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唐利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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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唐利洲下乡了，到东北哈尔滨道外区农村。每年年底冬闲时他会回津，我们俩就聚在他家研究文学。曾经打算合作短篇小说《打井》，他已经写出了一部分，我的任务是帮他丰满和润色。他的专门记录杂事的小日记本的牛皮纸封面，有他亲笔画的一只蝈蝈，旁边著有“自鸣得意”的字样。不知是形容自己还是哪个十分自信者。我由这部半残子作品得知了打井需要“大锅锥”这个物件，得知了“旱象不轻”是说旱情严重，“头拱地也要把井打成”，就是天津话“喝雷子捣撇子也要把井打成”的意思——按照普通话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井打成”。但，一语成谶，这眼“井”真的没有打成，小说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他总结说：“生活积累不够，捉襟见肘了。”我没当过知青，自然帮不了他。那时大概在1973、1974年间。
唐利洲的父亲是一位早年的八路军游击队员，有过光荣的经历。但因文化不高或其他原因，解放后只在某国企当工人，一辈子任劳任怨，安分守己，与世无争，加之耳朵有些背，很多时候表情木然地看着你而无话。我和唐利洲有时聊天到深夜，就不走了，两个人在屋里的小床上，挤着睡下。他母亲过世得早，家里出出进进都是秃小子，唐伯也从未撵过我。我们的话题自然全是文学。后来我走上文学写作之路，看似偶然，其实有着十分、十分漫长的积淀之路。知青们彼时比较悲观，他和一起下乡的知青朋友相见，曾互称“难友”。后期的回城之路也十分崎岖，他曾把当时非常难买的、自己非常珍爱的成套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契科夫短篇小说集》全都送了出去，还为某办事人在东北买过木材木料。他一度主张年轻人应该脱俗，但现实又不时把他拽回了世俗。
全国恢复高考的时候，他还没回城，身在农村竟然一家伙考取了齐齐哈尔的一个大专，说起来也算不错了，但他放弃了，没去报到，等于浪费了一个机会和名额，因为他志存高远。待回津后，借了邻居的房子，把门窗玻璃用报纸糊死，闷头苦读。他原本是初中学历，此前在农村靠几本书自修了全部高中课程。面壁一个冬春、半个夏天以后，在众多应考学子中脱颖而出，一举考得天津市文科第四名，顺利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贸易系。说起来确是够牛了。但他在打算考研时患上乙型肝炎，使考研一事泡汤。他通过医药治疗和修习“鹤翔庄”气功得以痊愈。那时我正在部队当兵，与他通信颇多，至今我仍然保留着他寄给我的一沓信笺。我当兵因体力透支患有“坐骨神经痛”（其实是腰病），退伍回津后他也放假回津，我便跟随他在宁园松树下修习“鹤翔庄”，每次四十分钟至一小时。几个月后，我的坐骨神经痛的症状完全消失。那时宁园还有动物，我们练功时常常伴有虎、狼的嘶吼声。还有一位“李多奎派”的男老旦高亢的京剧演唱，声音往往传到很远。那是一段单纯无暇的人生经历。
此时，有东北的文学写作者赴京路过天津，和他面晤，谈的仍旧是文学，对方说写了一本萧军萧红故事的长篇小说《跋涉在生死场》，说是参考了萧军萧红曾经红极一时的散文集《跋涉》和长篇小说《生死场》，他把两本书的书名合在了一起。唐利洲对此表示赞赏。他在东北乡下最重要的朋友，基本都是文学爱好者或写作者。他让我看过一位与他合影的有身份的东北干部，这个人文质彬彬，面容和善，主管某一方面工作，没错，也是因为爱好文学，共同语言多而使两个人十分要好。唐利洲没有进行文学创作，但因为深谙文学而对各类作品颇有见地，能够对其成败得失一语中的。
大学毕业后唐利洲被分配到天津市政府下属的经济协作办公室工作，主管领导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刘文涛。刘文涛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很有水平，对唐利洲的才学十分赏识，但也要求严格。我见过唐利洲此一时期写的工作汇报和经济论文，见解独到深刻。他如果一直在这个部门干下去，可能会有不俗的成绩。但是时烟台经济开发区成立，招揽人才，他便在朋友帮助下应约前往了。家里对此持相反意见，唐伯发动我做说服工作，我也确实进行了劝阻，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奔赴烟台了。其间我们又有很多通信。应该说，他在烟台得到了很多锻炼，对社会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他的很多见解都体现在信札里。不久，他结识了女朋友陈清非，清非女士的父亲是彭德怀元帅的下属，曾经因为“庐山会议”与林彪见解相左而遭到打压和迫害。母亲是治黄（黄河）委员会工作成员。婚姻问题最体现一个人的价值观。他与清非一拍即合，顶着各种压力，坚决走到一起，“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了。他的硬笔书法个性鲜明，功底深厚，此时获得浙江省硬笔书法大赛二等奖。等于为他们的婚事送上了小小的祝福。
不久，天津经济开发区筹建，他又调回天津，进入天津经济开发区，在办公室工作。此时我正在干广告公司，曾经找他谈过业务。他因为硬笔书法厉害，天津经济开发区新建办公大楼各部门的门牌全是他的手迹。后来他在天津经济开发区调研室工作，应该说至此将文学“拾起来”是个契机，但他没有。此前他也曾十分痴迷气功，曾经跟随名家修炼多年。然后转入对佛学的研究，主修佛理，延续至今。进入一种自成系统与世无争的状态，一如父亲的生前。前几年我曾跟他一同去北京郊区拜访“在家出家”的佛学名士赵文竹，为新修的寺庙给予小小捐助，聊表心意。唐利洲曾经是个言辞犀利心直口快之人，逻辑思维极好，看问题往往直抵本质和根源，做为关系密切的朋友会喜欢这种风格，而做为工作关系则有可能得罪人；在写作上，若是文学作品或论文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而做为工作汇报、总结之类则有可能使领导不悦。我想，这可能也是使他选择修习佛理的原因吧，让自己的锋芒不必过于显现。
唐利洲是高于一般人的才子，至今我仍然期待他“拾起”文学，在自己人生的晚年写一部体现自己水平和人生价值的大作，给自己安慰也给朋友安慰。
（上图牌匾书法为唐利洲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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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洲留言：
这篇传记中有一点记错的史实是:我是先认识的陈清非，而又随后去烟台。其他溢美之处一笑了之，算是朋友发的福利吧！
《跋涉在生死场》的作者，是哈尔滨京剧院的一只京胡伴奏员，文学爱好者。我认识的那位语文学者是哈尔滨道外区教师进修学校的语文教师庞玉田。后调往黑龙江函授学院任教授。这些人对我的成长有很大影响，这一生我在学问上没什么成绩，是因为我是一个思维“外放”的人，终究没有老老实实的去用功，我是一个流浪汉风格的思维特征，终究还是辜负了自己的架驭文字和思想的天赋。岩波兄此生能成为一个多产的作家主要是“踻居”型的思维方式，能够长时期地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心不外驰。岩波兄终究是没有辜负自己的天赋！但我们两个人，共同点都是情商不足者，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又都很幸运，都找了一个好老婆！首先两位老婆都挺漂亮！这得益于凡是有点文学才气的人，骨子里都是“颜值控”！其次，两位老婆都是人性上的强者。你老婆是一个内外兼强的强者;我老婆是一个外弱内强的强者！生活中我俩都是各自活在她俩的羽翼庇护之下！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唐利洲下乡了，到东北哈尔滨道外区农村。每年年底冬闲时他会回津，我们俩就聚在他家研究文学。曾经打算合作短篇小说《打井》，他已经写出了一部分，我的任务是帮他丰满和润色。他的专门记录杂事的小日记本的牛皮纸封面，有他亲笔画的一只蝈蝈，旁边著有“自鸣得意”的字样。不知是形容自己还是哪个十分自信者。我由这部半残子作品得知了打井需要“大锅锥”这个物件，得知了“旱象不轻”是说旱情严重，“头拱地也要把井打成”，就是天津话“喝雷子捣撇子也要把井打成”的意思——按照普通话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井打成”。但，一语成谶，这眼“井”真的没有打成，小说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他总结说：“生活积累不够，捉襟见肘了。”我没当过知青，自然帮不了他。那时大概在1973、1974年间。
唐利洲的父亲是一位早年的八路军游击队员，有过光荣的经历。但因文化不高或其他原因，解放后只在某国企当工人，一辈子任劳任怨，安分守己，与世无争，加之耳朵有些背，很多时候表情木然地看着你而无话。我和唐利洲有时聊天到深夜，就不走了，两个人在屋里的小床上，挤着睡下。他母亲过世得早，家里出出进进都是秃小子，唐伯也从未撵过我。我们的话题自然全是文学。后来我走上文学写作之路，看似偶然，其实有着十分、十分漫长的积淀之路。知青们彼时比较悲观，他和一起下乡的知青朋友相见，曾互称“难友”。后期的回城之路也十分崎岖，他曾把当时非常难买的、自己非常珍爱的成套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契科夫短篇小说集》全都送了出去，还为某办事人在东北买过木材木料。他一度主张年轻人应该脱俗，但现实又不时把他拽回了世俗。
全国恢复高考的时候，他还没回城，身在农村竟然一家伙考取了齐齐哈尔的一个大专，说起来也算不错了，但他放弃了，没去报到，等于浪费了一个机会和名额，因为他志存高远。待回津后，借了邻居的房子，把门窗玻璃用报纸糊死，闷头苦读。他原本是初中学历，此前在农村靠几本书自修了全部高中课程。面壁一个冬春、半个夏天以后，在众多应考学子中脱颖而出，一举考得天津市文科第四名，顺利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贸易系。说起来确是够牛了。但他在打算考研时患上乙型肝炎，使考研一事泡汤。他通过医药治疗和修习“鹤翔庄”气功得以痊愈。那时我正在部队当兵，与他通信颇多，至今我仍然保留着他寄给我的一沓信笺。我当兵因体力透支患有“坐骨神经痛”（其实是腰病），退伍回津后他也放假回津，我便跟随他在宁园松树下修习“鹤翔庄”，每次四十分钟至一小时。几个月后，我的坐骨神经痛的症状完全消失。那时宁园还有动物，我们练功时常常伴有虎、狼的嘶吼声。还有一位“李多奎派”的男老旦高亢的京剧演唱，声音往往传到很远。那是一段单纯无暇的人生经历。
此时，有东北的文学写作者赴京路过天津，和他面晤，谈的仍旧是文学，对方说写了一本萧军萧红故事的长篇小说《跋涉在生死场》，说是参考了萧军萧红曾经红极一时的散文集《跋涉》和长篇小说《生死场》，他把两本书的书名合在了一起。唐利洲对此表示赞赏。他在东北乡下最重要的朋友，基本都是文学爱好者或写作者。他让我看过一位与他合影的有身份的东北干部，这个人文质彬彬，面容和善，主管某一方面工作，没错，也是因为爱好文学，共同语言多而使两个人十分要好。唐利洲没有进行文学创作，但因为深谙文学而对各类作品颇有见地，能够对其成败得失一语中的。
大学毕业后唐利洲被分配到天津市政府下属的经济协作办公室工作，主管领导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刘文涛。刘文涛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很有水平，对唐利洲的才学十分赏识，但也要求严格。我见过唐利洲此一时期写的工作汇报和经济论文，见解独到深刻。他如果一直在这个部门干下去，可能会有不俗的成绩。但是时烟台经济开发区成立，招揽人才，他便在朋友帮助下应约前往了。家里对此持相反意见，唐伯发动我做说服工作，我也确实进行了劝阻，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奔赴烟台了。其间我们又有很多通信。应该说，他在烟台得到了很多锻炼，对社会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他的很多见解都体现在信札里。不久，他结识了女朋友陈清非，清非女士的父亲是彭德怀元帅的下属，曾经因为“庐山会议”与林彪见解相左而遭到打压和迫害。母亲是治黄（黄河）委员会工作成员。婚姻问题最体现一个人的价值观。他与清非一拍即合，顶着各种压力，坚决走到一起，“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了。他的硬笔书法个性鲜明，功底深厚，此时获得浙江省硬笔书法大赛二等奖。等于为他们的婚事送上了小小的祝福。
不久，天津经济开发区筹建，他又调回天津，进入天津经济开发区，在办公室工作。此时我正在干广告公司，曾经找他谈过业务。他因为硬笔书法厉害，天津经济开发区新建办公大楼各部门的门牌全是他的手迹。后来他在天津经济开发区调研室工作，应该说至此将文学“拾起来”是个契机，但他没有。此前他也曾十分痴迷气功，曾经跟随名家修炼多年。然后转入对佛学的研究，主修佛理，延续至今。进入一种自成系统与世无争的状态，一如父亲的生前。前几年我曾跟他一同去北京郊区拜访“在家出家”的佛学名士赵文竹，为新修的寺庙给予小小捐助，聊表心意。唐利洲曾经是个言辞犀利心直口快之人，逻辑思维极好，看问题往往直抵本质和根源，做为关系密切的朋友会喜欢这种风格，而做为工作关系则有可能得罪人；在写作上，若是文学作品或论文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而做为工作汇报、总结之类则有可能使领导不悦。我想，这可能也是使他选择修习佛理的原因吧，让自己的锋芒不必过于显现。
唐利洲是高于一般人的才子，至今我仍然期待他“拾起”文学，在自己人生的晚年写一部体现自己水平和人生价值的大作，给自己安慰也给朋友安慰。
（上图牌匾书法为唐利洲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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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洲留言：
这篇传记中有一点记错的史实是:我是先认识的陈清非，而又随后去烟台。其他溢美之处一笑了之，算是朋友发的福利吧！
《跋涉在生死场》的作者，是哈尔滨京剧院的一只京胡伴奏员，文学爱好者。我认识的那位语文学者是哈尔滨道外区教师进修学校的语文教师庞玉田。后调往黑龙江函授学院任教授。这些人对我的成长有很大影响，这一生我在学问上没什么成绩，是因为我是一个思维“外放”的人，终究没有老老实实的去用功，我是一个流浪汉风格的思维特征，终究还是辜负了自己的架驭文字和思想的天赋。岩波兄此生能成为一个多产的作家主要是“踻居”型的思维方式，能够长时期地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心不外驰。岩波兄终究是没有辜负自己的天赋！但我们两个人，共同点都是情商不足者，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又都很幸运，都找了一个好老婆！首先两位老婆都挺漂亮！这得益于凡是有点文学才气的人，骨子里都是“颜值控”！其次，两位老婆都是人性上的强者。你老婆是一个内外兼强的强者;我老婆是一个外弱内强的强者！生活中我俩都是各自活在她俩的羽翼庇护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