常博士独孤及议谥为“肃”。度支郎严郢驳议说“国家故事，宰臣之谥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吕公文能无害，武能禁暴，贞则干事，忠则得人，盛烈弘规不可备举，请谥吕公曰“忠肃”。”独孤及答驳议，说许多“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谥不过一字，不闻其子孙佐吏有以字少称屈者。”……
严郢认为宰相用复谥比单谥更好。注意独孤及的说法，他说以前好多有名的宰相用单谥，那些宰相的子孙也没有认为字少就叫屈。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当时社会上还是认同两字比一字好。
三、唐顺宗时，为了相国郑旬瑜的谥号，又发生争论。太常博士徐复议谥为“文献”。兵部待郎李巽驳之，说“两字之谥，非《春秋》之正，故相国郑公之谥为“文”，足矣，焉用“献”哉？为“献”可矣，焉用“文”哉？两字兼谥，切所未谕。”徐复再议说：“驳正所设，但当谕谥之当否，不宜诘字之多少。苟有不当，虽一字可乎？若皆允宜，虽二字何害。”他列举两汉佐命之臣二字谥的例子，希望仍依前谥曰“文献”。太常复议，结果还是给郑旬瑜以“文献”的两字谥。
这个其中也有历史的因素了。李巽认为用一个字就够了，可用这个，也可用那个，并没有说一字比两字的好。徐复就列举了汉时佐命大臣都用二字谥，如萧何、张良、霍光、马援等，都是有大功的名臣，或者是皇后的父亲兄长，没有例外，两汉只有16人是两字谥号，而且都是重臣，名臣，所以他认二字更好。
综观从汉至唐朝，看复谥比例不断增加的实际和汉晋2字谥多用于权臣与皇后父兄，就不可否认单复谥兼用时，人们一般还是认为2字谥优于1字谥的。因为“谥以表行，一字谥，一美也，二字谥，兼美也”，当然兼美要胜过一美了。“兼”在古汉语中是“同时具有”的意思。
宋代一字谥少，但总趋势仍然以双谥为美。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三公宰执还是县官将弁，只要给谥，极大多数都用复数。
2、“文正”是怎么发展成为臣子极美的谥号的。
谥号也是历史赋予的含义的。也就是说，前代有贤臣名臣得了这个谥号，那么这个谥号在后代就会很受推崇。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文正”上。
《钱塘先贤传赞》中记载，晋太康中范子安平，东吴时临海太守，后谢病还家，屡召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诏追谥“文正先生”。些盖谥“文正”之最先者。
到了唐朝的时候，初唐名相魏征、陆象先、宋璟等人得到了“文贞”的谥号。文贞一谥，成了众人追逐的目标，逐渐越来越受追捧，成为对大臣最高的褒奖。
在唐朝的时候，名相张说被谥为'文贞'，但引起大臣们很大的争论。杨伯诚、张九龄等都参加了争论。最后还是玄宗皇帝亲自下诏，亲自为张说撰写碑文，御笔赐谥文贞，才结束了朝臣们关于张说该不该谥“文贞”的谥号的争论。
后来，丞相杨绾死后，太常议谥文贞，郎中苏端驳斥说：“昔公叔文子有死卫之节，修班制这勤，社稷不辱，方居些谥。*及太宗初，魏微有匡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苏襄有保安不夺之节。所以诸贤甚众，谥文贞者不过数公。”杨绾“焉可比德”，不配文贞之谥，只有另谥，才能使“黄泉之魂，免惭于苏、魏”。唐肃宗见礼臣都辩不过苏端，气愤已极，将其贬为广州外司马，但又碍于公议，只好给杨绾定谥“文简”。
这些都可以看出，“文贞”已成为大臣心目中至高的、不能轻易予人的谥号了。
北宋时承唐时的风气，初年的几位大臣，像李昉、王旦都被谥为文贞。到宋仁宗的时候，因为宋仁宗叫赵祯，为了避讳，文贞才改为“文正”。到了夏竦被拟定要谥为文正的时候，司马光第一次提出了：“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生晋太傅，死谥文正”。
司马光认为“所谓道德博文曰文者，非闻见杂博之谓也，盖以所学所行不离于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都，非柔懦苟愉之谓也，盖以《诗》云
靖共尔位，好是正直
也。”“文正”一谥，正式被人们承认为人臣极美的谥好，朝廷不肯轻易赐人。注意，这是仁宗年间的事。从仁宗开始，“文正”正式确立了人臣极美之谥的地位。
宋朝得文正谥号的有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等九名。
关于“文正”是人臣极美之谥，最高的谥号，还有许多更明确的记载。宋《梁溪漫志》中记载：“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之。国朝以来得此谥乾，惟公与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肪、王太尉旦皆谥“文贞”。后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为“文正”。”
清代梁章钜《浪迹丛谈》中说：“凡臣工谥法，古以“文正”为最荣。今人亦踵其说，则竟以“文正”为佳谥之首称。”
还有就是张之洞嫉妒曾国藩得谥“文正”的那个故事，都可以佐证“文正”是佳谥之首。而史料中从来没单谥“文”比“文正”更好的记载，甚至都不能说“文”比“文献”，“文忠”更好！
3、单谥一个字“文”的情况，都是表彰其文学和道德成就的。
在唐宋以前的东汉窦固、东吴张昭、晋司马昭、魏宇文泰等人，都单谥一个“文”字。但这几人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的。唐以后，有几个著名的单谥“文”情况。
一是唐代文宗韩愈。要注意韩愈死时终官是正四品吏部侍郎，按唐代的规定，本来是没有资格得到谥号的。
唐制规定：“诸职事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身亡者，佐吏录行状申考功，考功责历任堪校，下太常寺拟谥。讫，复申考功于都堂，集省内官仪定，然后奏闻，赠官同职事。无爵都称“子”，若蕴德邱园，声实明著，虽无官爵，亦奏赐谥曰“先生”。”，，，（见《唐六典》注）确定了得谥者的身份，必须是担任实职三品以上，或担任闲职二品以上的官员方有得谥资格。
韩愈被称为当时的“海内文宗”，文坛地位非常高。他是死后赠以礼部尚书之官，而赐谥为“文”。表彰其文学功业的。还有白居易死时是不要谥号的，后来追谥“文”。
朱熹也谥“文”。他一生当小官，本来也没有得谥的资格
，同样也是因为理学当时的地位和他本身在理学上的成就，在死后十年，才追谥为“文”。
还有一个最能说明单字“文”不如二字的“文正”，甚至不如“文忠”。南宋左丞相京镗死后，谥文穆，其子请避家讳，改为文忠。太常驳之说，当年大儒杨亿，谥文，要加一“忠”字，都没有给。“夫欲加一字犹且不可，况二字俱极美乎？”否定了其家之请。注意太常寺的说法，杨亿谥“文”，想再个“忠”字都不行。这是最明确证据了。
还有两个例子，一个是苏洵，在南宋时被追谥为“文”。南宋宁宗时，李壁上书，请求给苏洵破格赐谥。在《与苏洵定谥札子》中，他说“苏洵学综六艺，词雄百家，通于王政，达于权事。……故欧阳修一见太息，比之荀卿，而韩琦尤加器重，以为文追《典》、《诰》，论极《皇》、《王》。”最后说，“仰惟陛下恢弘远猷，崇尚实学，如洵之贤，宜在褒表。”由此，给苏洵谥为文。“文”就是指文学成就。
还有欧阳修，本来议谥是“文”，后来改为“文忠”，参与拟谥的李清臣在《欧阳文忠公（修）谥法》这样说的。“太常合议曰：公为圣宋贤臣，一世学者之所师法，明于道德，见于文章，究览六经群史诸子百氏，驰骋贯穿，述作数十百万言，以传先王之遗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马迁、扬雄、韩愈，无所不及，而有过之者。。。。。。太师之功，于教化治道为最多。如太师，真可谓文矣。吏持众议白太常官长，有曰：文则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生好谏诤，当加献，为文献；无已，则忠，为文忠。众相视曰：其如何？则又合议曰：文献迭犯庙谥，固不可，忠亦太师之大节。……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丽“文”，宜为当。”文是文学成就，忠指政治上的立场。
4、最后说说王安石。
因为谥号的解释必须严格按照《谥法解》，所以“文”字也是一样的。王安石谥单字“文”，也只能是那几个意思，道德博闻曰文。是肯定其文学地位的。为什么不提政治上的问题，是因为王在政治上争议太大，，最后依“取一善为定”的古训，而单谥为文。
这是有前例可循的。东晋谢石谥号的议定。淝水之战时，谢石任征讨大都督，大败符坚，有大功。因其淝水之功取《谥法》，“因事有功曰襄”，又因其为官贪婪混世，取《谥法》“贪以败官曰墨”，建议谥为襄墨公。八座议论，最后依“取一善为定”的古训，而单谥为襄。
大臣的谥号的议定是有很严格的程序的。不是你皇帝喜欢哪个大臣，
想给什么谥号就给的。
《宋史
礼志》“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薨，本家录行状上尚书省考功，移太常礼院议定博士撰议。考功审复判，都省**官参议，上中书门下宰臣判准，始录奏闻，敕付所司，即考功录牒，以未葬前赐其家。省官有异议者，听具议闻。蕴德邱园，声实明著，虽无官爵，亦奏谥曰先生。”
前面说到了好多了。东晋、唐代都有这样的例子，皇帝想给这个臣子一个好的谥号，无一不碰了钉子，最后还是服软了事。北宋时，也出现过几次这样的事情。最有名的几个，宋仁宗时对夏竦谥号的争论，仁宗直接下旨给了“文正”的谥号。结果大臣们都不干了，最后皇帝让步，改谥“文庄”。可以看看司马光的《论夏令公谥状》、《论夏令公谥第二状》。
还有韩维等人对宰相陈执中谥号的争论。《宋史
陈执中传》记载：“及议谥，礼官韩维曰：“执中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缘一言，遂至贵显。天子以后宫之丧，问所以葬祭之礼，执中位上相，不能总率群司考正仪典，知治丧皇仪非嫔御之礼，追册位号于宫闱有嫌，建庙用乐逾祖宗旧制，皆白而行之，此不忠之大者。闺门之内，礼分不明，夫人正室疏薄自绌，庶妾**悍逸不制，其治家无足言者。宰相不能秉道率礼，正身齐家，方杜门深居，谢绝宾客，曰：‘我无私也，我不党也。’岂不陋哉？谥法：‘宠禄光大曰荣’，‘不勤成名曰灵’。执中出入将相，以一品就第，宠禄光大矣；得位行政，贤士大夫无述焉，不勤成名矣；请谥曰荣灵。”后改谥恭襄，诏谥曰恭。帝篆其墓碑曰“褒忠之碑”。”
所以说，哲宗即使想给王安石一个最好的谥，也不可能的。悠悠之口，是堵不住的。皇帝是不能亲自下旨赐给臣子谥号的，要经过非常严格的程序，让众多大臣商议后，列出几个备选的，再让皇帝选一个。
对谥号的研究，在清朝时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出现了许多专著，像《历代名臣谥法汇考》
《皇朝谥法考》《谥法考》
等。
到了近现代，关于谥法的研究更是有许多的成果。有许多
论文。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如《谥法研究》《宋代谥法初探》，《明清谥法研究》等等专著。可以把谥法研究透了，研究尽了。参看这些专家的研究，看看和你自己认为的一样吗？
（转天涯一段）
个人认为谥“文”之本身是学问大家，但是和政治的牵连并不大，这点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程朱理学”的朱熹，“新乐府运动”的白居易，，'西昆体'诗歌主要作家杨亿等等都可以看出来，虽然为官但是都不算是国之重臣，其他如李翱、陆希声、权德舆等人都是诗人出身，参政也不深入，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谥“文”的就专门是为了赞扬其在学问上的造诣？
又由于和政治的相对隔绝，所以没有选择另外一个字来配合，因为一般后面一个字无论是“忠”“襄”等等都多少要在政治活动中体现出来的。
当然上述规律有一个人除外，就是熙宁变法的主持人王安石。荆公是确确实实的重臣，政治气息浓重。为什么也是单谥文呢？也许应该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拗相公的谥号“文”是哲宗给的，哲宗时新旧党的势力仍然还在相互抗衡着，哲宗本人也经历了从一个旧党支持者向新党靠拢的过程。特别是由于太后的存在，情况变的更加复杂。我估计也许是政治上的妥协？？？两边都不想得罪？？还是有意否定王安石在政治上的表现？？这个就不得而知了。总而言之，我认为“文正”作为古代的最高谥号的地位应该是可以确定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