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时节雨霏霏：黄梅戏命名考源与文化守望廖理南
2026-05-24 08:54阅读：
黄梅时节雨霏霏：黄梅戏命名考源与文化守望
廖理南
文章缘起
本文的写作，缘于一次意义深远的学术探访与思想碰撞。2012 年 4 月 22
日，时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文学博士朱文根先生赴宿松县佐坝乡松梅岭考察 ——
这里留存着黄梅戏源头时期搭台演戏的古戏台遗址，青石板上的斑驳痕迹，仍镌刻着民间艺术最初的生机。考察间隙，笔者向朱主任系统阐述了关于
“黄梅戏” 命名依据的核心观点：此剧种之名，并非源于湖北 “黄梅县” 这一地域概念，而应本于江南地区特有的
“黄梅季节”。朱主任听罢，以学者特有的严谨与宽厚颔首勉励：“学术研究贵在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求证之道，尤重以理服人。你既提出此见，当竭力将支撑之理由阐释透彻。”
这番话既是对学术求真精神的深切倡导，更是对笔者深耕地方文化研究的殷切期许，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后续考证之路。
此次视察，既是对过往地方文化发掘工作的一次检阅，更从根本上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地方志工作的时代价值与社会责任。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绝非尘封往事的
“故纸堆”，而是连接历史与未来、传承文化基因的精神纽带。主任的讲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在新时代背景下，地方志工作不应止步于 “存史”
的静态记录，更应致力于 “资政” 与 “育人” 的动态实践，让沉睡的史料 “活”
起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历史智慧，为公众精神世界提供丰厚滋养。
正是基于此次视察所带来的深层思考与责任触动，我们决意撰写此文。一方面，旨在通过文献考证与逻辑推演，厘清黄梅戏命名的本源，还原这一民间艺术的历史真相；另一方面，更希望以此次考源为契机，探讨新时期地方志工作活化利用的路径，将厚重的历史底蕴转化为推动地方发展的文化软实力，以不负领导嘱托，不辱时代使命。
关于黄梅戏之名的由来，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传统观点多将其简单归于湖北省黄梅县，视 “黄梅”
为纯粹的地域标识，然此说在文献实证、艺术本体溯源与逻辑推演上均存在难以自洽之处。结合明清方志、民俗口述史、田野调查材料与艺术本体特征的系统性梳理，我们不禁要重新审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核心真相：黄梅戏之
“黄梅”，本源实指长江中下游地区特有的 “黄梅时节”（农历三四月采茶农忙季），是承载着农事节律
、民俗风情与文学意象的时间符号，而非单纯的地理名称。
一、名实之辨：对 “地理起源说” 的再审视
“黄梅县起源说” 的核心逻辑是：该剧种由湖北黄梅县的灾民或艺人带入安徽，因发源地而得名
“黄梅戏”。然而，详查史料记载、艺术本体特征与命名逻辑，此说疑窦丛生，难以成立。
首先，从文献记载的时间线与称谓差异来看，存在明显矛盾。清光绪五年（1879
年），上海《申报》已有明确报道：“皖省（安庆）北门一带，近来竟有演唱黄梅淫戏者，淫词艳曲，传播伤风，地方官出示严禁。”
这是目前所见最早以 “黄梅”
命名该戏曲形式的文献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同期与黄梅县仅一江之隔的江西九江地区，同类民间表演在《申报》（1887 年）的报道中却被称为
“采茶淫戏”，而非 “黄梅调”。若此剧种确为湖北黄梅县特有并向外输出的艺术形式，为何在地理更近、交流更频的九江反而不以 “黄梅”
称之？更具说服力的直接证据来自民国十年（1921 年）编纂的《宿松县志》，该志明确记载：“邑西南与黄梅接壤，梅俗好演采茶小戏……
邑青年弟子，亦或习之，然邑中认为淫戏，屡禁屡演。” 这段记载清晰地将湖北黄梅的 “采茶小戏” 与安徽宿松本地的同类表演区分开来 ——
前者被界定为 “梅俗”（外来习俗），后者是本地青年的 “习之”（模仿学习），二者在当时的地方认知中并非同一剧种，进一步佐证了
“地域起源说” 的逻辑断裂。
其次，从剧种艺术特征的溯源来看，其音乐本体与安庆本土文化的亲缘性远强于与湖北黄梅的关联。1954
年，音乐家张锐带领团队对安徽黄梅调老腔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足迹遍布安庆府属太湖、宿松、潜山等县，最终形成《黄梅调音乐研究》报告，明确指出：黄梅戏的基础腔调（如
“平词”“花腔”“彩腔”）与安庆地区的山歌、秧歌、渔歌等民间音乐，尤其是太湖一带的
“蓄秧腔”，在旋律走向、节奏型态、调式结构上高度吻合，“其声腔基因根植于安庆本土民间音乐土壤”。演唱实践更能印证这一点：使用安庆方言演唱时，字正腔圆，情感表达自然流畅；而改用湖北黄梅方言演唱，则会出现声韵脱节、情感违和的现象。这一本体性证据，强有力地支持了声腔的本地生成论。此外，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旁证来自陕西省商南县
—— 该县人口多为清乾隆时期安庆府（尤以太湖县为主）的移民后裔，素有 “小太湖” 之称。当地流传的 “商南民歌”
中，有多首小调在音乐形态、旋律骨干与演唱方式上，与黄梅戏的花腔小调惊人相似，如《打猪草》的衬词韵律、《夫妻观灯》的节奏型态，几乎一脉相承。这一文化
“飞地” 现象绝非偶然的文化传播所能解释，而是安庆本土民间音乐随移民迁徙而保存下来的
“活化石”，反向印证了黄梅戏核心音乐元素的安庆血统。
最后，从命名逻辑的内在自洽性来看，早期学者已提出有力质疑。1939
年，著名学者程演生在《皖优谱》中明确指出：“今之所谓黄梅调小戏者，实安徽之一种民间歌曲。他省无此戏，亦无此调也。” 这一论断直指
“地理起源说” 的核心矛盾：若 “黄梅” 指湖北黄梅县这一地域名称，那么以此县名命名的剧种，何以在发源地以外的安徽被明确界定为
“他省无此戏” 的独有艺术？这在命名逻辑上完全无法自洽。唯有将 “黄梅” 解读为安徽本地特有的季节符号，方能解释其 “独属皖省”
的艺术特质。
二、本源探赜：“黄梅时节” 作为文化母体
剥离了简单的地理附会之后，“黄梅” 一词的本真含义需回归其更广阔的农耕文化语境与传统语义体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语境中，“黄梅”
首先且核心的指向是 “黄梅时节”，即春末夏初梅子黄熟时节的特殊气候时段，这一语义在典籍、民俗与日常生活中均有坚实支撑。
何谓
“黄梅季节”？《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权威工具书释义高度趋同：指立夏之后、小满前后，江南地区梅子由青转黄、雨水连绵的时段。从农事节律来看，此时节春播已毕，夏耕伊始，皖南、赣北、浙西、皖西南（安庆府属）等地村民正忙于采摘第三茬春茶、进行水稻插秧，是一年中首个农忙高峰；从气候特征来看，冷暖空气在江淮流域持续交汇，形成
“淫雨霏霏，连月不开” 的持续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气温偏高，衣物易霉、器物易潮，故民间俗称 “黄梅天”“霉雨天”（“梅” 与 “霉”
谐音，更显民俗智慧）。
这一节气与景致，早已深度融入中华文化血脉，成为诗词歌赋中辨识度极高的经典意象。南宋诗人赵师秀《约客》的名句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以白描手法勾勒出黄梅雨季的氤氲氛围，流传千古；南宋词人辛弃疾《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中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则将黄梅雨与离愁别绪相融，意境悠远。有趣的是，关于黄梅天气的阴晴之辨，历史上曾留下一段文人雅谈，更印证了
“黄梅” 的季节属性。清代桐城派鼻祖方苞赴宿松拜访友人、著名学者朱书，二人小酌于县城 “太白楼”
酒肆。时值黄梅季，方苞言此节令以多雨为常，引赵师秀 “黄梅时节家家雨”
为证；朱书则不以为然，称宿松黄梅季多晴日，举南宋诗人曾几《三衢道中》“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
相抗。二人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店主人见状，含笑引南宋戴敏《初夏游张园》诗句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
解围。三人所引皆为宋诗名篇，却道出了黄梅天气的真实面貌 —— 非恒雨，亦非恒晴，而是 “半阴晴”
的多变特质。这场充满机锋的争论，不仅展现了古代文人的博学与思辨，更从深层印证了：在明清时期的文化语境中，“黄梅”
一词首要指向的是特定季节与天气特征，其语义核心是时间属性，而非某一固定地域。
在民俗层面，“黄梅” 与农事节律、日常生活的关联同样紧密。江南地区广泛流传着 “黄梅到，蚕桑俏”
的谚语，意为黄梅时节正是春蚕吐丝结茧的关键期，农户需精心照料，方能获得好收成；皖西南一带则有 “黄梅采茶忙，歌声满山岗”
的俗语，直接将黄梅时节与采茶劳作、山歌传唱绑定；民间亦有 “黄梅天，晒衣难”“黄梅雨，下勿停，晒谷难得干”
等说法，生动反映了这一季节的气候特征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这些谚语俗语经数百年口耳相传，成为民众对 “黄梅”
季节属性的朴素认知，与文学作品中的意象相互呼应、彼此印证，共同构建了 “黄梅” 指向季节的坚实文化根基。
三、劳动的歌谣：黄梅戏的起源语境与史料佐证
回归黄梅戏的起源语境，其命名与 “黄梅时节”
的深度关联愈发清晰。黄梅时节正值春夏之交，江南大地气温回升，农作物进入生长旺季，田间劳作（如插秧、采茶、耘田、除草）强度显著增大。长时间的弯腰劳作极易使人疲惫，智慧的劳动人民便在劳作间隙引吭高歌，以歌谣排解疲乏、协调动作、传递情感、鼓舞干劲。山歌、采茶调、田歌、耘田号子等民间小调应运而生，成为田间地头的精神慰藉与情感载体
—— 这正是黄梅戏的雏形，是 “从田埂上长出来的艺术”。
宿松地区的明清方志记载，为黄梅戏与季节农事的关联提供了最直接、最确凿的史料支撑。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宿松县志?风俗志》明文记载：“四月，农家始布谷，或具酒食，招亲故听田歌。”
四月正是宿松黄梅季节的开端，此时布谷播种、采茶启始，农事初兴，村民以 “田歌”
助兴，以歌声缓解劳作之苦。这种与农事节奏深度绑定的歌唱习俗，正是采茶调诞生的土壤。而至清道光八年（1828
年）《宿松县志?风俗志》，记载更为具体：“十月立冬后，上冢增土，始修筑塘堰。是月，树麦已毕，农功寝息，报赛渐兴，吹豳击鼓，近或杂以新声，溺情惑志，号曰‘采茶’，长老摈斥，亦绌郑之意云。”
此处明确将 “采茶” 作为农闲报赛时的演唱形式，虽被斥为
“新声”，却反映了其从田间歌谣向舞台表演的演进。十月虽非黄梅主季，但结合前文四月 “田歌” 习俗可知，宿松的采茶调演唱已形成
“农事兴则歌起于田垄，农功息则戏成于戏台” 的完整脉络，而其源头，正是黄梅时节的田间劳作之歌。
方志记载与文人诗作形成了完美互证，共同勾勒出黄梅戏起源的生动图景。清道光年间（约 1821—1850
年），宿松解元赵世暹在其《东寅堂诗草?田家词》中精准描绘：“生怕分秧节候差，手叉泥脚水翻花。弯躬不暇伸腰起，却斗高声和采茶。”
诗句清晰记录了黄梅季节分秧插田的繁忙场景，农民即便弯腰劳作、无暇伸腰，仍要高声合唱采茶歌以解乏，直接印证了康熙县志中 “四月听田歌”
的民俗。同期宿松东乡文人胡性存《养性轩吟草》中亦有 “布谷声中夏正长，田歌竟唱采茶腔” 的诗句，将
“布谷声”（黄梅季节的标志性物候）与
“采茶腔”（黄梅戏的核心声腔）直接关联，点明了二者的时序共生关系。更有清代宰相、桐城人张英在《文端集》中写下《山中观农夫力田之苦》：“黄梅节近苦滂沱，正是山中力作多。雨湿短蓑泥没骭，农人犹听插田歌。”
这首诗跨越地域界限，印证了黄梅季节江南地区 “力作多” 与 “插田歌” 的普遍关联，而宿松作为江南农事核心区，其采茶调正是 “插田歌”
的典型代表，是黄梅戏声腔的直接源头。
这些早期歌调具有鲜明的草根特质：地域化的方言表达（宿松方言的平翘舌、前后鼻音特征融入旋律）、口语化的唱词内容（多取材于农事劳作、邻里趣事、男女情爱）、通俗化的旋律节奏（音域不宽，朗朗上口，便于田间传唱），与同样发源于宿松佐坝地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文南词” 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皖西南民间音乐的谱系。例如黄梅戏传统小戏《夫妻观灯》中的经典唱词
“矮子来看灯，挤得颈一伸；胖子来看灯，挤得汗淋淋；瘦子来看灯，挤成一把筋”，以诙谐俚俗的宿松方言入戏，生动再现了民间艺术的原生状态，其语言风格与宿松民间的采茶号子如出一辙。
四、符号升华：“黄梅” 情爱意象与戏曲内容的天成契合
“黄梅”
源自时节，但其最终能稳固为一种戏曲的专名，并非偶然，更在于这个词本身所承载的文学与文化意象，与这种戏曲的核心内容产生了美妙的共鸣与互文，完成了从
“时间符号” 到 “文化品牌” 的升华，实现了名与实的高度统一。
在中华古典文学中，“梅” 尤其是
“黄梅”，早已超越植物学意义，成为承载特定情感的文化符号，其情爱意象源远流长，深入人心。《诗经?召南?摽有梅》以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起兴，学者流沙河在《诗经现场》中精准解读：诗中 “摽有梅” 的 “梅”
即指黄梅果，描绘了古代女子将成熟坠落的黄梅果抛向心仪男子，以果实的 “熟透待采” 喻女子青春易逝、期盼求偶的急切心情，奠定了 “梅”
与婚恋主题的古老文化关联。至宋代，女词人朱淑真在《清平乐?夏日游湖》中写下 “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那 “黄梅细雨”
所营造的朦胧、私密、缠绵的氛围，成为炽热而隐秘的男女情爱的天然布景，将 “黄梅” 与情爱意象的关联推向更深层次。可见，“黄梅时节”
的阴柔、湿润、催生万物的情态，在文学想象中极易与男女之间的私密情感发生勾连，形成了稳定的文化联想。
早期黄梅调（采茶戏）的剧目内容，恰恰与此文学意象高度同构，形成了 “内容与符号” 的天然契合。其初期形式以
“两小戏”（小生、小旦）、“三小戏”（加小丑）为主，绝大多数以农村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劳动趣事、夫妻情感为核心题材，充满了质朴的生活气息与鲜活的人性温度。如《打猪草》表现男女童稚无猜的嬉戏打闹，《夫妻观灯》描绘新婚夫妇的喜悦与俏皮，《捡柴》《补背褡》《送郎》则聚焦爱情中的试探、牵挂与别离，即便情节简单，却因贴近生活而极具感染力。即便是后来被封建文人斥为
“淫戏”
的《余老四拜年》《蔡鸣凤辞店》等剧目，其核心仍是民间男女的情爱纠葛，展现的是真实的人性欲望与情感需求。可以说，表现乡村世俗情爱，是早期黄梅调与生俱来的、最本质的艺术基因。
当一种在 “黄梅时节” 采茶劳动中孕育、以男女情爱为核心题材的民间小调需要一个统一名称时，“黄梅调” 三个字便呼之欲出，达到了惊人的
“名实相符”。它既指明了该艺术形式活跃和生成的主要季节背景（黄梅时节 / 采茶季），又借用文学中 “黄梅”
与私密情爱的文化关联，精准概括了剧目的核心主题，同时上承 “采茶灯”“采茶戏”
的民俗脉络，兼具时序性、文化性与传承性。这种契合是如此自然、如此深刻，以至于 “黄梅调” 的名称一旦出现，便迅速取代了
“采茶戏”“采篮戏”“田歌戏” 等零散称呼，获得广泛认同与传播。旧时文人斥其为 “黄梅淫戏”，这 “淫”
字固然是封建道德对民间情爱表达的偏见与批判，却也从反面证实了时人对 “黄梅调” 内容与 “黄梅”
一词暧昧情爱意象之间内在联系的敏锐感知 —— 正是这种文化联想，让 “黄梅” 成为该戏曲形式最贴切的符号。
五、文化传承的呼唤与坚守
综上所述，“黄梅”
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首先且核心的含义是特定的梅雨时节及其气候特征（黄梅天），这一含义在诗词典籍、文人轶事、民间谚语与农事实践中均有广泛而坚实的支撑。结合宿松康熙二十四年《宿松县志》以来的方志记载、文人诗作、田野调查与民俗传承，我们有充分理由得出结论：孕育于宿松及周边区域的这一民间戏曲形式，其最初被冠以
“黄梅戏” 之名，并非源于湖北黄梅县这一地域标签，而是因为它诞生于 “黄梅季节”
这一特定时空，是季节符号、农事节律与情爱意象共同作用的文化产物。
然而，作为一名深耕宿松地方历史文化四十余载的研究者，行文至此，亦有几点心声愿与读者共勉，更愿向地方治理者发出恳切呼吁。黄梅戏的源头之争，早已超越单纯的学术探讨，关乎地方文化根脉的传承与守护，关乎文化自信的构建与彰显。令人遗憾的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早期阶段，黄梅戏的
“发源地” 标签被湖北黄梅、安徽安庆等地抢先注册，宿松因当时地方文化保护意识的薄弱与申报工作的滞后，错失了先机；同样，宿松作为
“不越雷池一步” 这一著名历史典故的发源地，“雷池” 文化品牌也被邻县望江县以 “雷池镇”“雷池酒”
等形式抢先布局，造成了珍贵文化资源的流失。这些遗憾并非因为宿松缺乏史料支撑，恰恰相反，宿松拥有最直接、最古老的文献证据，却因认知不足与行动迟缓，痛失文化话语权。
笔者在《黄梅戏与宿松》一文中曾系统梳理宿松在黄梅戏发展史上的 “十二个第一”——
包括最早的采茶调传唱记录（康熙《宿松县志》）、最早的古戏台遗址（松梅岭戏台）、最早的剧本记载（道光年间《宿松县志》“采茶”
条目）、最早的民间艺人谱系（宿松佐坝乡吴氏艺人世家）等。这些史料翔实、脉络清晰，至今尚未有包括黄梅县在内的任何地区能提出更充分的证据予以否定。尤其是康熙二十四年《宿松县志》对四月
“听田歌” 的记载，比民国年间各类文献提及 “黄梅戏”
名称早了两百余年，更从源头上印证了宿松作为黄梅戏发源地的历史必然性。然而，部分地方官员与文化从业者却持有
“非遗已被抢先申报，再考证历史无意义”
的消极态度。这种认知存在两大致命误区：其一，历史工作者的核心责任是挖掘、考证、还原历史本真，无论文化品牌是否被注册，史实的价值都不会因人为忽视而磨灭，还原真相本身就是对文化的敬畏；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并非
“一劳永逸”，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我国相关规定，对于具有多重起源地或传播地的文化项目，相关地区完全可以依据详实史料，申请
“联合非遗” 或补充认定。宿松拥有的 “十二个第一” 与明清方志的直接记载，正是最有力的依据 ——
唯有同台比拼史料，方能彰显历史本真，夺回本应属于宿松的文化话语权。
数十年来，笔者致力于宿松历史文化的挖掘与整理，自筹资金编纂《宿松古今纵览》，已出版三辑，第四至六辑书稿亦已完成校对，但因缺乏官方资金支持，全靠个人退休金与亲友资助印刷，如今已难以为继；多年来，考察松梅岭、彭泽等地的古戏台遗址、走访散居民间的老艺人、查阅康熙、道光年间《宿松县志》等珍稀古籍文献的工作，从未报销过一分钱办公费用，个人精力与经济压力日益沉重。更令人痛心的是，宿松地方存在的
“窝里斗” 现象与狭隘短视心态，让文化保护工作举步维艰 ——
在本届县志编纂过程中，主事者竟无视康熙以来县志的明确记载，将黄梅戏、雷池文化等宿松最核心的文化符号拒之县志门外，导致地方历史的断裂，令人扼腕叹息。
值得欣慰的是，笔者的研究工作曾得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陈贤中先生的高度肯定，也获得省地方志办公室几届领导的多次褒奖与鼓励。这份认可，成为我在困境中坚守的精神动力。天理昭彰，历史不会因刻意的忽视而被磨灭，真相终将在史料的佐证下得以彰显。我将始终坚守
“求真、求实、求准、求全、求深、求新”
的治学原则，不看人脸色，不仰人鼻息，继续深耕宿松历史文化研究，为还原历史本真耗尽余生之力。
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精神根脉，是维系民众情感认同的精神纽带，保护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宿松拥有黄梅戏、雷池文化等珍贵的文化资源，这是先人为我们留下的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是宿松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文化标识。期待更多有识之士能关注宿松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期待地方政府能给予民间文化研究者更多实质性的支持与包容
——
无论是资金上的扶持、史料查阅上的便利，还是学术观点上的尊重，都将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动力。让我们携手并肩，为还原历史本真、守护文化根脉而共同努力，唯有如此，方能告慰创造了灿烂文化的先人，惠及渴求文化滋养的后人。
作者注：2012年5月初稿，2017年6月有增改，2026年5月再充实、完善、润色、修改。本文如果从当初谋划开始，应该更早到笔者2007年6月面世的《黄梅戏与宿松》一文前后。这里公开的，采用了唐裕平先生2026年1月20日公众号上文章中的一部分材料。特此说明，并向唐先生致谢！欢迎唐先生就此问题持续跟进关注。也欢迎热爱黄梅戏的朋友们批评指正。本文在2026年主要是加进了唐先生文章中一些重要材料，其他的地方没有怎么动——包括像《宿松古今纵览》现在己出5辑，书稿己完成了6～10辑等等都没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