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多磨——从额济纳到北京作者/张宝琳
2023-10-15 00:54阅读：
哭也春秋，笑也冬夏。1970年大学毕业，在甘肃省金塔县农宣队锻炼一年后，我们被分配到了“停骖一顾犹魂断”的居延海边的额济纳旗。在旗政府所在地达莱库布镇的额济纳旗中学工作和生活了十一年。两个单身变成了四口之家，一子一女都快要上小学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想离开这里。但没有关系，单位也不可能放我们，便只能苦熬着。南方已在希望的田野上播种了，春寒中的太阳才把光芒洒向了冰川冻土，洒向了遥远的戈壁荒漠，化冰解冻缓慢而艰难；西北风吹到那里被风沙深深掩埋的种子也要发芽了。1979年，我和妻子晋芬决定报考研究生，试试运气，以求走出额济纳。
01
我并不怕考试，经历过的两次重要的考试我表现都还可以。1962年初中升高中时，当时全县唯一的完全中学武山一中只招收30名学生，追加10名备取生，共录取了40名高一新生，考生中除了一中本校生，还有位于洛门的武山二中的初三毕业生。想当初进中学时，我们初一有六个班，每班60人，泱泱360人，而到高一，剩下不到30个人了，流失和淘汰率之大，由此可见。招考结果在全校张榜公布，我名列第四；1965年高中毕业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我考了甘肃省第六名。此事前有专文细述。但这一次考研究生，荒废十年后我心里没底。
报考什么专业呢？考大学时曾系统地复习过中国历史，平常也喜欢看有关历史方面的书籍与文章。思来想去，决定报考西北师大历史系金宝祥先生隋唐史专业的研究生。金先生浙江人，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当时西北师大三位终身教授之一，专于隋唐史研究，在学界有相当声誉。其培养的研究生有多位活跃在学界一线。当年在学校读书时，就知道先生的大名。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在额旗，没有图书馆，找不到专业书，更没有专业方面的人士咨询和辅导。我们家有的只是一套借来的中学历史课本（当中国通史读）和一本晋芬父亲1960年代买的《辞海》。就这本《辞海》，还是两人共用。不过，《辞海》里我认为重要的词条都反复熟读有的都能背下来了。
1980年5月6日，忐忑不安的我，乘班车，穿沙漠，过戈壁，经两天颠簸，来到阿拉善盟的首府——阿拉善左旗的旗政府所在地——巴音浩特镇，参加研究生考试。考试时间是10、11号两天。考试科目是政治、外语和专业。英语不怯，毕竟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英文讲座开办后，我俩克服收听困难坚持学了几年；再说当时所有考生的英语水平普遍
不高。政治历来都不是我的强项，期望不高。专业课的考试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为名词解释，10个名词解释，共50分，考历史基础知识；后一部分两道研究题，考研究能力。前一部分我答得很顺手，大部分都是我在《辞海》里熟读过的。研究题以前没有接触过，缺乏这方面的熏陶和锻炼，就按自己的揣测和理解胡乱写了一通，觉得力不从心。心想，尽人力而后听天命吧！
考试结束，还不能回去，得等两天班车。那就看看左旗的景观吧。左旗人口比额旗多，房屋比额旗稠密。印象中巴音浩特镇好像只有一条主街道，由高往低，挺长，两头都伸到戈壁了。每天在饭馆捡便宜的吃。在兰州上学时，酒泉路上有一家山西削面馆，招牌很诱人，但没钱，始终没进去过，也不知道削面是什么样子。旅馆附近有一家削面馆，价格还可以。虽有工资了，也不敢买个炒菜吃，便顿顿是削面，吃了个够。浇面的卤汁是用骆驼肉做的，10年来已习惯了吃骆驼肉，吃得还满香。连来带去10来天，车票、旅馆、吃饭花了不少钱。心里五味杂陈，木然到家。见到晋芬，说不出个所以然，自觉愧对妻子儿女……
02
晋芬决定报考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罕见或仅有的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暨各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从社会上招考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被录取人员将直接进入各院所工作，以解十多年文化饥荒后研究人员缺失，各项研究难以开展推进之困。此消息赫然公告于《光明日报》，晋芬想试试。
她的考试时间是5月30和31号，地点在兰州大学。我一回来，她就收拾出发。她父母家在兰州，能顺便看看父母和日夜思念的孩子们。晋芬如果考上，就会成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的正式研究人员，不再分配，户口随迁，离开额济纳的夙愿就可以实现了。当时，兰州就是我们心目里的天堂！
和我不一样，晋芬进修了一年英文，看到了外面世界的变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学到了知识。专业方面，也在一位刚进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做研究工作的学姐的帮助下，做了尽可能的充分准备。
笔试前先要提交中、英文两篇论文，取得笔试资格。晋芬的英文论文是她在西北师大进修时自己东拼西凑搞出来的，请系上的一位老师看了看。中文论文是她充分发挥自己的写作才能写的，没请人修改。两篇都通过了，取得了笔试资格。
5月30日考政治和英语。英语试卷里有英译中部分，她慢慢地就看出是《共产党宣言》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的两段。翻译得准确不准确说不上，但大方向觉得没错。在当时大部分的考生只能在认识的单词下面注上中文权当翻译的特定情况下，她应当是
矬子里的大个了。
这里有个小插曲：焉姓在全国罕见，只要是姓焉的，就很可能是一家人。她最小的妹妹在兰州教育学院学英语时，语法课的老师是从兰州大学请来的。他看到小妹的姓名，便问她焉晋芬是她什么人，小妹回答是她的二姐。这位老师便告诉她，晋芬考社会科学院的英语试卷是他批阅的，考得不错。我们才知道当年的英语试卷是由甘肃省判的，同时猜想政治试卷也是由甘肃省判的吧。
5月31日考专业。晋芬一早到了考场，看见考场门上贴的通知说，北京飞机晚点试卷未到，下午再来。她就在兰大校园里转悠，心里翻江倒海，想象着会有什么样的考题。下午试卷来了，按时开考。展开考卷，她眼前一亮，名词解释和研究题都不陌生。于是,
有了信心，略为思考，便奋笔疾书。不时需要加纸。晋芬写字惯于出格，字大，在无格子的十六开纸上一口气往下写。写完后，为便于阅卷者批阅，她特地把试题和答卷整理好，标了页码，记得总共37页。引来监考人员驻足观看。期间，有人很快就交卷，早早离场；也有人不写坐着，直到结束。她感觉专业考得酣畅，心情放松了许多。
考试结束后，她约了在兰州上学的她班上毕业的学生们，带着两个孩子，到五泉山公园游玩。在兰州见到老师，学生们都很高兴，我们的孩子晶晶和小虎子他们都很熟悉，大家在一起吃喝玩乐，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返回额旗时，一位在兰州军护校上学的女学生也要回家，便和晋芬同行。学生是军人，可以乘军列到额旗，于是俩人就在连接军列的清水火车站下车换军列。岗哨一看学生是军人，就放行了。没想到在核心地带再检查，晋芬不是军人，不能过。她得退回清水，再经酒泉回额旗。她让学生自己乘军列回额旗。学生不肯，硬是陪着她从清水到酒泉再乘班车回去，花上旅馆费和车费（军列免费）以及两天的折腾，绕了个大圈才回家。学生如此尊重体贴她，让晋芬很感动。
8月中旬，从兰州传来惊人消息，晋芬考到北京了！这太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的目标是兰州，哪敢奢望北京。消息是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传来的，因为晋芬报考的是该院。据说她的专业成绩考了93分，答卷是在北京批阅的。后来才知道，该试卷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室的学者们传阅了。北京要录取她！消息好得失真，我们只能半信半疑，默默地等待正式录取通知。
我落选了，但虽败犹荣。事后得知晋芬父母在西北师大的朋友和金先生相熟。通过朋友了解到金先生看了我的试卷，对我印象深刻。以为我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曾专门到办公楼的招生办去查看我的背景。他认为我的基础知识很好，尤其是对
“八旗”和“八旗军”的解释非常到位（这一词条我在《辞海》上熟读而且背下来了，焉能不好？）。他让来人转告我明年再考，他要招我。这个消息对我是一种安慰，也是鼓励，让我还存一线希望。如果晋芬也落选，我就再拼
一次。反之，我就不打算再考了。我不是个目光远大的理想主义者，此次试场一搏只是为了离开额旗。
考试结束后，晋芬和她在兰州上学的学生以及两个孩子在五泉山公园游玩。照片上的每一位学生后来在各自的领域均有建树：或国营大型企业领导；或处长；或教授、副教授；或省级著名主治医。
03
等待晋芬录取通知的日子是漫长的，度日如年！直到十月十二日，晋芬接到一份从酒泉发来的电报，说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派来的，要来额济纳旗对晋芬进行面试。我们才知道考试还在继续，这是第三步。
消息惊动了我们，惊醒了远在天边的额济纳，惊动了纳林河畔孤陋寡闻的整个旗中学师生。我们还一直傻傻地等着录取通知书，这才到哪儿啊？离那一步还远着哪！但这也证明了兰州传来的消息是真的。北京派专人从祖国的心脏到额济纳来面试晋芬，可见他们对待这件事的严肃和慎重。
接到电报后我俩彻夜难眠，翻来覆去地设想和讨论他们会如何面试以及晋芬应如何应试等等，想方设法地积极准备各种临场补救措施。
等了两天，第三天晚上，全校教职工正在如常进行政治学习，隔壁校长室传来电话声，是从酒泉打来的，找晋芬接电话。晋芬到校长室接起电话，来人说他们是从北京来对她进行面试的。本想是直接到旗上来见她，但他们需要办进入额旗的边境地区通行证，还需要等几天后的班车，很麻烦。问晋芬是否可以
来酒泉与他们见面。晋芬能说什么呢？只能是可以，但要向领导汇报并请假。接完电话，晋芬给领导一说，一场严肃的政治学习就在教职工们的惊讶与嘈杂声中结束了。
由于接下来的两天都没有去酒泉的班车，晋芬便请校长给旗保卫部打电话要求出证明让晋芬乘军列借道去酒泉；次日拿到保卫部的证明，又想办法求人打听从旗上（达莱库布镇）到军用火车站的便车。因为从旗上到军用火车站没有公共交通。
第三天凌晨晋芬即乘便车由旗上到军用火车站，再等军列；乘军列到清水火车站时，天色已晚，错过了当天途径酒泉的火车，只好在清水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等待次日去酒泉的火车；再乘火车到酒泉火车站，再转乘公共汽车到北京来人下榻的酒泉地区招待所。办理手续后，她也住到了地区招待所。
临行前旗中学教导主任给她开了张写有“请进行正常面试”的介绍信。不正常的环境产生不正常的心态，这倒是正常的。事实上，见到北京来人后，她并没有出示这份提醒对方要“正常面试”的介绍信，因为他们确信来者就是晋芬本人。
十月中旬，天冷了，晋芬穿着在金塔农宣队下乡时穿过的棉制服，一见面就给对方留下了简朴的印象。北京来了两个人，一位是哲学研究所人事处的处长，另一位是专业研究人员，双方在地区招待所会议室见面。与我们的想象相反，来人没有架子，待人热情、随和，“面试”气氛很和谐。不像我们所顾虑的要当面”考“什么。就像拉家常：晋芬父母家、我们的小家、她的成长经历、平常读些什么书以及个人的爱好……等等，谈了很久，有三个多小时吧。但最终他们没有对晋芬做任何承诺。
不过，晋芬能感觉到：他们对她一个女同志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生活工作了那么久深表同情，不乏恻隐之心。
“面试”结束，北京来人要走了，晋芬送他们离去，望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身影，觉得自己的心和全部的希望都让他们带走了，心里空落落的，思绪万千……。她在酒泉街上无心无绪，不知所措地逛达了两天，再等班车回到旗上。
回来后，她详细地告诉了我这次见面的经过和细节，但我们得不出什么结论。只能是悬着一颗心，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度过每一天。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又是大约两个月后，终于在1980年十二月的中旬，晋芬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签发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录取通知书”。屈指一算，从五月三十日考试到十二月中旬接到录取通知，用了五个半月的时间！
这张录取通知书在几千人的达莱库布镇无疑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就像她的一位学生说的“把额旗的大礼堂都能炸平”，石破天惊！人们都知道旗中学的一位女教师考到北京了。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看来真的要离开额旗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多少年的不断学习和积累，才让晋芬抓住了这次机会。她从小就是一个积极向上，努力学习，全面发展的模范学生。她性格中有一种勤于思考、
勇于探索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小学时就被同学们誉为“大文豪”；初中一年级暑假，学校号召“破万字关”，她以自己在工地上劳动的体验，写了一篇
《在工地上》，破了万字。老师不相信是她所写，确认后说，“可以发表了“。初中毕业，家里孩子多，日子紧巴，母亲希望她考卫生学校，早点毕业帮衬家里。负责招生的老师一看她的成绩单，说“我的姑娘如果能有这么好的成绩，我就让她上高中、读大学了。”
父母为此又讨论了一番，这才让她上了高中。
1965年的高考，受家庭政治条件的影响，她未能到北京上大学。大学时，她写的庆祝““七一”党的生日的一首长诗，系上老师看了，当面表示不相信是她写的。在额旗中学，她用诗句串写革命歌曲联唱，让自己班的学生表演，好评如潮，但老师们不相信诗是她写的。接到录取通知后，一位同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一次我俩在她家串门聊天时，晋芬看见她家里的杂志，便看起来，忘了聊天。我们走后，同事拿过杂志，看晋芬看的什么文章，那么专注。一看是篇他们通常不看，也看不懂的文章……
好事多磨！随正式录取通知书还附有一张社科院院招办的通知，“……因我院条件所限，逐步才能调进京。具体到京报到日期另行通知。在未接报到通知之前，请不要进京，安心在所在单位工作。希望你单位协助我院做好此项工作……”。校长看到后说，“你看的是前一张，我看的是这一张”。“逐步进京”，没关系，心想这么长时间都等过来了，还会再等多久呢？等！
心情好，时间过得快，很快就放寒假了，回家看看家人和在兰州上学的孩子，释放释放多半年紧绷的神经。我们回到兰州、武山，给大家展示录取通知书，家人自是十分高兴，摆酒设宴，庆贺一番。走亲访友，过了个多年来最宽心、愉快而祥和的春节。
回来后就到1981年的二月底了，接着给学生上课，同时耐心地等待进京的通知。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只能按照录取通知书附页上说的“安心在所在单位工作”吧。
04
时间长了，各种说法就在这小小的镇子上蔓延。额济纳旗和北京，额济纳旗中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距离太远，差别太大！大家议论猜测都很正常。有人说早知道晋芬父亲有历史问题，北京怎么会要她？有人说，晋芬考的是冷门；有人说晋芬的舅舅在中央工作。社会现实让人们最易相信这些传言。中学的一位有资历的副校长，当着晋芬的面说“这是照顾女的”；更有怀疑她是通过某种不正当的手段获取了这张进京通行证……。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所谓“社会百态”。但有些人应该动动脑子：晋芬如果有一个在中央工作的舅舅，我们能被分配到额旗一待就是十多年吗？考卷上没有姓名和性别，应该属于绝密，她如何被照顾呢？对如此这般的风言风语，我们只能选择沉默。
到1981年的七月了，接到录取通知都半年多了，依然没有报到音信。晋芬一直和面试过她的那位人事处长保持着密切联系。人事处长也尽职尽责，有信必复，让她耐心等待。
我们从冬天等到春天，又从春天等到夏天，又该放暑假了，晋芬决定利用暑假亲自去北京看个究竟。晋芬的父亲正好要去北京办事，她就陪父亲一起带着小虎子上了北京。
1981年暑假，祖孙三人到了北京。她父亲出生在北京清华园小营村，在清华园里的清华大学新旧交替的教育体制中完成了学业。求学时因字写得好曾给著名的历史学家翦百赞抄过书稿。抗战伊始即投身于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等所倡导的中国工业合作事业，先后被派往榆林、延安、兰州等地支援抗战，为中国工合在西北地区的创建和合作经济发展出力。卢广绵，中国工合创始人之一，在来往的信件中充分肯定了他抗战时期在兰州为甘肃省政府创建工合经济合作供销机构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后来她父亲定居兰州，日久它乡变故乡。这次他到北京是去会见卢老，商谈中国工合恢复振兴事宜。顺便探望多年未见的亲戚和朋友们。
晋芬在北京没有舅舅，但有三个姑姑。她大姑家在东四，大姑父早年做小买卖，有一套自己的四合院。她和小虎子第一次到大姑家，跟着父亲住在那里。一打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离她大姑家不远，步行的距离。
晋芬找到社科院，找到哲学所，找到人事处长。人事处长很热情，说一直在积极努力通过院部和国家人事局协商录取人员的进京指标。她想，自己既然来了就应亲自到院长办公室去说明情况，努力一把。当时院长是邓力群，办公地点不在社科院。具体事情都是由力群办公室处理。处长建议晋芬给“力群办”写封信，由他们转过去。晋芬按处长的建议写了信，谈了自己的情况和迫切心情。哲学所很快就接到“力群办”的电话，说可以和晋芬谈谈。但她客居北京，人不在社科院，没手机的年代如何能立马联系到她？于是，哲学所人事处长去“力群办”代晋芬谈了争取早日进京的事情，“力群办”回答，院部还在积极联系国家人事局，争取尽早解决。请耐心等待。
晋芬还拜访了伦理学研究室的主任。她在北京走到哪里都要带着孩子，但她力求办正事时不让孩子出现。她去所里见人事处长，就让孩子在院部大院玩，或者给本小人书看。社科院研究人员不坐班。她去那天，室主任不在所里。听说主任家离院部不远，就走着去了。她把孩子安排在楼下一个地方，告诉他不要乱跑，一会儿就回来。
室主任很热情，也在为不能帮被录取人员尽快报道而着急。他正在组织召开全国伦理学会议，准备给各地有关学者发出九月安徽黄山会议的邀请函。主任也给了她一份参加会议的邀请函说，“你既然被录取了，那就是社科院的人了。先参加会议，了解了解目前伦理学研究的进展情况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顺便也缓解缓解等待进京的焦虑心情”。
主任很关心她，问了很多，他们聊了不少。送她下楼时，看见了小虎子，很亲切地说：“为什么不让孩子到家呢？”
其实，晋芬心里早已很焦急，怕孩子一个人在楼下等，不安全。但这是公事，首次见室主任，自己都胆怯，哪敢带孩子去人家家里？后来她常为此自责，后怕！小虎子是个好孩子，听话；北京的社会治安也真好。她感觉北京人和地方上的人待人不一样。
他们祖孙三代三个人此次在北京盘桓多日。父亲年事已高，晋芬便陪着父亲去见卢老。父亲以女儿为荣，卢老对晋芬也刮目相看，亲切和蔼。父亲与卢老谈了很久，主要是关于近期如何在北京培训工合积极分子，以便乘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在全国恢复组织，发扬合作精神；以及如何恢复甘肃工合组织等。卢老也详细问及了相识的兰州工合老友们。
父亲特意带着晋芬和小虎子回到几乎全要被括进清华大学校园的小营村，拜访了亲戚们，并被留在那里吃了饭。父亲指着麦田边场院里的三间房说，那是咱家的老屋。他们还去清河看望了在清河毛纺织厂的二姑一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又去看望了在昌平农村的三姑一家，三姑父已脱离农务，在当地的景泰蓝工厂工作了。多年未见，一家人甚是热情。此外，晋芬还带着小虎子去了清华大学主校区，故宫、北海公园、颐和园等地游览了一番，让孩子开开眼界，涨涨见识。
05
回到额旗后，晋芬带着会议邀请函去找校长谈参加会议一事，校长说他作不了主，要由文教局定夺。晋芬便到文教局找局长。局长和我们在旗中学共过事，据说是内蒙古师院中文系67级毕业，调干生。当时复旦大学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未公开发行前，先是他借我的看，后来是让我在复旦大学上学的朋友每期给我多寄一份给他，而且不收他的钱，直至该杂志公开发行。他也曾送我两袋奶粉回谢。彼此都了解，应该说关系还可以。他在旗委当过秘书，他的和我们在同一中学工作的妻子常常不无骄傲地对她的学生们说，“他在刘书记（旗委书记）身边工作。”
前面说过，旗中学开始办托儿所，就是因为他们有了孩子才开始的。
局长在院子里把会议邀请函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沉吟一会儿，说：“哪什么山我们也没有去过，……
再说你也写不出什么像样的论文……”。然后，他又仔细研究那张会议通知，四个指头捻来捻去，彷佛纸里有夹层；又把会议通知举过头顶，对着太阳光照了照说：“这像是先盖的章，后签的字。”
接着，用鄙夷质疑的眼光盯着晋芬。晋芬没说话，也不知说什么。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更何况当官的面对的是蚁民的我们！黄山会议就这样泡汤了。这份会议邀请函在他眼里也变成了一张不光彩的废纸。
后来，我们有幸见到一位主管副旗长，提到了此事，该旗长明确表示：“他这么做是错误的。能参加这样的会议，应该是我们旗的光荣。当时你们为什么不找我呢？”多年后闲聊，哲学所人事处长说，那位文教局长曾给社科院写信要求调查晋芬在这次考试中有无不正当的行为。
九月就开学了，晋芬照常给学生上课，同时十分焦急地等待进京的通知。她不断地给北京写信，望眼欲穿。慢慢地怀疑和鄙夷的目光不时投来，周围人们对晋芬家庭的政治背景越发怀疑，来自各方的议论也慢慢变成了嘲笑和讽刺。不得已，晋芬就不时拿出录取通知书给质疑的人们看。但通知是通知，议论是议论。两股道上的车，合不到一处。压力山大！慢慢地，就连我们自己都开始怀疑起来，不断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这事真的能实现吗？
盼了星星，盼月亮，一月又一月。从1980年的8月听到消息，一直到1982年的元月中旬，跨了三个年头，终于收到了元月6日由社科院哲学所人事处发出的信。信是这样写的：“焉晋芬同志：国家人事局已于12月30日批准你来北京工作。批准文元月6日发来我院人事局。估计元月中旬可发你县组织部，只批准你一人，住处由自己解决。接文来电告。哲学所人事处
1982年元月6日” 。
在接到这封信的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局的调令也已经到了旗委组织部，旗委组织部的一位资深干事特意到学校慎重地给晋芬通知这件事。接到报到通知的第二天学校就要放假了，临走前，校领导召集会议，给晋芬根据她在旗中学十年来的工作表现，做了个鉴定。
接着，她到旗委组织部办理手续。这时见到的组织部的人就都很热情了。还有，这份调令还需要旗委书记签字。还是那位老资格的女同志领着晋芬到旗委会议室那里，让晋芬在走廊等着。旗委书记正在召集各单位头头开会，那位女同志径直走到正在讲话的旗委书记跟前，让书记看了调令并请他签字。书记的讲话被打断很不高兴，但看了调令后，还是签了字。
让人不解的是，一个不是党员的一般群众，要到组织部而不是人事局办理手续，一个普通干部的调动还需要旗委书记的签字吗？是否每个调动的人员都必须这样？后来，我离开时就是到人事局而不是组织部，更没有旗委书记签字这个程序。由此可见晋芬考北京这件事在旗政府处理的公务中还是不一般的。
再有几天就过旧历年了。俩个孩子早在1979年就留在了兰州。我们俩决定在额旗过最后一个春节。十一年来，我们还是交了些朋友，同事、学生家长以及早年的学生们，临别前免不了互相聚聚，道个别。初三过后，晋芬离开了她工作生活过十年之久的，一个难忘的、给了我们丰富的精神财富的“漠漠平沙际碧天”的地方——天边的额济纳。
因为生女儿，晋芬比我来得晚，1972年二月到额旗，1982年二月离开额旗，整整十年。我这里很快又要开学了，不能陪她一同前往。她带上一个行李卷和一个木条箱，独自一人前往兰州和父母、子女和姐妹兄弟过了一个高高兴兴、热热闹闹、团团圆园的元宵节。然后，告别大家前往人生的下一站——祖国的首都北京。
